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陈官庄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寒风裹着刺鼻的血腥味,没遮没拦地扫过那片荒野。

华东野战军的战士们正忙着打扫战场,国民党那帮高级将领的名字,在清单上被一个个划去: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了,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也没跑了,直接阵亡。

可等到清点十三兵团俘虏名单的时候,负责登记的干部眉头皱得死紧:哎?

这司令官李弥人呢?

现场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这事儿说来也是讽刺,就在杜聿明蹲在战俘营里啃着冷馒头、悔得肠子都青了的时候,这位“莫名失踪”的李大司令,其实早就舒舒服服地躲在山东青岛的小洋楼里压惊呢。

能从几十万大军密不透风的铁桶包围里全身而退,他凭的不是仗打得有多好,而是跑得比谁都“绝”,心比谁都黑。

这一切的荒唐戏码,还得从40天前那场乱成一锅粥的撤退说起。

那是1948年11月30日,徐州城里早就乱套了。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和杜聿明的部署,国军三个兵团准备放弃徐州往淮河撤。

这计划听着挺周详:邱清泉和孙元良的主力兵团走中间,李弥的十三兵团负责断后掩护,等大部队走完了,炸了火车站和重要设施再撤。

任务一派下来,李弥脸上倒是没露出什么表情,可心里早就炸了锅。

他扭头就对第9军军长周藩发牢骚:“让咱们留最后?

那就是摆明了当替死鬼。

三十万人挤在一块儿,那不是找死是什么?”

于是,咱们这位负责“断后”的大司令,干了件让杜聿明眼珠子都快瞪出来的事。

原定是大晚上撤退,李弥大中午就动手了。

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派工兵把徐州火车站给炸了。

这一炸不要紧,浓烟滚滚直冲天际,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简直就是个巨型广播,直接把“国军要跑”的消息通报给了方圆几十里的解放军。

紧接着,李弥带着兵团部和第9军,压根不管大部队动没动,脚底抹油——先溜了。

他这一跑,可把杜聿明给坑苦了。

几十万国军像没头苍蝇一样涌出城门,汽车、大炮、马匹全都挤成了一团疙瘩。

原本应该是断后的掩护部队,这一刻竟然堵在了逃跑队伍的最前头。

为了抢道,李弥的部队甚至不开徐永公路,专门往北边的小路上钻,把所有难走的烂摊子一股脑全留给了后面的友军。

整整两天,身为总指挥的杜聿明竟然联系不上李弥。

为啥?

因为李弥怕被上级骂,直接下令关闭所有电台,玩起了“无线电静默”。

直到12月2日下午,杜聿明在萧县孟集狼狈不堪地追上李弥时,才发现这个所谓的“掩护部队”,早就跑到主力前面几十里地去了。

杜聿明气得手都在抖,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军令。

李弥却把两手一摊,一脸无辜地演戏:“总座,我也联系不上您啊。”

这时候的李弥心里门儿清:在兵败如山倒的战场上,脸皮的厚度直接决定生存的几率。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到了1949年1月6日,华野发起总攻,陈官庄的国军彻底崩盘。

1月9日晚上,最后的时刻到了,杜聿明下令分头突围,说白了就是各自逃命。

李弥一看大势已去,立刻就把指挥作战的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的大脑飞速运转,制定了一套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金蝉脱壳”方案。

第一步,就是制造混乱。

李弥压根没组织抵抗,反而让部下主动去联系解放军投降。

他心里盘算得精着呢,受降的时候场面肯定乱,越乱他才越有机会。

第二步,就是换装易容。

他脱下的不光是那身笔挺的呢子军大衣,更是作为一名军人的最后一点体面。

那是死路一条的标志,他才不穿呢。

他让人找来一套带着血迹的普通士兵棉衣套在身上,又往脸上狠狠抹了一把锅灰。

这时候的他,哪里还有半点兵团司令的威风?

活脱脱就是一个被炸懵了的倒霉伤兵。

趁着夜色掩护,就在部下举手投降、解放军忙着收拢俘虏的空档,李弥混在乱军堆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包围圈。

这一夜,李弥是一眼都没敢合,凭着记忆疯了一样往东北方向狂奔。

天刚亮,他就撞上了第一道生死关卡——解放军的一个流动哨卡。

这时候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李弥心一横,把背一佝偻,硬着头皮迎了上去。

面对盘查,他操着一口地道的云南口音,谎称自己是李弥兵团的一个小书记官,被打散了,只想回家种地。

哨兵上下打量着他:满身都是血污和泥巴,眼神里透着惊恐,冻得跟个鹌鹑似的瑟瑟发抖。

这副倒霉模样,这哪像是条大鱼啊?

哨兵挥挥手,直接放行了。

过了这一关,李弥的运气算是彻底来了。

他在路边碰上了一个刚被解放军释放的国军俘虏,叫汪新安。

李弥眼珠子一转,从怀里摸出一块珍藏的牛肉干,递了过去。

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冬天,这块牛肉干简直比金条还管用。

汪新安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自己的底细全抖了出来。

原来他有个堂哥叫汪涛,是当地保安团的副团长。

李弥心里一阵狂喜:有枪杆子掩护,这把稳了!

见到汪涛后,李弥也不装了,直接亮明了身份。

汪涛吓得差点当场跪下,他一个小小的保安团副,平时连师长都见不着,如今兵团司令就在眼前。

李弥当即画下大饼:“只要送我出去,金票大大的有,官职随你挑。”

汪涛心动了,找来亲戚高大荣,三人密谋了一整夜,定下了一个大胆的路线:不去南京,反道北上。

这时候往南的路早就被解放军封锁了,北上看似危险,实则灯下黑。

1月16日,在汪家人的掩护下,李弥竟然潜回了徐州。

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他在眼皮子底下搞到了一张去潍县的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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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潍县,李弥找到了老相识——饭庄老板李惠之。

这老板也是个狠人,竟然敢窝藏战犯。

为了把李弥送出解放区,他想出了一个绝招:唱戏。

李惠之的侄子王桂和是个跑江湖的艺人,李弥为了活命,把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劲头都拿了出来,跟着王桂和学起了唱戏。

你别说,这位李司令还真有点天赋,两天功夫,身段、亮嗓,学得有模有样。

于是,山东的土路上多了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子。

那个脸上涂着厚厚油彩、咿咿呀呀唱着戏词的“角儿”,正是国民党通缉令上的头号要犯。

遇到盘查严密的哨卡,李弥就钻进运粮食的麻袋里,像货物一样被扔在车上。

凭借着戏服和麻袋的交替掩护,他竟然一路闯关夺隘,硬生生从潍县蹭到了青岛。

当看到青岛港口国民党守军的旗帜时,李弥长出了一口气。

他回头望向徐州方向,那里埋葬着邱清泉的尸骨,关押着杜聿明的身躯。

而他李弥,靠着出卖友军、伪装伤兵、贿赂路人、扮唱戏子,成了淮海战场上唯一逃脱的兵团司令。

后来,李弥在台湾逢人便吹嘘这段经历,自诩比王耀武、杜聿明高明百倍。

但他忘了,他以为这是什么光荣的突围战例,却不知道这恰恰是把“无耻”两个字演绎到了极致。

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所谓的“国军名将”,战场上打不赢,逃跑时却个个都是天才。

李弥的求生之路,不过是那个崩塌王朝最后的一抹黑色幽默罢了。

信息来源:

《淮海战役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