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这一年挺邪乎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前后脚都没了，大清朝眼看着就要散架。
按理说这时候大家都该捂紧钱袋子过日子，可再山西祁县，却出了一件把当时商界大鳄们下巴都惊掉的事儿。
这事儿发生在大名鼎鼎的乔家大院。
那一年的年终算账现场，大德通票号把账本往桌上一摊，好家伙，总利润七十四万两白银。
但最让人看不懂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这钱怎么分。
作为东家的乔家，拿走了三十四万两，而那些平时点头哈腰、端茶倒水的掌柜和伙计们，竟然合伙分走了四十万两。
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打工的分得比老板还多。
这要搁别的地儿，老板早掀桌子了，但乔家非但没急眼，还敲锣打鼓地把这事儿记进了功劳簿。
在这个世界上，最牢固的锁不是铁做的，是拿真金白银浇铸的利益。
这就是晚清商界最顶级的“阳谋”，那个设计这套玩法的人叫乔致庸，虽然当时他已经去世一年了，但这套被他称为“身股”的制度，依然像一台精密的机器，疯狂地收割着财富。
说起来，这乔致庸也是个奇人。
把时间倒回去六十多年，大概是1840年代，鸦片战争刚打完，大清朝被揍得鼻青脸肿。
那时候的乔致庸才二十多岁，本来是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满脑子想的都是考科举、当大官。
谁知道家里大哥乔致广突然病死了，留下这一大家子烂摊子。
那时候乔家虽然有点底子，做着粮油布匹生意，但情况相当不乐观。
我查了一下当时的资料，那时候做生意简直就是在那命博。
最要命的不是土匪强盗，而是“人心散了”。
学徒进了铺子，吃三年萝卜白菜，把本事学到手了，转头就跳槽，或者干脆自己单干抢老东家生意。
留下的老伙计呢？
一年拿着二十两银子的死工资，那时候二十两银子虽然比种地强，但也发不了财。
于是这帮人就开始“磨洋工”，甚至趁着掌柜不注意，往袖子里塞银子。
乔致庸接手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么个漏水的桶。
这位被逼上梁山的“书生东家”没有像其他财主那样，搞什么严防死守、搜身检查。
他脑子转得快，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防贼不如把贼变成家里人。
他要干一件违背祖宗规矩的事——把家族的生意，分给外姓人。
这事儿在当时那是大逆不道，家里那帮族老们的唾沫星子差点把他淹死。
但乔致庸这人倔，咬死不松口。
他太清楚了，没有人会为了别人的口袋拼命，除非这个口袋也有他的一份。
到了1883年，大德通票号正式挂牌成立，乔致庸琢磨了半辈子的这套“身股制”终于算是彻底落地了。
这玩法说白了就是现在的“股权激励”，但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降维打击。
他把股份拆成两半：一半叫“银股”，是东家出的真金白银，拥有决策权；另一半叫“身股”，就是给你这个人的身价股。
简单说就是，你不用出一分钱，只要你有本事、有业绩，我就送你股份。
这可不是现在有些老板画的大饼，那是实打实的分红权。
乔致庸设计了一套像打怪升级一样的体系，从最低的1厘身股起步，最高能做到10厘，也就是1股。
这中间一共19个等级，每一级爬上去，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举个例子，大德通有个传奇掌柜叫马荀。
这哥们儿最早就是个粮店的小伙计，要是在别家，这辈子也就是个受气包，运气不好还得被掌柜的打骂。
但在乔致庸手下，马荀因为脑子活、腿脚勤快，被乔致庸一眼相中，破格给了2厘身股。
这2厘身股就像是挂在驴子面前的胡萝卜，彻底把马荀的潜能给激发出来了。
他为了多挣分红，比东家还操心生意。
以前是“到点下班”，现在是没日没夜地跑街串巷，硬是把几个半死不活的分号给做活了。
几年考核下来，他的身股一路飙升，最后成了顶顶有名的大掌柜。
这哪是给东家干活啊，分明是在给自己攒棺材本。
乔致庸这招最绝的地方在于，他用利益把员工给锁死了。
持有身股的伙计，不仅每年能拿分红，甚至退休后还能继续拿，死了以后家属还能领几年抚恤金。
这哪里是雇佣关系，这简直就是那个年代的“终身养老保险”。
但是，注意了啊，这里头有个前提。
如果你敢贪污一个铜板，或者跳槽背叛，对不起，所有身股瞬间清零。
在这么巨大的沉没成本面前，原本想揩油的伙计变成了最忠诚的看门狗。
谁敢动票号的钱，那就是动他们自己的养老金，那是真跟你玩命。
到了1889年，大德通的利润只有2.5万两的时候，身股和银股的比例还算平衡。
但乔致庸根本不限制身股的数量，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身股发出去的也越来越多。
家里有人急了，说这不成了给外人打工了吗？
乔致庸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股权被稀释，他算的是一笔大账：员工拿得越多，意味着蛋糕做得越大。
这套制度在后来遭遇的几次大危机里，真成了乔家的救命稻草。
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一路西逃，天下大乱。
那时候很多票号因为伙计卷款潜逃，直接就倒闭了。
但乔家的票号呢？
稳得一批。
因为对于手握身股的掌柜们来说，票号垮了，就是砸了自己的饭碗，毁了自己的下半辈子。
他们拼死护送银两，甚至在兵荒马乱中利用乔家的信誉汇兑军饷，不仅没亏，反而借着战乱大赚了一笔。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908年，员工分走的钱能超过东家。
那时候，乔家票号的身股总数已经达到了23.95股，占比超过54%。
表面看，东家亏了，失去了“大头”，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帮人拼命，那个74万两的总利润根本就不会存在。
乔致庸用让出一半利润的魄力，换来了比原来翻了20倍的收益。
这账算得，简直神了。
乔致庸本人在1907年就走了，活了89岁，算是喜丧。
老头子生前哪怕富可敌国，生活却抠门得要命，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
但他对灾民和国家却大方得很，光是1877年“丁戊奇荒”，他就捐出了巨资赈灾。
他在晚年把这套体系交给了长孙乔映霞，自己就躲在后院含饴弄孙。
他心里明镜似的，制度建好了，机器转起来了，只要人不绝，乔家的财运就不会断。
这套“身股制”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直到后来军阀混战、经济彻底崩溃，这台商业机器才慢慢停下来。
如今回头看，乔致庸绝不仅仅是一个有钱的晋商，他更像是一个洞悉人性的心理学大师。
想让别人把你当兄弟，你得先敢于把钱袋子解开。
在那个皇权不下县、商业全靠信誉维持的年代，乔致庸用真金白银的让利，在大清朝的废墟上，搭建起了一座令人惊叹的商业帝国。
这，才是乔家大院真正的地基。
直到1951年，大德通才彻底歇业，这家百年老店，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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