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2022年7月8日那起震惊全球的枪击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年半。那天,在古都奈良市的选举演说现场,一声枪响结束了安倍晋三前首相68岁的生命。2026年1月20日,奈良地方法院经过十余次公开庭审,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凶手山上彻也无期徒刑。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而且杀的还是日本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前首相,为什么凶手没判死刑,而且辩护律师团还认为“量刑过重”呢?
通过梳理整个案情,阅读判决文和一些法律专家的评论意见,我整理成了今天的这一篇文章,与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日本的司法制度与审批量刑的标准。
凶手山上彻也在行凶现场被捕情景
凶手山上彻也,今年45岁,曾经当过三年的海上自卫队队员,熟悉枪支。他的母亲沉迷于统一教会,将他父亲的死亡保险金和积蓄共1亿多日元(约500多万元人民币)捐给了教会,使得一家人陷入贫困。哥哥因病无钱治疗而自杀,妹妹在贫困中挣扎,山上本人也没有正式工作,人生轨迹被彻底扭曲。在庭审中,山上称自己的恨意源于母亲对新兴宗教的狂热信仰。母亲甚至对他说,捐款是为了让哥哥“在天国幸福生活”。这种扭曲的“救赎”逻辑,让山上感到绝望。他将仇恨的矛头指向统一教会,并延伸到政治人物,认为安倍晋三是教会与政界的“中心枢纽”,因为安倍曾为教会活动录制过祝贺视频。
2022年7月,在安倍于奈良市为参议院大选举行街头演说时,山上用自制的手枪从背后两次射击,导致安倍死亡。
安倍前首相遇袭倒地时情景
经过长达三年半的调查取证和十余次的公开庭审,奈良地方法院并采用“市民陪审员”制度,力求审案的公正、透明,避免政治化。
奈良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本案是一起极其恶质的犯罪行为,是对公共安宁与安全的极端恶性侵害。虽然最终将安倍前首相作为攻击目标是临近犯罪之际做出的决定,但为确保成功杀害目标,被告花费约一年的时间进行周密准备,其杀人行为的计划性极高。”判决书指出:“被告虽然处于社会孤独的状态,却从未主动寻求任何支援。被告已是40多岁的成年人,在事件发生前,他多次遭遇目的无法实现的障碍,例如枪支入手失败、无法确认统一教会高层访日行程等。这些障碍本应足以让他认识到‘不能杀人’这一基本社会规范,并让他悬崖勒马、放弃杀人的念头,但他却没有停下犯罪的脚步。结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受害者的妻子突然面对丈夫的死亡,承受了巨大的丧失感。”
判决书最后指出:“被告的成长经历确实对其在人格形成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是本次事件的背景和远因,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是,这些成长经历不能认定对被告的犯罪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案是一起草率而自私的犯罪行为。”
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判凶手山上彻也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在日本是终身监禁,平均服刑在30年以上。山上听了这一判决结果,面无表情。
凶手山上彻也在法庭上听审情景
既然凶手的罪行如此严重,为什么没判死刑?
首先是因为日本的死刑制度,本就极为谨慎。战后宪法强调人权,死刑仅适用于“最严重犯罪”,且需最高法院最终确认,执刑还需要法务大臣亲自批准。历史上,日本死刑多见于连环杀人、多重受害或极端残忍案件。1989年的“永山则夫连续杀人案”,被告杀害4人,被判死刑。这一审判结果,确立了日本新的死刑判决标准,称为“永山标准”:考虑犯行性质、动机、受害人数、手段、社会影响等。相比之下,此次的山上枪杀安倍案,是单一目标暗杀,虽涉及政治人物,但未造成额外伤亡。这或许是避开山上死刑的一个关键:社会侵害虽大,却非“最恶”级别。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日本司法对“情状酌量”(酌情量刑)的严格把控。
辩护律师团极力主张减轻刑罚:山上彻也属于“宗教二世”的受害者,成长过程中因遭受家庭宗教信仰导致的虐待和贫困,这扭曲了他的人格,应被视为“宗教被害者”。辩护方据此请求法院将刑罚控制在“最重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以内。
法院在判决中也承认山上成长经历的不幸:“对统一教会的激烈愤怒,从他不幸的成长经历来看,是可以理解的,无法说不合理。”这句表述非常具有日本司法的典型风格——理性而克制地表达同情,但绝不等于因此减刑。
紧接着,法院做出了明确的转折:“被告的成长经历确实对其在人格形成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是本次事件的背景和远因,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是,这些成长经历不能认定对被告的犯罪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逻辑清晰地将“背景因素”与“直接责任”区分开来:成长经历可以解释山上为什么会积累仇恨,却不能成为他最终跨越底线、选择杀人的充分理由。法院以此拒绝了辩护方将不幸出身作为主要减刑依据的主张,确保量刑仍以犯罪行为的恶质性、计划性和社会危害为核心。
判决后,辩护律师团举行记者会,认为法院判决过重。
一些日本市民在奈良地方法院外举牌要求轻判山上
安倍前首相出殡时,数万东京市民上街送别。
那么,日本的法律专家们对于这一判决结果,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中央大学法科大学院教授野村修也在电视节目出演中指出:“在陪审员制度下,量刑时会参考一个数据库,对比以往类似案件的刑罚幅度。本案中,检方指出,被告不仅制作枪支,还构成违反《刀枪法》的发射罪,并利用该武器实施杀人。使用非法制造的枪支实施杀人,通常会被判处更重刑罚,这正是此次量刑判断的重要依据。同时,判决中明确认定,安倍前首相并不存在‘应当被杀害的重大过失’。此外,法院也将其死亡给昭惠夫人带来的巨大丧失感,纳入量刑考量。被害者及其家属的情感,在量刑判断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昭惠女士秉持‘恨罪不恨人’的态度,但从客观角度看,她所承受的巨大失落感,也从此次判决中清楚地体现出来。我认为这个判决是一个相当正当、合理的判决。”
日本前大阪市长、律师桥下彻在电视节目中表示,这份判决“法律上妥当”。他指出,社会舆论呈现两极分化:一方将此案视为“对民主的恐怖袭击”,强烈呼吁判处死刑;另一方则基于被告的不幸成长经历,主张从轻量刑。法院巧妙避开了这两个极端,判断被告的成长经历虽然值得同情,但并不构成直接减刑的理由。
2022年9月27日,安倍夫人手捧丈夫骨灰盒,出席国葬。
曾担任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官的清原博律师指出,从过去的裁判案例来看,使用枪支实施杀人的案件,几乎全部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强调,虽然被告的成长经历确实令人同情,但“这场审判的核心是被告与受害者安倍前首相之间的关系”。统一教会与安倍的关联虽然存在,却并非导致山上杀意的直接因果。法院最关键的问题始终是:“为什么安倍前首相必须被夺走生命?”正是这个中心疑问,使得被告的成长经历“不宜被过多考虑”作为减轻刑责的依据。
曾担任大阪地方法院审判官的八代英辉律师则稍带遗憾地评论说:“或许在量刑时,对被告不幸的境遇多一些体谅和寄托会更好一些。”但他也承认,判决结果最终并未将这一因素反映进去。他预测,辩护方很可能会提出控诉。
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一致认为,奈良地方法院的判决在法律逻辑上站得住脚:既充分认定了被告犯罪的恶质性和计划性,又在酌情量刑上保持了严格的界限,避免了情绪化或极端化的量刑倾向。这一 “冷静与平衡”,或许是山上为什么没判死刑的核心:承认背景,同情不幸,却不让它遮蔽犯罪本质。
做为受害者家属,安倍昭恵夫人在法院判决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全文如下:
“今天奈良地方法院的判决,让我终于感觉到,从丈夫骤然离世后那段漫长而痛苦的日子,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由衷感谢警察和检察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你们付出了巨大努力,收集并整理了海量证据,将事实真相完整呈现在大家面前;感谢法院和警方的各位,为了让审判能够顺利进行,你们承担了异常繁重的警备任务;也感谢法官和陪审员们,你们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审理了此案。特别是那些陪审员们,在忙碌的工作和家事之余,连续十五天以上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审判中,我对你们致以最深的谢意。各位,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我希望被告人能够勇敢地正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认真悔过,好好赎罪——他夺走了我生命中最珍贵、无法替代的家人,我的丈夫。
今后,我将继续向前看,继承丈夫的遗志,珍惜每一天,好好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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