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三月的风还带着微凉，县城城郊的柳树已悄悄抽了新芽，嫩黄的柳丝垂在街边，像揉碎了的温柔春光。那时我刚进厂不久，和同事李国庆同住一间宿舍，他是个爽朗的话匣子，总爱跟我唠家里的琐事，而那个周末，他凑到我跟前，神秘兮兮地邀我去家里吃饭：“健勇，我妈做了红烧肉，我小姑从省城回来了，咱家里的大学生，你可得见见。”
我是个中专生，“大学生” 三个字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漾开了涟漪，没再多想便点头答应。李国庆家在城郊的青砖平房，院里的枣树还没发芽，推门而入时，浓郁的肉香从厨房飘出，他母亲笑容可掬地迎出来，喊着里屋的小姑出来见客。那一刻，我遇见了李燕玲。
她穿着浅蓝色的确良衬衫，齐耳短发，额前一缕碎发轻搭眉梢，手里捧着一本书，抬头时眼睛像浸在清水里的黑葡萄，温润的声音像夏夜的晚风，轻轻拂过心头。她是省城师大的中文老师，二十八岁，比我大六岁，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细巧的银戒指，安静地坐在饭桌旁，偶尔抬眼听我们说话，眉眼间藏着一丝淡淡的忧郁。
饭后的客厅，只剩我和她相对而坐，尴尬的沉默里，我搜肠刮肚找着话题，听她讲省城的梧桐大道，讲秋天落叶踩上去的沙沙声响，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世界。鬼使神差间，我脱口而出：“我能给你写信吗？” 话一出口便后悔，怕这份直白唐突了她，可她红着脸，最终轻轻点头，说可以给我讲讲省城的一切。
回到宿舍，我一夜未眠，脑海里全是她的模样。一周后，我寄出了第一封笨拙却真诚的信，讲厂里的工作，讲县城的春天，讲我读过的寥寥几本书，没敢期待回信，却每天雷打不动往收发室跑。第十五天，一封浅蓝色信封的回信躺在那里，娟秀的字迹，寥寥数语，说我的信让她想起了家乡的春天。
我们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一周一封，从未间断。我跟她讲新设备调试的难题，讲县城电影院的新片子；她跟我讲课堂上的趣事，讲研究的现代诗人，讲省城的雨打在梧桐叶上的声音。文字像一座桥，连起了县城的机械厂和省城的师范大学，连起了我这个中专生技术员和她这个大学老师，也连起了两颗慢慢靠近的心。
三个月后，我在信里小心翼翼问她，能否去省城看她，她很快回信：下周末，带你看梧桐大道。1989 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坐上火车，四个小时的颠簸，满心都是期待。出站口，她穿着白衬衫藏青裙，在人群里安静地站着，自然地接过我的包，带我走过那条心心念念的梧桐大道。浓密的树荫遮天蔽日，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光影，我终于问出了藏在心里的问题：“燕玲，你为什么一个人？”
她沉默良久，跟我讲了她的故事。她曾有过婚约，未婚夫是大学同学，大三那年出国留学，起初还有书信往来，后来便杳无音信，最后一封来信，说他要留在国外，让她不必再等。二十八岁的她，在家人的催促里，独自在省城生活，不是不想爱，是不敢再相信承诺。我看着她泛红的眼眶，脱口而出：“一个人不好，两个人可以分享梧桐大道，分享春天的雨，就像我们的信那样。”
我告诉她，从见她第一眼，我就喜欢她，年龄不是问题，距离也不是问题。她的眼泪滑落，说自己不敢再相信，我轻轻擦去她的泪水，说：“那就让我证明给你看。” 那个周末，我们走遍了省城的大街小巷，在公园吃冰棍，在旧书店淘诗集，在小吃摊分一碗馄饨，我讲小时候的糗事，她笑得前仰后合，我终于看到了她坚硬外壳下，那个会脸红、会大笑的小女孩。
离别时的火车站，她跟我说，谢谢你让我重新觉得自己还年轻。我们的称呼，也在信里悄悄改变，她叫我 “勇”，我唤她 “玲”。秋天，她寄来一片梧桐叶，上面写着 “见叶如晤”，那片叶子，我夹在书里，珍藏了许多年。
国庆节她回家，我们在河边散步，我告诉她厂里要派我去上海学习三个月，小心翼翼问她，是否愿意等我。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 “好”。可上海的学习才进行到第二个月，家里的一封电报让我猝不及防：父病重，速归。我连夜赶回县城，父亲突发脑溢血，半边身子瘫痪，家里的天，仿佛塌了下来。
我以为自己的世界会陷入黑暗，可第四天，燕玲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病房门口，眼里满是担忧。她放下行李，先去看望父亲，又拉着我问清情况，我说自己可能再也去不了上海，不能离开县城照顾父亲，她却握紧我的手，坚定地说：“没关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可以申请调动，去县城的中学教书。”
我拼命摇头，不愿她放弃省城的一切，可她却说，二十八年来，她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这一次，她要为自己活。父亲住院的一个月里，燕玲每隔几天就来一趟，炖好汤送来，带书给我解闷，母亲从最初的惊讶，到后来的感激，终于拉着我的手说：“燕玲是个好姑娘，你想清楚就好。”
1989 年的最后一天，燕玲的调动申请正式批准。她放弃了省城师范大学的教职，来到县城一中当语文老师。跨年夜，我们在她租的小房子里，听着收音机里的《难忘今宵》，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她靠在我怀里，我问她后悔吗，她抬头看着我，眼里满是星光：“我得到了更多。”
1990 年的春天，我们结婚了。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有亲友的见证，她穿着红色的旗袍，笑得像个少女，李国庆喝醉了，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小子真是有福气。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暖。我在机械厂升了技术组长，她在学校深受学生喜爱，厂里分配的一间半小屋里，她种了几盆花，我在窗台下搭了小书架，日子像熬煮的糖水，慢慢熬出甜意。
一年后，儿子出生，我们给他取名王思远，寓意思念远方，也寓意志存高远。燕玲抱着儿子，轻声跟我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吻着她的额头，想说，该谢谢你，愿意陪我一起建造这个家。
儿子三岁那年，我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褪色的红信封，里面是几颗融化的喜糖，信封上写着 1985 年，张建华、李燕玲新婚之喜。那是她当年准备婚礼的请柬和喜糖，最终却没能发出去。我心里有些酸涩，她却平静地说，从前留着，是提醒自己别轻易相信承诺，现在留着，是提醒自己，有多幸运，终于等到了对的人。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我们搬了新房子，那个红信封依旧摆在书柜里，和我们的结婚照并排。孙子孙女总会好奇地问，这是什么，燕玲总会温柔地说，这是过期的喜糖，可奶奶尝到了最甜的滋味。
每当这时，我总会握住她的手。她的手不再光滑，爬满了岁月的纹路，可在我眼里，她永远是 1989 年春天那个穿浅蓝色的确良衬衫、会脸红的姑娘。而我，也永远是那个莽撞的年轻人，坚定地跟她说，我会给你写信的。
我写了三十多年，从纸笔的书信，到用生活写就的信笺，柴米油盐，朝朝暮暮，岁岁年年，都是我写给她的情话。往后的日子，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用余生的每一天，写满我们爱的信笺，直到岁月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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