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那会儿，特赦令终于递到了黄维手里。
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将，此时已是满头银丝，捧着那张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大伙都觉得，他这是为了能走出高墙、跟家里人团圆而激动。
这话没错，可你要是细读过他那本《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就会发现，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心里头，其实还盘算着另外一笔账。
这笔账既关乎能不能活命，也关乎兜里有没有钱。
他在回忆录里撂了句大实话：要是当初没被抓，还留在旧军队里混，一旦身子骨垮了，只能卷铺盖回家。
那时候，哪怕把他黄某人的家底全当了，恐怕也凑不齐这十年的医药费。
这话乍一听挺丧气——好歹是个兵团司令，正儿八经的中将，怎么可能连看病钱都掏不出？
可偏偏这就是事实。
要是咱们把账本摊开，把功德林里这几位爷的钱包和身体状况挨个翻一遍，你会得出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结论：
对于黄维、杜聿明这些著名的“穷将军”来说，当俘虏，反倒是他们能活到1959年或者1975年的唯一出路。
要是不进功德林，他们哪怕没死在战场上，也早就在街头病饿而死了。
这话一点水分都没有，全是拿数据算出来的。
先说黄维算的这笔账。
黄维在国民党圈子里有个响当当的绰号叫“书呆子”。
这名号两层意思：一是打仗不知变通，二是当官不懂“捞钱”。
1948年淮海战场上被俘之前，他的身子骨其实已经烂透了。
按他自己的说法，身上光结核病就有五六种。
那时候，肺结核可是个“吞金兽”，能治，但得拿钱堆。
唯一的救命药叫链霉素，全得靠进口。
在功德林里，黄维过的是啥日子呢？
那是真拿药水当水喝。
每隔四个钟头就得扎一针青霉素或者链霉素。
他自己都记不清挨了多少下，反正肯定超过三百针。
除了药，每天还得给他灌牛奶、吃鸡蛋和猪肉。
哪怕是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别人的口粮减了，他杯子里的牛奶也没断过。
这得花多少钱？
要是把这三百多针进口药，再加上十几年的特供小灶折算成金条，那绝对是个吓死人的数字。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坐牢，黄维自己掏得起这笔钱吗？
门儿都没有。
国民党军队里有条没写在纸上的规矩：你在位子上能干活，那是爷，有油水捞；可一旦生病干不动了，或者像后来败退去台湾没了兵权，那立马就是从天上摔到泥地里。
黄维这人“不开窍”，平时迎来送往的花销不小，又不像同僚那样会喝兵血、做买卖，手里根本没存下几个子儿。
要是他拖着那个满是窟窿的病体跑到台湾，既没兵权又没家底，除了在贫病交加中等死，没别的路可走。
你要是不信，咱们再看看另一位名气更大的“穷司令”——杜聿明。
这位徐州“剿总”的副司令，蒋介石手里的救火队员，名头够响亮了吧？
可他的家底，薄得让人不敢信。
辽沈战役那时候，杜聿明的病就已经重得坐不住椅子了。
后来人被扣下，老婆孩子去了台湾。
根据《宋美龄传》里的说法，那边给杜聿明家属的“优待”是：每个月一百斤大米，两千块台币。
一百斤米看着挺多，可杜家上上下下七张嘴等着吃饭。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这点米分到每个人头上，大人基本只能喝米汤。
至于那点钱，更是个笑话。
从1937年到1949年，国统区的物价翻了36万亿倍。
没错，就是万亿。
这就意味着，年初这钱还能买头牛，到了年底，连盒火柴都买不起了。
杜聿明的大儿子杜致仁，后来在美国哈佛念书，眼看就要毕业了，家里实在凑不出最后那一年的学费。
申请助学贷款吧，银行一看没有任何抵押，直接拒了。
结果呢？
这孩子硬是被逼得在宿舍里自我了断。
连亲儿子都因为几千块学费被逼上了绝路，要是杜聿明本人拖着那严重的肾结核回到蒋介石身边，下场能好到哪去？
还有个细节特别讽刺，是关于蒋介石的“赏钱”。
当年蒋介石给杜聿明的老母亲送过寿礼。
据说老蒋批的是十万块（好像是银元），可这钱经过层层扒皮，又或者是被人掉了包，等到了杜聿明夫人曹秀清手里，已经变成了金圆券，而且数额缩水到了三千。
不管是十万还是三千，在那个金圆券擦屁股都嫌硬的年代，这点钱连几瓶进口救命药都买不回来。
后来沈醉在回忆录里也提过，杜聿明在功德林里也是结核病发作，差点没命，全靠管理所派专人去香港、澳门把链霉素买回来，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这笔巨额药费，老蒋舍得掏吗？
看看他儿子因为缺学费自杀的结局，答案早就摆在那了。
如果说黄维和杜聿明是属于“因病致贫”的预备役，那接下来这两位，就是已经掉进穷坑里的活标本。
一个叫汤尧，那是陆军副总司令；一个叫曾扩情，四川省党部的一把手。
这哥俩在功德林里有个招牌动作：捡烟屁股。
战犯管理所不没收私人物品，家里人也能寄钱进来。
那些家里底子厚的，还能买点零食香烟解馋。
可汤尧和那个叫董益三的少将，穷得叮当响，显然早就被亲戚朋友“忘”干净了，只能跟在“同学”屁股后面捡剩下的烟头过瘾。
汤尧的身子骨那是差到了极点，满身贴着膏药，走路都得让人架着。
他是把老蒋在西南最后一点老本赔光了才被抓的。
按照老蒋对待败军之将的惯例，这种非嫡系的将领要是跑回去，别指望治病了，不被拉出去枪毙就算祖坟冒青烟。
曾扩情混得更惨。
堂堂黄埔一期，曾经的“天子门生”，后来被老蒋一脚踢出了核心圈子。
在当俘虏之前，这位中将就已经活不下去了。
沈醉的书里记了这么一笔：曾扩情当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时候，那个清水衙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他厚着脸皮去找省主席王陵基借钱，结果人家一毛不拔。
实在没辙，曾扩情把省党部的一辆破汽车卖了，换了点钱勉强撑了一两个月。
钱花光了，他就开始到处蹭饭。
混到最后，这位中将竟然“傍”上了一位开照相馆的女老板，赖在人家照相馆楼上，靠人家赏口饭吃。
解放军抓他的时候，曾扩情正躲在庙里装和尚，嘴里还振振有词：“我都出家了，你们还抓我干啥？”
这哪里是看破红尘，分明是走投无路，混不下去了。
这四个人的遭遇，其实把一个极其残酷的组织真相给扒了个底朝天。
在那个旧军队的体系里，军官就是个消耗品。
能打仗、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是座上宾，有大把的银子花；一旦生病、打输了或者被裁员，你立马就是个弃子。
早在1947年，南京就出过那场著名的“哭陵闹剧”。
好几百个被“编余”（也就是裁员）的少将、中将，因为没了军职，又啥手艺都不会，活活饿得没法子，跑到中山陵对着孙中山的像哭诉。
带头的还是个黄埔一期的中将，叫黄鹤。
这一幕发生的时候，国民党政权还没倒台呢。
试想一下，如果黄维、杜聿明、汤尧、曾扩情这些人没被俘虏，而是拖着病体回到了南京或者去了台湾，他们的下场能比那个黄鹤好多少？
反观在功德林，黄维扎了三百针救命药，杜聿明把脊椎和结核都治利索了，曾扩情也不用再靠卖破车换饭吃。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下来。
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这十个人昂着头走出了功德林。
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黄维也出去了。
他后来还当了全国政协常委，拿着副部级的工资，晚年日子过得那是相当安稳。
回过头来看，这场牢狱生活，对于这几位“穷中将”来说，居然成了最靠谱的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这么黑色幽默。
当他们在那张特赦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心里那笔账，估计是彻底算明白了：
那个他们曾经死心塌地效忠的旧世界，只会把他们榨干油水后扔进垃圾堆；而这个曾经被他们当成死敌的新世界，却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最后的归宿。
信息来源：
《红旗》杂志1983年第8期（关于物价上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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