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农村老太来部队寻儿子，报出姓名后，发现她是司令员的母亲|司令员|司令部|排长|黄安

1947年12月的一天清晨，豫北战线上大雾漫天。第三纵队司令部正忙着研究铁路破袭的新方案，门口却突然出现三名警卫护送的一位灰衣老妇。老人拄着竹杖，鞋底已经磨破，仍执拗地说：“我要找陈锡联，他是我儿。”这句话像是冷风穿堂，立即搅乱了紧张的军令气氛。

陈锡联闻讯赶出营房，刚抬头，脚步僵住。对面那张布满风霜的脸，他再熟悉不过。母亲！十八年不见，如今突然闯到自己的指挥所，他竟一时间张不开嘴。母亲却先喊出一句：“狗娃！”声音沙哑，却带着昔日黄安山沟里才有的亲昵。母子相拥，泪水浸透了军棉大衣的肩头，旁边的参谋们全都悄悄转身，假装检查地图。

要把这一幕读懂，得把时间拨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15年，陈锡联出生在湖北黄安县。大别山区土壤瘠薄，家里几乎看不见余粮。父亲体弱多病，药罐子成了家中最贵的摆设。母亲为了治病，典当完了唯一的铜盆。孩子们饥一顿饱一顿，小小陈锡联很早就知道“穷”两个字写在骨头缝里是什么滋味。

更难的还在后面。父亲弥留之际留下半句叹息，“实在不行，卖闺女吧，总得给我买口棺材。”母亲哭到声音沙哑，终究没能力翻盘。姐姐就在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里，被陌生人牵走。那一年，陈锡联九岁。送走骨肉后，葬完丈夫，母子俩靠讨饭挨到了第二年的麦收。

讨来的馍馍夹着野菜，勉强填肚子，却填不满地主的贪心。攒下一点碎银，母亲租了几分贫瘠的田，又把幼小的锡联送去给地主放牛换米。“娃，熬着点，人活着就有盼头。”母亲总这样劝，可她不知道，有时候穷人的盼头薄得跟窗纸一样，一戳就破。

1930年夏天，14岁的陈锡联第一次听见“红军”两个字。隔壁放牛娃悄声描述木兰山里的队伍：“人人背红缨枪，敢跟地主对着干。”这一说像火星落在干草垛，陈锡联心里呼地一下燃起来。第二天，他趁天没亮就往山里跑。可接兵干部看他瘦骨伶仃，只摇头：“娃娃，再大两岁。”

机会很快自己送上门。一次放牛时，他因胃痛蹲在地上，被地主少爷当成偷懒，一顿皮鞭劈头盖脸抽下来。火辣的鞭梢撕破了背上的旧褂子，也抽碎了少年的隐忍。他扔下鞭影，钻进丛林，连夜翻山，第二次找上红军。这回没人再说他小，连长拍拍他的肩：“娃，站队吧！往后可得靠自己扛枪挣钱。”

从此，“小钢炮”横空出世。别看个子不高，一打起仗就像掀开阀门的蒸汽机。宁都、赣南、厦门岛战斗，班长倒下，他拎起机枪顶上；炸碉堡缺手，他揽炸药包冲锋。营长打趣：“这孩子一上阵就轰隆隆，像炮！”外号就这么叫开了。

他也知道“有文化才有眼睛”，背包里常塞着破书页。一炷香空档，他蹲在战壕边描红练字，黑乎乎的手指不肯停。有意思的是，第一排的老兵常笑：“读书顶啥用？”可轮到写伤亡统计时，一个个又把纸塞给他。几次混战下来，这位文武双全的小个子，被提拔为连长、营副，再到1938年正式担任团长，扬名太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陆航日夜轰炸太原。有天夜里，陈锡联接到侦察报告：敌军在忻口北侧秘密修建土质机场。抓来的劳工把坐标偷偷画在鞋底递了过来。机会摆在面前，“先炸他们的鸟窝，再打他们的人。”19日凌晨，他率出击队员摸黑渗透，二十多架停机坪上的“九七式”瞬间成了火把。天亮后，敌机短缺，再无力支援地面部队。彭德怀闻讯连声称快：“小钢炮有大主意。”

炸机场那桩壮举被多家报纸报道，黄安乡亲争相传看，黑白相片上，陈锡联的笑容带着孩童气。母亲那时守在灶前，将报纸压进枕头底下，夜里轻轻摸着——这是她与失散儿子的唯一合影。而他们的分离，至此已满十八年。

1947年秋，国共内战正紧。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完成鲁西南战役后，转入麻城、孝感一线整训。司令部距陈家老屋不过百余里，却隔着千头万绪的军务。陈锡联每天被文件、作战会议推着走，始终抽不出半日回乡。有战士笑他：“司令，你这当家人是‘近乡情更怯’呀？”

转机来自一次偶遇。第六纵队侦察连请了麻城地头熟路的向导，一个朴素青年自荐。登记姓名时，他写下“陈锡礼”。带队排长狐疑：“跟我们司令同姓同地？巧得很。”闲聊中，陈锡礼道出实情：“我哥叫锡联，小时候跑出去当红军。”排长一惊，当晚连夜把情况电告司令部。

得知消息，老乡出身的六纵司令胡继承当即派吉普车送老人北上。陈母舍不得耽搁，抓了竹篮，塞了几块自己烤的糍粑，披件旧棉袄就上路，走走停停半天才到营口村驻地。岗哨一问来意，她只会用家乡土话：“找狗娃，陈锡联。”

接兵的警卫听懵了，但不敢怠慢，将她请进警戒线。随后，噩梦般的疑问在营中转了一圈：司令真的是逃难老太的儿子？陈锡联听报告还以为玩笑，推开门看去，那一刻他几乎忘却自己肩上的将星，只剩儿子的本能。母亲额头被北风吹得皱成刀刻，衣袖补丁摞着补丁，他却从中认出了少年记忆里的温暖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