我大舅在工地摔了，人没救回来。包工头赔了一百万，打到了我姥爷卡上。

我姥爷七十四，一个人住在老单元房里。钱到账第三天，他没吭声，自己坐公交车去镇上，取了十万块现金回来。晚上把我妈和我小姨两家人叫到屋里，桌子上就放着那沓钱，用红塑料袋裹着。

红塑料袋是菜市场装土豆的那种，边角磨得发毛，被钱撑得鼓鼓囊囊，放在掉漆的木桌上，像块扎眼的红补丁。姥爷坐在主位，烟袋锅子在桌腿上磕得邦邦响，火星子溅到地上，很快灭了。他没看那沓钱，也没看屋里的人，只是盯着墙角结的蛛网，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老大走了，这钱是他用命换的，不能乱花。”

我妈眼圈立马红了，想说什么，被我爸悄悄拽了拽胳膊。小姨夫下意识往前探了探身，又赶紧缩回去，手在膝盖上蹭来蹭去。屋里静得能听见窗外老槐树的叶子响，那沓钱就安安静静躺在那儿，红塑料袋反射着昏黄的灯光，透着股说不出的沉。

其实大舅活着的时候，最疼姥爷。工地上发了工资，不管多忙，总会绕到老单元房，给姥爷带两斤刚出锅的糖糕，或者一瓶散装白酒。姥爷牙口不好，糖糕得泡在粥里软了才吃得动，可他总说不好吃，让大舅下次别买，转头却把糖糕藏在橱柜里，慢慢吃。有回大舅在工地受了伤，胳膊上缝了五针，回来愣是没说，还是姥爷洗澡时看见他胳膊上的纱布，硬拉着他去诊所换药。姥爷那时候骂他：“你个憨货，身子是自己的，挣钱哪有命金贵？”大舅只是嘿嘿笑，说工头催得紧，耽误一天就少一天工钱，家里俩孩子还等着交学费。

姥爷这辈子过得紧巴。年轻时候在砖窑厂拉坯，落下了腰疼的毛病，阴雨天就蜷在炕上哼哼，却从没跟儿女伸过手。我妈和小姨出嫁时，他每人就给了一床新棉花被，还是自己种的棉花，连夜弹的。后来俩女儿日子渐渐好起来，想接他去城里住，他死活不肯，说老房子住着踏实，院里能种点青菜，门口能跟老伙计下棋。其实谁都知道，他是怕给儿女添麻烦，更怕看女婿们的脸色。

那一百万到账的头天晚上，邻居看见姥爷在楼下的小花园坐了半宿。凌晨天刚亮，他就揣着存折去了银行，银行柜员劝他，这么大笔钱，存定期利息高，还安全，可他只是摇头，说得留着随时能用。回来的路上，他绕道去了大舅生前常去的那家小卖部，买了一瓶大舅爱喝的散装白酒，揣在怀里，慢慢走回了老单元房。

此刻，姥爷终于抬眼，目光扫过屋里的人，最后落在我妈和小姨身上：“这十万，给老大的俩孩子分了，老大媳妇一个人拉扯俩娃不容易，学费、生活费都得花钱。”他顿了顿，烟袋锅子又点了起来，烟雾缭绕中，皱纹堆起的眼角泛着水光，“剩下的九十万，我存着。我老了，用不了多少，以后你们谁有难处，吱一声，这钱能帮衬就帮衬。但有一条，这是老大的命钱，谁也不能拿去买房买车，胡吃海喝。”

小姨忍不住哭出了声：“爸，您年纪大了，身边得留着钱，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姥爷摆摆手，打断她：“我身子骨硬朗，能自己照顾自己。老大走了，我得替他看着，不能让他的血白流。”他拿起那沓钱，红塑料袋摩擦着桌面，发出沙沙的声响，“明天我就把这十万给老大媳妇送过去，剩下的，我存成定期，密码是老大的生日。”

屋里的人都没说话，只是看着姥爷枯瘦的手，紧紧攥着那个红塑料袋。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透过窗户照在钱上，红塑料袋显得格外刺眼。姥爷又磕了磕烟袋锅子，站起身：“天不早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常来看看我就行。”

众人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姥爷还坐在那个位置，背对着门，身影佝偻得像一棵被霜打过的老玉米，桌上的红塑料袋，在昏黄的灯光下，依旧扎眼。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脚步声渐行渐远，只有老单元房里的那盏灯，还亮着，映着一个老人和一沓用命换来的钱，在漫漫长夜里，沉甸甸地压着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