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朔二年（662年）深秋，长安城已是一片萧瑟。七十一岁的张士贵躺在病榻上，窗外飘来孩童的歌谣：“白袍小将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奸臣张士贵，害人不成反害己…”
老将军嘴角泛起苦涩的笑意。侍奉一旁的孙子张昱愤然起身：“祖父，孙儿去让他们闭嘴！”
“不必了。”张士贵的声音微弱却清晰，“戏文里的事，何必较真？倒是你…”他努力抬起枯瘦的手，指向墙上的弓，“那把弓，是太宗皇帝亲赐的。”
那是一把黑漆桑木弓，弓背上刻着两行小字：“武勇超群，贞观十年赐虢国公张士贵”。
张昱含泪取下弓。就在他触碰弓弦的瞬间，老将军眼中突然闪过一道光——不是将死之人的涣散，而是跨越五十年的锐利，仿佛回到了武德九年的玄武门，回到了贞观十九年的安市城…
第一章 河东起兵：真正的“白袍将”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消息传到虢州卢氏县（今河南卢氏），三十岁的张士贵正面临抉择。
他出身将门，曾祖张俊是北魏银青光禄大夫，祖父张和是北周开府仪同三司。时值乱世，他已在故乡聚众数千，保境安民。李渊的使者到来时，部下意见不一：“主公，李渊虽有盛名，但天下群雄并起，不如再观望。”
张士贵登上城楼，望见百姓拖家带口躲避战乱的惨状，沉默良久。次日，他召集部众，脱去文士长衫，第一次穿上祖传的明光铠——那铠甲在晨光中闪着冷冽的光。
“我本不愿参与这乱世之争。”他的声音在城墙上传开，“但诸君请看——”他指向城外流民，“若只求自保，这些百姓谁来庇护？李公仁厚，志在安定天下，我愿往从之。”
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不带全部兵马，只率百余亲信北上。临行前，将积蓄全部分给百姓，并嘱托副将：“若我此行不返，你们可自择明主，唯不可扰民。”
这一举动，后来被《旧唐书》记为：“士贵杖策谒高祖于太原，高祖嘉之，授右光禄大夫。”
但史书没记的是细节是：张士贵初到太原时，李渊正为突厥犯边而忧心。当时突厥一支偏师袭扰马邑（今山西朔州），唐军新立，将领多不敢迎战。张士贵主动请缨，率五百轻骑夜袭。
那夜月黑风高，张士贵命士兵反穿皮袄——白毛向外，在雪地中近乎隐形。他们悄无声息地接近突厥营地，突然点火鼓噪。突厥人惊起，只见雪地中似有无数白影飘忽，以为神兵天降，不战自溃。
此战后，军中始称张士贵为“白袍将”。这个称号，三十年后将被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第二章 秦王麾下：玄武门的沉默参与者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在洛阳城下，发生了一场改变张士贵命运的战斗。
当时王世充部将单雄信率骁骑突击，直扑李世民中军。危急时刻，张士贵率亲兵挡在前方。他不是硬扛，而是命士兵散开，露出数十辆改装过的粮车——车上覆盖油布，看似寻常。
单雄信骑兵冲近时，张士贵下令：“点火！”
油布轰然燃烧，形成一道火墙。更致命的是，火中飘出刺鼻烟雾——那是他事先准备的硫磺、辣椒混合物。战马受惊，阵列大乱。张士贵趁机率弩手射击，单雄信负伤败退。
战后，李世民亲自为他斟酒：“今日若非公，我几为单雄信所困。”从此，张士贵进入秦王府核心圈子。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玄武门前夜。张士贵在秦王府密室中，坐在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等人之后。他不是首谋，却是关键的执行者——奉命控制玄武门西侧永安门，切断太子府与齐王府的联系。
次日事变，当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李元吉首级时，张士贵正在永安门苦战。太子府翊卫车骑将军冯立率两千精兵来援，张士贵手下只有八百人。
“将军，守不住了！”校尉急报。
张士贵登上城楼，望见远处秦王府的烟尘，突然下令：“开城门。”
“什么？！”
“开城门，放他们过去。”
冯立军蜂拥而入。但当他们穿过永安门，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精心布置的巷战陷阱——每条街道都被障碍物阻塞，两侧屋顶埋伏着弩手。等冯立醒悟中计时，已损失过半，而张士贵的八百人几乎无损。
事后论功，张士贵排在二等。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却说：“玄武门之事，非臣子所宜多言。但求无愧于心。”
这份沉默，让他成为李世民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但也因为沉默，他在玄武门功臣中逐渐被边缘化——在后世传说中，甚至完全消失。
第三章 贞观名将：被遗忘的统帅之功
贞观七年（633年），张士贵任龚州道（今广西平南）行军总管，讨伐僚人叛乱。这是他被后世忽略的重要功绩。
僚人依山筑寨，唐军屡攻不克。张士贵到任后，第一道命令竟是：“全军后撤三十里，禁止与僚人交易。”
部下不解。三个月后，僚人盐铁耗尽，内部生变。张士贵这时才派人传话：“只诛首恶，余者不问。愿归顺者，授田亩，免赋税。”
有将领建议趁机强攻，他摇头：“攻心为上。这些僚人也是大唐子民，只是被豪酋胁迫。”
他亲自入山寨谈判，不带兵器，只带盐巴和农具。僚人首领问：“将军不怕我杀你？”
张士贵解下佩刀放在地上：“我若怕死，就不会来。但你们想想——杀了我，朝廷必派大军剿灭全族。归顺大唐，你们的子孙可以读书科考，与汉人无异。”
最终，兵不血刃平定龚州。此事被记入《册府元龟》，但民间几乎无人知晓。
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陀二十万骑南侵。张士贵任庆州道行军总管，与李勣合兵迎敌。
战前军议，诸将主张坚守。张士贵却提出：“薛延陀恃众远来，必轻敌。我可率精骑绕道漠南，断其归路，李公正面迎击，可全歼之。”
李勣沉吟：“绕道漠南需行千里，太过冒险。”
“正因为险，敌人才不防备。”张士贵的理由，与二十年前如出一辙。
他率五千骑出奇兵，果然在诺真水（今内蒙古达茂旗）截住薛延陀退路。此战唐军大胜，但史书将首功归于李勣，《张士贵传》只记“从李勣击薛延陀有功”。
最意味深长的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征高句丽。在安市城之战中，一个日后将彻底掩盖他光芒的人物出现了。
第四章 发现薛仁贵：历史的最大反讽
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下，唐军久攻不克。这天，张士贵巡视前营，见一队士兵正在练习箭术。其中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大个子，连发十箭皆中百步外靶心。
“你叫什么名字？”张士贵问。
“小人薛礼，河东绛州人。”那汉子跪答。
张士贵注意到他粗布衣衫下的结实身板，以及那双异于常人的大手——那是常年拉硬弓留下的痕迹。
“可愿做我的亲兵？”
就这样，薛礼——后来的薛仁贵——进入了张士贵的视线。后世小说写张士贵压榨薛仁贵，真相恰恰相反：是张士贵发现了这个人才，并一步步提拔他。
一个月后，高句丽军夜袭。薛礼一人独守营门，持戟连杀十余敌。张士贵次日即提拔他为队正。
安市城久攻不下，李世民心情焦躁。九月，高句丽将领高延寿率援军十五万至。张士贵献计：“敌众我寡，当出奇兵。臣麾下有一勇士薛礼，可率敢死队扰敌后营。”
薛礼请战，张士贵却犹豫了——这是送死的任务。最终他拨给薛礼的不是老弱，而是自己亲兵中最精锐的三百人。
临行前，张士贵脱下自己的白袍：“穿上这个，若战死，我也好认尸。”
就是这件白袍，让薛仁贵在战场上格外醒目。他率三百人突入敌阵，所向披靡，高句丽军惊呼“白袍将军”！此战虽未改变战局，但薛仁贵的勇武第一次进入李世民视野。
撤军途中，李世民特地召见薛仁贵，赐马匹、绢帛。他问张士贵：“此将何人所荐？”
张士贵答：“此人原是士卒，臣见其勇，渐次提拔。”
“善。”李世民只说了这一个字。
这个场景，在后世小说中被彻底颠倒：变成了张士贵冒领薛仁贵战功，薛仁贵忍辱负重。而真实的历史是，班师后张士贵立即举荐薛礼任游击将军，并给他改名为“仁贵”——取“仁者贵”之意。
第五章 凌烟阁外：功臣的晚年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驾崩。张士贵作为左领军大将军，负责长安城防。那段时间，他每天巡视宫城，常站在玄武门上，望着当年血战的地方出神。
一次，他与李勣同值夜班。李勣忽然问：“公当年玄武门之功，后世恐无人知矣。”
张士贵默然良久：“知与不知，何妨？倒是你我要小心——新帝即位，老将如枯木，易招风摧。”
他预感对了。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谋反案发，长孙无忌借此清除异己。多位功臣被牵连，张士贵因一贯谨慎，且与长孙无忌无旧怨，得以幸免。但他做了一个决定：上书请求致仕。
李治挽留：“公乃国之栋梁，何以早退？”
张士贵答：“臣今年六十有三，耳目昏聩，恐误国事。且…臣愿为年轻将领让路。”
这里说的“年轻将领”，包括他已举荐的薛仁贵。
致仕后，他深居简出。显庆二年（657年），薛仁贵在天山大破九姓铁勒，三箭定天山。捷报传回，张士贵在府中设宴庆贺。有人提到民间已有“白袍薛礼”的传说，他哈哈大笑：“好事！大唐又出一名将！”
他完全没料到，这个他亲手提拔的将领，日后在民间故事中，将成为他的“对立面”。
第六章 身后名：从功臣到“奸臣”的嬗变
张士贵死后陪葬昭陵——这是唐朝功臣的最高荣誉。他的墓志由宰相上官仪撰写，其中特别提到：“公之于国，有六大功：首从义旗，一也；屡献奇策，二也；推功将士，三也；知人善任，四也；不居功，五也；晚节益恭，六也。”
但民间记忆的塑造力量，远超官方记载。
中唐以后，薛仁贵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说书人需要制造冲突，需要一个“反派”。张士贵成了合适人选：他提拔过薛仁贵，但又不如秦琼、尉迟敬德那样家喻户晓；他是太宗朝老将，活到高宗时期，时间跨度足够。
于是，在《薛仁贵征东》等平话中，张士贵变成了嫉贤妒能、冒领军功的奸臣。故事里，他千方百计压制薛仁贵，最终阴谋败露，被太宗处死——这与历史真相完全颠倒：真实张士贵病逝时，薛仁贵正征战在外，还派人送来奠仪。
元代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进一步强化这一形象。到了明清小说《说唐全传》，张士贵已彻底定型为陷害忠良的典型奸佞。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并非故意诋毁。在他们看来，这只是“艺术加工”。正如清代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所叹：“士贵一代名将，乃为俗文学污蔑至此，可胜叹哉！”
尾声：弓弦上的真相
龙朔二年冬，张士贵病逝。临终前，他让孙子取来那把太宗赐的弓。
“这把弓…我用了三十年。”他的手抚过弓背，“记得告诉后世…我张士贵，从未做过有愧于心之事…”
话音渐弱。最后时刻，他眼前浮现的不是战场，而是武德九年太原的雪夜，他率五百白袄兵突袭突厥营地；是贞观七年龚州的僚人山寨，他放下佩刀谈判；是贞观十九年安市城下，他将白袍披在一个叫薛礼的士兵肩上…
三日后，薛仁贵从辽东前线派人送来祭文，其中有一句：“公之于仁贵，有知遇再造之恩。每念及此，涕零如雨。”
但这篇祭文未被收入任何官方文献。而民间，关于“奸臣张士贵”的故事越传越广。
直到1972年，昭陵张士贵墓被考古发掘，出土墓志详细记载其生平功绩。历史学者重新审视这段公案，才发现：
那个被骂了千年的“奸臣”，其实是发现并提拔薛仁贵的伯乐；
那个在小说里冒领军功的小人，实际上是推功将士的君子；
那个被描写成最终被诛杀的恶人，其实是善终陪葬的功臣。
张士贵的真实故事，是一面映照历史书写复杂性的镜子：官方史书简略记载，民间文学颠倒黑白，考古发现揭示真相。而在这三者之间，一个真实的人，曾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如今，在昭陵博物馆里，那把黑漆桑木弓静静陈列。弓旁说明牌上写着：“此弓主人张士贵，唐初名将，薛仁贵之发现者与举荐者。”
短短一行字，为千年冤案画上句号。只是不知道，那些仍然唱着“奸臣张士贵”歌谣的人，是否会来到这座博物馆，看见这行字，然后沉默——为自己轻信了千年的故事，为那个被误解千年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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