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天还没大亮，长安城的暑气就闷上来了。
李渊和往常一样，把裴寂、萧瑀、陈叔达这几个心腹大臣叫来，准备在太极宫的湖里划划船，顺便聊聊怎么处理越来越绷不住的秦王、太子之争。
老爷子心里烦，两个儿子闹到这份上，天下没打下来时那股劲早没了，现在就想着怎么和稀泥。
可他万万没想到，船还没离岸，北边的玄武门就传来了喊杀声，刀剑碰撞的声音隐隐约约，听得人心头发毛。
紧接着，尉迟敬德全副武装，一身是血，提着两颗人头就闯到了他面前。那颗血糊糊、瞪着眼睛的，是他大儿子李建成的，另一颗是他四儿子李元吉的。
李渊当时什么反应？史书用四个字：“上大惊”。不是一般惊，是魂飞魄散那种惊。
他问身边的大臣：“今日乱者谁邪？”
这话问得有意思，乱的还能是谁？但他真正问的是：现在谁说了算？
唐高祖李渊
李渊的第一反应，绝对是调兵镇压。这是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父亲的本能。
自己指定的太子和另一个儿子，在宫门口被宰了，动手的是自己另一个儿子，这要不镇压，皇权威严何在？以后谁还把皇帝当回事？
但他立刻发现，他调不动。或者说，他能调得动的兵，根本过不了玄武门那道坎，能过那道坎的兵，早就姓了李，但不是他这个李。
咱们得先弄清楚当时长安的兵力布置。皇宫的守卫，核心是禁军，分为南衙和北衙。南衙兵主要是府兵轮番上值，十六卫大将军管着，这里面人际关系盘根错节，但名义上听皇帝。
北衙元从禁军，那是跟李渊从太原起家的老底子，更亲近皇帝。表面看，李渊手里有牌。可问题出在玄武门这个关键点。玄武门是宫城北门，进了这门，就是皇宫腹地。
这里的守将常何，早被李世民用金帛和前程买通了。政变当天，李世民带着八百精锐能埋伏在玄武门内，等李建成、李元吉自投罗网，全靠常何开门。这是第一道锁，把外援锁住了。
政变爆发后，东宫和齐王府的部队也不是吃素的。太子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副护军薛万彻听说主子被杀，立刻点齐了两千多精锐，玩命往玄武门冲。
他们清楚，必须攻进去，控制皇帝，杀掉李世民，才有翻盘希望。这支东宫齐王府联军战斗力极强，把守着玄武门的秦王府兵打得够呛，甚至把李世民的大将敬君弘、吕世衡都给砍了。
薛万彻急红了眼，喊着要去打秦王府，抄李世民的老窝。
这时候，宫内的李渊在干嘛？他肯定下了命令，让禁军去平息混乱，至少要把外面攻打宫门的“叛军”和里面作乱的秦王兵都按住。但命令下去，效果呢？
效果近乎于零。关键点来了，当尉迟敬德提着人头闯到李渊面前时，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擐甲持矛”的甲士。
这些兵哪来的？只能是秦王府的兵，是跟着李世民从玄武门杀进来，一路控制宫廷要道的兵。
这意味着，在尉迟敬德见到李渊之前，李世民的人已经迅速控制了从玄武门到李渊所在湖泊这片宫殿区的关键通道。
李渊身边那些侍卫、太监，要么被控制，要么被震慑，不敢动弹。李渊当时在划船，身边只有几个文臣，根本没有成建制的、可靠的武装护卫在侧。他成了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皇帝。
这时候，李渊的任何调兵命令，想出宫门都难。就算命令传出去了，接到命令的南衙诸卫将领，会怎么做？他们不傻，会观望。
外面杀声震天，宫里情况不明，皇帝的命令是镇压“叛乱”，可“叛乱”的是谁？是刚刚在北方立下赫赫战功、在军中威望极高的秦王李世民，还是已经变成两颗人头的太子和齐王？
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打得过秦王的兵吗？李世民麾下是些什么人？那是跟着他扫平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的百战精锐，是天策上将府的私属部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悍卒。
论战斗力，长安城里除了东宫齐王府那两千多人能拼一下，其他卫戍部队，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李世民敢发动政变，军事上他早就算过账，用最快速度斩首太子齐王，然后依托玄武门地形，顶住东宫齐王府卫队的反扑，同时迅速控制皇帝。
只要皇帝在手，大义名分就有了缓冲，外面的兵就更不敢动。
所以，李渊不是没想镇压，是镇压的命令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宫门被堵，信息被隔绝，身边被控制，外面的将领在观望。
这是一种“结构性失能”。皇帝的权威建立在完整的官僚系统和军事服从上，现在这个系统最关键的中枢——皇帝本人，已经被物理隔离和控制，系统就瘫痪了。
咱们再看看李渊手里的底牌，那支北衙“元从禁军”。这帮老弟兄应该最忠于李渊吧？可这里有个要命的细节，史书没明写，但逻辑上绕不开，李世民的秦王府，和这些禁军将领有没有关系？
太有了。李世民长期担任尚书令、雍州牧、十二卫大将军，天下兵马他都能管。更重要的是，唐朝打天下的仗，主要是李世民打的。
那些禁军里的中下层军官，很多都在秦王麾下效过力，立了功才能进禁军。他们的老战友、老上级，现在很多都在秦王府。
李世民在军中的影响力，是毛细血管级别的，渗透到了军队的每一个角落。李渊的圣旨，和秦王（很快就是新太子）的命令，同时摆在一个禁军小校面前，他听谁的？恐怕多数人会犹豫，
而犹豫的结果，往往就是按兵不动，等待局势明朗。这就是李世民多年经营军事力量结出的果，关键时刻，军队的潜在效忠对象，是他，而不是深居宫中的老皇帝。
再往深了说，李渊自己也未必有死磕到底的决心。他老了。当年晋阳起兵那股子锐气，早被这些年当皇帝的日子磨得差不多了。
他这几年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搞平衡，就是想稳住局面，别出乱子。现在乱子出了，而且是天大的乱子，两个儿子死了，凶手是另一个儿子。
难道真要调集大军，把李世民也杀了？那剩下的儿子里，谁能担起这江山？李渊心里得掂量。就算他狠下心，命令真能执行，把李世民镇压了，之后呢？
李家立刻会陷入分崩离析，那些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骄兵悍将绝不会罢休，整个关陇集团会再次分裂，天下可能重陷战乱。
这个后果，李渊担不起。所以，当尉迟敬德武装“护驾”，口称“太子、齐王作乱，秦王举兵诛之”，并“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时，
李渊顺水推舟，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善！此吾之夙心也。”
这话有几分真几分假？可能是恐惧下的自保，也可能是认清现实后的无奈，更可能两者皆有。
他立刻写了手谕，让所有军队听秦王号令，又让黄门侍郎裴矩去东宫那边宣读，东宫和齐王府的部队这才溃散。
说到底，玄武门之变就是李世民集团经过长期准备，在政治、军事、情报各方面都占据压倒优势后，发动的一次精准斩首行动。
李渊的皇权，早在日积月累中被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掏空了。李世民不仅有自己的人事系统（天策府属官），有自己的决策班子（秦王府十八学士），更有独立于国家府兵体系之外的私兵。
他的人才库质量之高，远超太子东宫。像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谋臣，长孙无忌这样的外戚兼心腹，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这样的猛将，都紧紧团结在他周围。
这些人不是简单的君臣，而是利益、理想、命运绑死的政治军事集团。李渊想用一纸诏书调兵打掉这个集团，根本不可能。
有些野史传闻，说李渊当时在湖船上和宫女嬉戏，不理政事，才让李世民钻了空子。这纯属后世抹黑，或者是把李渊后来沉迷享乐的形象前置了。
那天早上他是在和大臣议政，说明他对危险的局势有觉察，只是没想到会这么激烈、这么快。
也有说李渊早就想传位李世民，只是被李建成阻挠，所以玄武门是顺水推舟。这又把李渊想得太被动了。
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他对权力的敏感是刻在骨子里的，他最后几年的平衡术，就是想保住李建成的太子位，同时遏制李世民，维持自己至高无上的裁决者地位。
只是他低估了李世民的决断力和实力积累的速度。
玄武门那天，当李渊看到尉迟敬德的长矛和血淋淋的人头时，他瞬间就明白，游戏规则变了。他所有的权威，都建立在别人对这套规则的服从上。
当有人，特别是一个掌握最强武力的人，决定用另一种规则（暴力）来解决问题时，他那些调兵的命令、皇帝的威严，顿时苍白无力。
他不是没镇压，他是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镇压的资本。长安城里能打的兵，要么是李世民的，要么是听李世民话的，要么是不敢和李世民打的。
他能指挥动的，或许只剩下身边那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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