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刘玉婧

程序员、猝死、高危职业。当程序员被社会默认为压榨生命的高危职业，打工人的健康权谁来保护？

据红星新闻报道，一名32岁程序员周末晕倒后猝死，抢救期间还曾被拉入工作群。这一场景引得无数打工人为之共情，更揭开了数字时代职场中的双重困境。隐形加班常态化，但工伤认定标准滞后；“24小时待命”成为某些企业奉行的潜规则，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有些劳动者的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报道中提到的程序员猝死前一周每晚的到家时间、猝死当天打开公司OA系统的次数，以及抢救期间手机收到的群内工作消息，都是家属在提供的程序员保持“隐形加班”工作状态的佐证。目前，工伤认定申请已被受理，结果尚未确定。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法律是否跟上了新型用工形态的脚步？谁来为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兜底？

工伤认定的制度性困境，在隐形加班场景中较为突出。传统“固定时空”的认定标准，早已难以适配数字时代的工作模式。 2025年底人社部出台《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三）》，虽明确“居家办公确因工作受伤应认定工伤”，但将“临时性偶发工作沟通”排除在外，仍给实操留下诸多争议空间。

在近年来的远程办公工伤认定相关裁判中，劳动行政部门不予认定的比例较高，大多在法院介入充分举证后，才有可能改变原判决，使得工伤认定成为劳动者家属的“维权持久战”。梳理过往案例，此类困境源于多重矛盾：一是“工作场所”界定难，居家办公使生活与工作空间高度重合；二是“工作时间”模糊化，待命时间、偶发工作沟通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尚无统一标准；三是举证门槛高，劳动者需留存聊天记录、文档修改痕迹等完整证据链，否则易因“缺乏工作关联性”败诉。

制度滞后的背后，是一些企业畸形加班文化对员工健康权的漠视。在有些企业信奉“不加班即淘汰”的职场生态中，“隐形加班”早已从被动选择异化为生存刚需。更有企业将“深夜在线率”“即时响应度”纳入考核，劳动者的私人时间被无限挤压，健康被悄悄透支。近年来发生的年轻职场人加班猝死案例便是警示，某些企业信奉的竭泽而渔式加班“文化”不可持续，需要约束用人单位以牺牲员工健康为代价的发展，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生命健康权！

保护打工人的健康权，既需要法律制度的与时俱进，更需要职场生态的根本纠偏。一方面，应修订《工伤保险条例》，明确“隐形加班”的工伤认定标准，将常态化居家办公、深夜处理工作等情形纳入“工作时间和岗位”的合理延伸，降低劳动者举证难度。另一方面，劳动监察部门需强化监管，对“强制待命”“变相加班”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让企业不敢逾越法律红线。更重要的是，要推动企业建立“健康优先”的考核体系，让“按时下班、合理休息”回归职场常态。

生命权永远高于工作权，健康权不应成为职场永动机的牺牲品。这起尚未有工伤认定结果的悲剧，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惋惜，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警示。当法律跟上时代步伐，当企业守住责任底线，当社会重塑价值认知，才能让打工人不必在生存与健康之间艰难抉择，希望“抢救时收到加班通知”的荒诞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