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贾岩：谈论反法西斯文学，绕不过印度的贡献|文学|贾岩

本文共13777字

阅读预计约30分钟

作者|贾岩

编辑|余佳轩

审核 |朱依林单敏敏

摘要

在世界文学现有类型体系中，反法西斯文学是一个尚未被充分开掘的主题。既有研究抑或缺少跨语境视野下的整体考察，抑或忽视非主要参战国的反法西斯经验。本文在世界文学理论观照下揭示反法西斯文学在传播、经典化、价值观构建等层面的多重世界性，并着重以印度为例，探讨那些从二战“边缘”地带以间接方式书写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文学实践。阿巴斯的小说《明天属于我们！》示范了一种由“世界意识”驱动的创作模式，演绎了文学如何通过引导读者处身、解读和创造世界，使之参与一场尚未到来且缺少具身经验的世界大战中。将世界文学重新诠释为在世界意识中生成的本地文学，有助于超越跨语际传播、跨国界接受等维度，为理解国别/区域文学的世界性提供新视野。

关键词：世界文学反法西斯文学世界意识印度文学阿巴斯

阿巴斯（左）和《明天属于我们！》扉页（右）。图源：BollywooDirect; archive.org

自世界文学成为国际学界热议话题以来，与层出不穷的概念化界定相伴而生的，是各式各样的分类尝试。学者们不仅将世界文学置于尺度各异的地理或语言坐标中加以检视，还依据具有跨区域或跨语际特性的历史、政治或文化进程，划分出后殖民文学、左翼文学、流散文学、全球南方文学、人类世文学等亚型。这些分类尝试为理解世界文学的多元谱系[1]和丰富内涵提供了抓手，其中很多亚型的提出意在将文学何为的裁定权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宰制性话语中解放出来，通过重新想象世界和文学的关系，以回应不同群体面临的时代问题。相比之下，同样具有国际辐射和抵抗意蕴的反法西斯文学尚未在世界文学语境下被充分讨论。既有研究大多以单一国别为范畴，围绕中国抗战文学、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德国流亡文学、日本反战文学等反法西斯文学中的重要子项展开，抑或缺少跨语境视角下的整体观照，抑或忽视主要参战国之外的别样经验。这有碍于揭示反法西斯文学作为一种20世纪广泛文化现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使我们错失了一个可以扩展世界文学理论探讨的批判性视点。

本文试从三方面填补上述缺失：首先，以世界文学概念为棱镜，揭示反法西斯文学内在的多重世界性；其次，以印度这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边缘”国度为例，扩宽有关反法西斯文学在地域、主题、形式等方面的既有认知；最后，通过分析印度左翼作家阿巴斯（Khwaja Ahmad Abbas）的反法西斯小说《明天属于我们！》（Tomorrow is Ours!, 1943），将那些虽不具跨国“来生”却在强烈“世界意识”中生成的本土文本也纳入世界文学范畴。作为一种不以对世界的直接经验为前提的价值倾向，世界意识的生成具体在“处世”“解世”“造世”三个层面上展开，分别对应主体处身世界、解读世界、创造世界的思想活动。这一概念可以为审视国别/区域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新视野、新洞见。

一、反法西斯文学的世界文学属性

作为由一场全球性战争催生的文学现象，反法西斯文学的世界文学属性直观体现为地理疆界的广域覆盖。199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推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收录了欧、亚、非、北美、南美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作品，以近乎穷尽之势勾勒了20世纪30-50年代广袤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版图。书系主编刘白羽在总序中写道：“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是永恒不灭的真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世界各国成千上万的作家，燃起正义的热情，挺身投入前线，把反法西斯这场伟大斗争的生与死、悲壮与理想、仇恨与痛苦，深刻而又激情地倾注入文学，于是反法西斯文学应运而生。”[2] 这种以反映现实为导向的文学认识论，决定了书系追求地域辐射最大化和以国别（而非文类）为纲的编纂思路，因为只有汇集“世界各国”的声音，才能最大程度还原反法西斯战争作为宏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揭示战争胜利背后抵抗的艰辛和代价的沉重。

除多国性外，跨国性也是反法西斯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特点。其跨国属性不仅体现在主题、情节等内文本层面，还表现为文本在外部物质维度上的跨境流通，以及由此带动的大规模跨文化实践。延安知识分子通过译介西班牙内战书写，在引入欧洲革命思想资源的同时构建起一个遥远但紧密的“左翼共同体”；[3] 香港报刊以紧跟时局的翻译和评论为载体，实现了抗战文学和境外反法西斯文学的跨域联动，成为战时文艺救亡的重要阵地；[4] 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yakov）的《怒吼吧，中国！》（« Рычи, Кита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10余个国家被翻译、改写和排演，并在全球旅行和在地调适的互动进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艺术和政治潜能。[5]凡此例证无不彰显反法西斯文学的国际主义本质：那些穿越山海阻隔和人为封锁建立起的文本网络，不仅为战时信息和经验的共享提供管道，更担负着构筑情感、道义和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每一次翻译行为既是对内动员，也是对外声援，它让读者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微小局部和国际斗争的总体大势休戚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世界文学的反法西斯文学不仅如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所言，是从翻译和流通中“获益”的文学，更是在翻译和流通中“存在”的文学。[6]

《怒吼吧，中国！》（左）与20世纪20年代基于该剧设计的香烟盒盖（右）。图源：liftfund; livejournal.com

在经历了二战期间广阔的跨地域共时传播之后，反法西斯文学于战后呈现出富有生命力的历时性传播，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其自身特有的经典图谱。由于反法西斯文学具有与生俱来的专题性、政治性和时代性，其经典名录很大程度上逸出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欧美“文学守门人”主导、以“文学性”和“现代性”为筛选标准、主体被西方文本占据的文学经典化进程，呈现出颇为另类的世界文学景观：老舍的《四世同堂》、萧红的《生死场》、瓦西里耶夫（Boris Vasilyev）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等非西方文本位置醒目；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欧美作家也以其作品序列中知名度相对较低的《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和《月亮下去了》（The Moon is Down）被铭记，而非其更为后世追捧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和《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受制于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媒介、资本、市场及文学评价体系中文化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某些反法西斯文库也会打上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烙印。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10卷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经典丛书”，收录的10位作家无一例外来自西方（法国四位，德国两位，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各一位）。丛书推介语强调“作者中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两位龚古尔奖得主、两位布克奖得主，作品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戛纳金棕榈奖等重要奖项”[7]的做法，有意无意遵从了西方主导下“国际文学空间”[8]的认可机制。此处，成问题的不是这十部作品的艺术造诣，而是编纂者对反法西斯文学本质的理解。他们更多采取了一种从当代外国文学名著中逆向遴选反法西斯战争题材作品的思路，而非从反法西斯文学自身出发择取篇目。这不仅使大量在二战中发挥过短暂但实质性作用的反法西斯创作被屏蔽在公众视线之外，更会在读者心中埋下“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欧洲/西方战争”的错误史观，而中国本土作品的缺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歧见。

带着世界文学的眼光审视反法西斯文学，我们还应看到其在思想层面构建世界观的集体倾向。用文学反法西斯的终极目的不是想象一个没有法西斯的乌托邦，而是在这个空前巨大的暴力机器所制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废墟上重建秩序，让“大写的人”再次“挺然站立起来”[9]。世界观的重塑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程，这也是为什么反法西斯主题书写在战后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战后反法西斯文学不仅包含聚焦战事本身的“事件小说”和揭示战场外小人物生存危机的“命运小说”，还有大量像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La Peste）、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这样力图开掘“哲理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反思小说，这类小说“不再以表现正面战斗为主体”，而是意在“促使人们从另一个新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对战争、对命运、对人性、对人的存在重新进行思考” [10]。这一倾向包含着谢永平（Pheng Cheah）所强调的“规范性维度”（normative dimension），其要旨在于主动创造一个由“意在激发普遍人性的精神互动和交流”所构成的“高意义世界”，而非被动复刻或映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空间。[11]在这个层面上，反法西斯文学可以和后殖民文学一道，被视为一种以开放、多元的世界主义精神对抗单一霸权叙事的“造世”之举。

如上所述，反法西斯文学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被解读为世界文学：文本的世界性涌现和流动、世界级经典序列的制定，以及具有规范性能量的世界化构想。但这种理解并非没有局限，局限性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反法西斯文学内涵和外延的普遍认识仍存在盲区。长期以来，学界和公众习惯将反法西斯文学等同于描写和反思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这意味着，此类文学只存在于那些曾深度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和群体。刘白羽将反法西斯文学理解为“作家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战争生活的融合”[12]，更是将书写此类文学限定为战争亲历者的某种“特权”。学界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认识。有学者基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战争处境和文学传统，将世界反法西斯叙事文学创作概括为“苏联模式”“欧美模式”和“德日模式”，并把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书写视为“自觉不自觉地向某一类型、某一模式靠拢，凝聚”[13]的结果。这种结构化的认知方式虽有助于把握反法西斯文学的主要特征，但对于揭示其作为世界文学的属性和潜能却会构成制约，因为它忽视了世界大战对于非主要参战国在物质和心理上的波及效应、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反殖民主义等其他世界性抵抗浪潮的扭结关系，以及反法西斯作为一种政治主张（而非军事行为）在战争“边缘”地带被体验和表达的独特方式。一旦将这些因素引入讨论，我们对反法西斯文学表征和创造世界的方式会产生何种新见？印度的案例具有启发意义。

二、印度反法西斯文学的间接美学

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德日陆续投降，二战历时14年。其间，作为英殖民地的印度始终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受英国控制。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3日英国对德宣战，欧洲战场正式开启。同日，印度总督林利思戈（Linlithgow）在未与印度政治领袖商讨的情况下宣布英属印度参战。继一战之后，印度再度被殖民者之手强行拉入世界大战。此后六年，处于欧洲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夹缝中的印度次大陆从未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地带。除了1944年英印军队和日军在印度东北部与缅甸交界处发生的英帕尔战役，印度本土与法西斯势力的正面接触仅有1942-1943年日军对加尔各答、马德拉斯（今金奈）等城市的零星空袭。

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左）与英帕尔战役中日军向科希马守军空投的传单（右）。图源：wikipedia; National Army Museum

然而，本土未全面遭遇法西斯侵略并不意味着印度近乎于一个反法西斯真空地带；相反，它在诸多方面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一是兵源供给，英国征召250万印度士兵投入北非、东南亚及欧洲战场，占英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二是资源保障，印度作为盟军重要的战略后方，向前线输送了大量粮食、棉花、钢铁、石油等物资；三是战略后勤，印度通过“驼峰航线”维系了中国抗战的存续，兰姆伽训练营成为中国远征军接受训练的重要基地；四是人道援助，国大党领袖虽拒绝联英抗日，但对中国抗战给予了政治声援和人道主义支持；五是群众动员，彼时在政治上处境边缘的印度共产党调整斗争路线，将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比英殖民者更迫在眉睫的威胁，通过文艺手段在民众中宣扬反法西斯观念，使之做好正面抗日准备。总体而言，印度本土的反法西斯经验带有明显的间接特征，这种间接性也体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度反法西斯文学的主题选择上。

印度士兵的域外征战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安纳德（Mulk Raj Anand）的英语小说《黑水洋彼岸》（Across the Black Waters）虽以一战为背景，却深刻揭露了英印士兵在二战中同样遭遇的种族歧视、殖民压迫等结构性问题。这些议题在巴苏（Baren Basu）的孟加拉语小说《新兵》（Rangrut）中得到进一步开掘，小说描写了随英军在缅抗日的印度士兵如何萌发反抗英国统治的政治觉悟。由左翼艺术家集体创作的政治宣传剧《四战友》（Four Comrades）讲述了印度战士拉德纳及其中国、马来战友在新加坡联手抗日的故事，该剧用寓言化的方式呈现了亚太战场的发展态势，是印度反法西斯文艺中少数正面表现战事的作品之一。

由印度人民戏剧协会出版的《四战友》和《怒吼吧，中国！》。图源：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另一个被反复触及的主题是1943年孟加拉饥荒背后的二战动因。巴达查里雅（Bhabani Bhattacharya）的英语小说《饥饿》（So Many Hungers!）、班迪欧巴泰（Bibhutibhushan Bandyopadhyay）的孟加拉语小说《雷的警示》（Ashani Sanket）、钱达尔（Krishan Chander）的乌尔都语小说《供粮者》（Annadata）等作品，从不同视角追问这场所谓“天灾”背后的人为祸端：通货膨胀、军队购粮、奸商囤积居奇、印缅粮路中断、英官方管理不善等一系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被触发的连锁反应，共同导致了饥荒的发生。此类作品意图展现“欧洲战事与国内帝国主义政策复合，最终会对经济边缘化群体构成怎样的损害”[14]，而印度本土作为维系盟军生命线的大后方，又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扎伊努尔·阿贝丁（Zainul Abedin）于1943年孟加拉饥荒期间创作的主题画作（左）和苏尼尔·贾纳罕（Sunil Janah）拍摄的孟加拉妇女在加尔各答排队买米场景（右）。图源：documenta 14

还有一类作品聚焦印度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反法西斯群众运动，印地语进步作家耶谢巴尔（Yashpal）的长篇小说《叛国者》（Deshdrohi）是个中典范。小说主人公康纳在印度西北边境担任军医时被阿富汗边民劫走，后逃至苏联，加入共产党。日军向印度东境逼近时，他返回故土参加“人民战争”，动员民众与英国结成战时同盟，以确保印度在即将来袭的法西斯暴行中自我保全。这与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制定的以反英为核心的民族独立运动路线相悖，一心报国的康纳就此背上“叛国者”的骂名。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还原了194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作为印度政坛小众群体的身份困境，还在于它揭示了帝国竞合背景下广大殖民地普遍面临的抵抗道路选择问题。对于印度的共产党人来说，在反帝前线开辟一个反法西斯阵地之所以艰难，很大程度上因为它需要基于对未来的预判来确证当前主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叛国者》式的文艺作品正是对这种确证努力的再现。

耶谢巴尔及其长篇小说《叛国者》。图源：Facebook; pustak.org

由此可见，印度的反法西斯文学天然携带着一种不同于传统反法西斯文学模式的“间接美学”，其反法西斯叙事很少以主人公在本土对战争的目击、揭露、回忆、反思为基底，而是多从一定距离之外观照其间。这个距离可以是具象的地理跨度，亦可是认知或情感层面的距离感。与印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类似，印度反法西斯书写的着力点往往坐落于战略上的“后方”、空间上的“域外”或时间上的“尚未”，并由此呈现出颇具本地特色的问题意识、世界观和艺术手法。这一点在阿巴斯出版于1943年12月的英语小说《明天属于我们！》中体现得尤为清晰。

受孟买浓厚的左翼氛围影响，阿巴斯于1940年代初参与创立了被称为“印度共产党文化分支”的印度人民戏剧协会（Indian People’s Theatre Association，下文简称IPTA），致力于借“人民戏剧”激发底层民众的政治觉醒，尤其是配合印度共产党人民战争路线进行反法西斯动员。除了用乌尔都语创作《这是甘露》（Yah Amrit Hai）、《祖贝达》（Zubeida）等面向普通百姓的政治戏剧外，阿巴斯还颇具实验性地撰写了《明天属于我们！》这部以城市为主要背景的英语中篇小说。该作从表面上看并不直接服务于IPTA的戏剧实践，却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提供了一份当代印度人民戏剧运动的鲜活纪实，同时将人民战争的动员对象从以工农为主体的本土语种戏剧观众，扩展至以城市中产为主体的英语小说读者。

印度人民戏剧协会的经典标志。图源：Sehmat archive; wikipedia

与IPTA的戏剧作品类似，《明天属于我们！》具有鲜明的“国际输入为主、面向本国民众的本地文学国际主义”[15]。小说的动员目标决定了，比起借“帝国语言”获取世界性流通，阿巴斯更在意能否受到本土中产读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问世两年多加印三次的出版业绩，证明了这部作品的成功。小说全程将叙事焦点锁定在女主角帕尔瓦蒂身上，记述了她在1939年7月至1942年12月间从一个热爱古典舞的医学生蜕变为反法西斯戏剧演员的人生轨迹。和该小说的大多数读者一样，帕尔瓦蒂从未离开印度，她以间接方式感知祖国以外的世界，包括彼时愈演愈烈的世界大战。阿巴斯将海外印度军人、孟加拉饥荒、共产主义文艺运动等印度反法西斯文学常见题材在小说中适时铺陈，最终借帕尔瓦蒂与日军在加尔各答空袭中的一场正面遭遇将情节推向顶点。比题材融合更重要的是，《明天属于我们！》用文学的方法操演了一套服务于印度反法西斯政治宣传的世界观构建策略。促使帕尔瓦蒂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斗士的不是直接的世界经验，而是间接的世界意识，一种“世界”虽远却与“我”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观念。

三、处世、解世、造世：

《明天属于我们！》中的世界意识

作为一个在二战后被广泛讨论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世界意识”（world-mindedness）指一种超越地方、国族和区域的“价值取向”或“参考系”；世界意识强的个体往往“秉持以人类问题为导向的世界观，并将全人类而非美国人、英国人或中国人作为首要参照群体”，他们常常但不必然具有突出的“国际意识”（international-mindedness），即“关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或知识”[16]。在《明天属于我们！》中，阿巴斯呈现了世界意识（包括国际意识）在以帕尔瓦蒂为代表的印度市民心中从沉寂到涌动的可能性，其世界意识书写包含“处世”“解世”“造世”三部分，分别对应个体连接、理解和创造世界的活动。

（一）

处世：在世界中自观

处世是小说中世界意识萌发的初始阶段，它意味着主体认识到自身处于世界之中的状态。这并非海德格尔阐述“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这一概念时从现象学角度强调的“此在”与“世界”不可分割的源始关系，而是一种主体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被包络在人类社会现实之中的处境。阿巴斯早年对“世界”的理解是外在于“印度”的。在1939年出版的游记《印度之外：一个流动记者的历险》（Outside India: The Adventures of a Roving Reporter）中，他坦言书中基于其一年前欧亚旅行见闻所写的诸多内容都已过时，而这种由瞬息万变的二战局势所引发的“时代错位”恰是对“印度之外”那个“动荡、疲惫世界”的精辟评述[17]。言下之意，栖身“世界之外”的印度相对稳定且不乏活力。此言并非无视印度大地上的种种冲突，而是意在强调其鲜受战局冲击、专注于民族抵抗运动的状态。在这套二分认识框架下，法西斯主义是一个遥远的“世界问题”，而在次大陆存续180余年之久的英帝国主义则是一个切近的“印度问题”。作为阿巴斯思想迭代的产物，《明天属于我们！》要做的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解构这种二分世界观。

阿巴斯的记者时光：左图为阿巴斯于1935年8月为《孟买纪事报》（Bombay Chronicle）撰写的专栏；右图为旅行中的阿巴斯（摄于1940年）。图源：Khwaja Ahmad Abbas Memorial Trust

在小说中，帕尔瓦蒂的处世意识主要表现为其主观上对国际政治和军事局势的敏感状态。阿巴斯借一系列叙事装置展现了她处世意识的日益增强。首先，小说借助多种当时印度城市中产生活中常见的大众传播媒介，让帕尔瓦蒂即便在不主动搜寻的情况下也能持续暴露在密集的战讯之中。她从随身携带的短波收音机里聆听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故事，透过报纸头条获悉德军入侵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在好莱坞电影片头的新闻短片中目睹日军的侵华暴行。这些不期而遇的视听经验让帕尔瓦蒂无意中与二战局势保持同频，而她的阶级和家世设定使得拥有这些媒介资源变得合乎情理。其次，阿巴斯在帕尔瓦蒂的人际关系网中设置了两个已经或即将直接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印度男性角色。她的丈夫斯里甘特早前在爱丁堡学医，伦敦遭遇闪电战期间曾主动担任志愿医生；她在派对上邂逅的纳伦德拉中尉，正待命前往北非战场与德、意军队交战。二者通过教育深造和军事服役两种在英帝国内部常见的人员流动路径，获得了跨越大洲的移动性和亲历世界大战的契机。出于对二人的好感，帕尔瓦蒂开始思索他们所经战事的意义：她不解“印度士兵和军官为什么要到利比亚、索马里或非洲沙漠地带的其他怪地方打仗”[18]；她因斯里甘特因对苏联的赞美，而为德国进攻苏联感到“格外可悲”[19]。个人情感催生出更具主动性的国际意识，激发她开始思考印度与世界的关联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

在展现印度与世界逐渐聚焦的过程中，阿巴斯巧妙运用空间调度手法，以动态方式呈现了帕尔瓦蒂处世意识的递进。他在同一个线性时间框架内，铺设了两条并行的空间叙事动线：一条是法西斯势力全球扩张的现实动线，串联起轴心国在1939年9月德军发动战争到1942年12月日军空袭加尔各答期间，先后于西欧、苏联、东南亚引爆战争的历史事件；另一条是帕尔瓦蒂追寻自我的虚构动线，从她在勒克瑙求学期间展现舞蹈才华，到母亲猝然离世后被迫去贝拿勒斯、坎普尔谋生，从随商业舞团辗转至孟买演出，到陷入在新婚丈夫家乡拉吉尼普尔的苦闷蛰居，从在孟加拉乡野采风期间重拾艺术理想，到前往加尔各答从事人民戏剧排演。两条动线分别在世界和印度的维度上延伸。如果说帕尔瓦蒂动线是小说一以贯之的主线，那么法西斯动线则经历了一个由泛音到主调的变奏过程。导致变化的不仅是战火不断燃向印度本土的客观事实，亦是战争威胁在人物心理上被不断放大的主观感知。两条动线最终交汇于加尔各答的人民剧团演出现场，其边界在留声机中的空袭音效被现实中的日军战机轰鸣覆盖的瞬间趋于瓦解，印度在字面意义上“处于”世界。

印度人民戏剧协会成员开展戏剧宣传。图源：Natarang Pratishthan Archives

（二）

解世：世界何以攸关

对于一部带有教育和鼓动性质的小说来讲，仅展现动荡世界中的印度处境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向读者阐释被法西斯搅动的国际社会何以与印度人产生切实联系，并构成一个亟待直面的迫切问题。在感性层面产生对轴心国的痛恨和对同盟国的同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在理智上认同反法西斯在当前印度政治议程上的最高优先级，进而参与人民战争的行动。这便涉及世界意识的第二个层面——解世，即解读世界。

在《明天属于我们！》中，解世功能主要落在将帕尔瓦蒂带入人民剧团的共产主义者阿杰身上。阿杰的角色塑造是该小说创作的一大难点，因为作者一方面需要借他之口传达至关重要的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把他刻画得过于说教，损伤其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的鲜活。阿巴斯在小说中为阿杰安插了一个公共演讲桥段，但处理得相当克制，没有通过独白式的宏篇巨论为他打造伟大的“意见领袖”形象，而是借这次近乎失败的演说，展示了当时共产主义者在公共领域受国大党激进分子和英殖民当局双重挤压的困境。相反，阿杰更多的观点输出是在与帕尔瓦蒂的私人对话中实现的，且主要以富于张力的辩论形式呈现。以下是二人初次见面时的部分交谈：

“苏联！我钦佩苏联，可他们为我们印度人做过什么？”

“他们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不仅如此，他们还阻止了法西斯军队的铁蹄踏平我们。”

“可日本参战才几个月，苏联甚至还没对日宣战。而你们早在珍珠港事件的七个月前就开始高喊‘人民战争’了。”

“别忘了，若不是伟大的红军在欧洲平原挡住希特勒大军，德军早就打进印度了。”

“那么，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自救。敌人已经在你们的门外摆开攻势了。”

“那门里面的敌人呢？”

“帝国主义正在迅速崩盘，它已成了一副死气沉沉的骨架。”

“你没见过丘吉尔的照片吗？”

“即便丘吉尔也必须服从规律。”

“什么规律？《印度防卫条例》？”

“不。我说的是自然辩证法规律，是群众力量必然崛起的规律。当这位苏联曾经的宿敌签署《英苏协定》时，就已经在服从这条规律了。”

“所以你是想让印度人领每月17卢比的薪水去参军？”

“哪怕没有这17卢比！中国红军游击队员分文不取。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为保卫祖国而战。”[20]

在这段快节奏的对话中，阿杰以帕尔瓦蒂前所未见的方式解释了印度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斗的必然性。他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论证依据，还全方位指出二战各主要参战国之于印度的意义：德国是潜在进犯者，苏联是阻击纳粹的庇护者，日本是兵临城下的强盗，英国是可暂时依靠的盟友，中国则是保家卫国的楷模。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帕尔瓦蒂的提问者身份。首先，从她所提问题的典型性和普遍性来看，阿巴斯实则是在让她替广大读者发问。由此，阿杰的言说也就获得了某种在小说中未能达成的公共性，小说的政治宣传功能得以释放。其次，作者没有急于通过让帕尔瓦蒂心悦诚服来显示阿杰的劝说效果，而是让他们在辩论或僵持中洞悉彼此的心智，辩论元素的引入避免了将复杂的解世过程平庸化、低智化。此外，阿巴斯在突出阿杰解世能力的同时，并未把帕尔瓦蒂描绘成一个全然被动的受教者，他多次以心理描写的方式，展现了她独立解世的能力：她透过马来、缅甸的沦陷以及克里普斯使团的失败，意识到英国不仅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保卫印度的安全；她对印度“在顽固无情的帝国主义与野心勃勃的法西斯主义两块磨石间进退失据”[21]的担忧，使之逐渐认同了阿杰的主张。在表现帕尔瓦蒂智识成长的同时，阿巴斯也强调了情感作为她解读世界的一种能力：当她看到新闻电影中那个在废墟中哭泣的中国幼童，“所有的母性本能都因这骇人的暴行愤然觉醒，她对这个中国婴儿产生了亲近感，就像那是她自己的孩子一样”[22]。强烈的共情力和保护欲使她开始在超越种族和国家的高度上理解了守护人性的意义，从而以决绝之姿投身反法西斯文艺事业。

（三）

造世：未来世界的召唤

《明天属于我们！》的副标题是“一部今日印度的小说”，主副标题中的两个时间标记词再清晰不过地提示我们，这是一部在当下召唤未来的作品。小说中勾勒的“未来”并非法西斯消失殆尽后的理想远景，而是当多数印度子民认同并追随人民战争路线时可能迎来的近世面貌。阿巴斯在处世、解世的基础上纳入了一系列“能让人想象世界”的“造世活动”[23]，以完善小说的世界意识构建。这些造世活动因具有“激发普遍人性”的规范性能量，而使小说获得了超越此时此地的精神价值。

阿巴斯的造世性创作着重体现在小说结尾对援华医疗增援队的虚构上。这支由四名印度医生（包括斯里甘特）构成的队伍是在国大党授意下于1942年12月组建的，意在增援早前派去支持中国抗战的另一支医疗队，后者在历史上确有其事。1938年8月，国大党响应中方需求，派遣五位医生来华。他们辗转北方战地救死扶伤，成为中印友谊的一段佳话。其中，四位医生先后返印，唯独柯棣华（Dwarakanath Kotnis）则因积劳成疾，于1942年12月9日在中国病逝。阿巴斯被柯棣华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深深打动，继而将之转化为创作动机。他先于1944年出版柯棣华传记《还有一个没回来！》（And One Did Not Come Back!），后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印地语电影《柯棣华医生的不朽故事》（Dr. Kotnis Ki Amar Kahani）的剧本。

柯棣华纪念邮票（左）和印地语电影《柯棣华医生的不朽故事》海报（右）。图源：wikipedia

与这条以再现柯棣华过往事迹为轴的纪实性写作路线不同，《明天属于我们！》侧重在历史的抛物线上营构未来，以延续那段在现实中已趋于沉寂的国际人道主义联系。小说对柯棣华的名字和故事只字未提，却通过虚构一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医疗增援队并将其成立时间定在柯棣华逝世当月，表达了对这位医生兼战士的致敬。从某种程度上说，即将前往中国抗战前线的斯里甘特正是柯棣华的“化身”。这一叙事安排同时构建了两个理想境界。其一，对于同为医学生的斯里甘特和帕尔瓦蒂来说，没有什么比用自身所学的医疗技能救助在一场人类灾难中受伤的他国民众更有意义。对法西斯暴行的深刻感知，使他们重新体认医学作为一种无国界人道关怀的神圣性，并在追求这一更高使命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人格和彼此关系的重塑。其二，在地缘政治层面，派遣这支医疗增援队有助于削弱印度在同盟国中的信任危机。当主张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者在印度本土被视为“叛国者”时，由国大党民族主义者代表的印度，却因鲍斯与德日法西斯的深度合作以及甘地对日本的暧昧态度等原因，被贴上“法西斯傀儡”的标签。正如斯里甘特所说：我们四个医生能为中国做的十分有限，“但至少我们出现在那里，就将成为民族主义印度富有同情心的确切例证”[24]。小说替当时因发动“退出印度”运动而与英殖民当局陷入对峙的国大党人提供了一条替代性行动路线，一种将印度重新嵌入世界的可能。

小说的另外一个造世面向体现在有关IPTA的侧记中。该部分吸收了大量文学元素，呈现出浓郁的“元文学”色彩。除了谈及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加西木丁（Jasimuddin）等孟加拉知名作家的创作外，阿巴斯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出由帕尔瓦蒂主演的反法西斯舞剧。该剧以象征化的手法演绎了一个跳着毁灭之舞的“恶魔”（法西斯）如何步步逼近，终将爪牙伸向化身为印度教女神帕尔瓦蒂（与女主角同名）的“印度母亲”。舞剧在表演上借鉴了印度民间的灯影戏传统，并用“恶魔”由幕后灯影转为幕前人形的设计，表现法西斯威胁在感知中由虚到实的变化。除了明显的处世和解世意识，该剧还以拟人化的方式畅想了一个被反法西斯同盟主宰的光明世界：“印度母亲”身上的枷锁被一群矫健男女取下，她以“自由、反叛”之姿与“恶魔”周旋，象征美、苏、中、英的四位女性随即加入，她们与印度交替跳起抵抗之舞，最终将疲于应对的“恶魔”合围于足下。剧本对“印度母亲”的塑造一方面延续了传统上以印度教女神为原型、强调子民与国家间拟血亲关系、建立在排他性原则之上的民族主义框架，另一方面又以强烈的共同体想象超越了民族主义逻辑的束缚。这个在历史上近乎空前绝后的“印度母亲”形象是IPTA国际主义的有力写照。

印度民间的灯影戏传统（左）和“印度母亲”形象（右）。图源：puppetshowplace.org; RainbowBlogs; Wikipedia

四、结语

本文以《明天属于我们！》中的处世、解世和造世书写为着眼点，考察了以世界意识驱动的文学创作如何连接印度本土的普通个体和一场尚未发生且缺少具身经验的世界大战。小说集中体现了印度反法西斯文学从战争“边缘”地带描写和反思战争的间接美学。这种间接美学不限于印度，还广泛存在于二战非主要参战国的反法西斯作品中，如土耳其作家凯马尔（Orhan Kemal）表现纳粹德国宣传对土耳其民众思想毒害的短篇小说“希特勒胡子”（Dört Duvar）、叙利亚作家哈纳·米奈（Hanna Mina）刻画反法西斯和反殖民斗争交织局面的长篇小说《蓝灯》（Al-Masabih Al-Zurq）、巴西作家卡拉多（Antônio Callado）供职英国广播公司期间为强化英巴同盟所作的反法西斯广播剧等。只有将此类文本纳入考量，才能全面公允地理解反法西斯文学的世界性。这里的世界性既指文学现象的地理辐射之广，也指作品中世界观构建意识之强。基于此，本文将世界文学重新诠释为在世界意识中生成的本地文学，以期提供一种不以跨语际传播和跨国界接受为前提，理解国别/区域文学世界性的新视角。

作者简介：贾岩，清华大学外文系长聘副教授

滑动查看注释：

[1] 有关世界文学谱系研究的讨论，参见宋炳辉：《世界文学的语义分析及谱系研究的可能性》，载《探索与争鸣》（第6卷），2024，第17~20页，第177页。

[2] 刘白羽：“总序”，《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37》（南亚、西亚、非洲卷），刘白羽总主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第5页。

[3] 参见卢思宇：《建构左翼共同体：延安译介空间中的西班牙内战》，《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3期，第37-54页。

[4] 相关史料参见邝可怡：《跨越欧亚：香港报刊抗战文艺资料翻译与选辑（1937-1945）》，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4。

[5] 参见葛飞：《〈怒吼吧，中国！〉与1930年代政治宣传剧》，《艺术评论》2008年第10期，第23-28页；Mark Gamsa, “Sergei Tret’iakov’s Roar, China! between Moscow and China”, Itinerario, vol.36, no.2, 2012, pp. 91-108；贾岩：《第三世界文学造世：论印度“人民戏剧”中的本地国际主义书写》，《中外文化与文论》2025年第1期，第141-149页。

[6]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88，文中未标注译者的译文均由笔者自译。

[7] 参见上海译文：“阅读经典，守望和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经典丛书”，2015年7月7日，2025年7月16日，。

[8]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M. B. Debevoise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

[9] 刘白羽：“总序”，《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37》（南亚、西亚、非洲卷），刘白羽总主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第5页。

[10] 徐良：《反法西斯文学与战后文学思想的驱动和转折》，《青大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33页。

[11]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making Activity”, Daedalus, vol.137, no.3, 2008, p.30.

[12] 刘白羽：“总序”，《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37》（南亚、西亚、非洲卷），刘白羽总主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第5页。

[13] 徐文欣：《世界反法西斯叙事文学的几种创作模式和中国抗战文学的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第1页。

[14] Nandi Bhatia, Acts of Authority/Acts of Resistance: Theatre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nd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0, p.82.

[15] 贾岩：《第三世界文学造世：论印度“人民戏剧”中的本地国际主义书写》，《中外文化与文论》2025年第1期，第146页。

[16] Donald L. Sampson and P. Smith Howard, “A Scale to Measure World-minded Attitud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45, no.1, 1957, p. 99.

[17] Khwaja Ahmad Abbas, Outside India: The Adventures of a Roving Reporter, Delhi: Hali Publishing House, 1939, iii.

[18] Khwaja Ahmad Abbas, Tomorrow Is Ours! A Novel of the India of To-day, Delhi: Rajkamal Publications, 1943, p.48.

[19] Khwaja Ahmad Abbas, Tomorrow Is Ours! A Novel of the India of To-day, Delhi: Rajkamal Publications, 1943, p.82.

[20] Khwaja Ahmad Abbas, Tomorrow Is Ours! A Novel of the India of To-day, Delhi: Rajkamal Publications, 1943, pp.132-134.

[21] Khwaja Ahmad Abbas, Tomorrow Is Ours! A Novel of the India of To-day, Delhi: Rajkamal Publications, 1943, p.139.

[22] Khwaja Ahmad Abbas, Tomorrow Is Ours! A Novel of the India of To-day, Delhi: Rajkamal Publications, 1943, p.129.

[23]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making Activity”, Daedalus, vol.137, no.3, 2008, p.26.

[24] Khwaja Ahmad Abbas, Tomorrow Is Ours! A Novel of the India of To-day, Delhi: Rajkamal Publications, 1943, p.165.

本文转载自“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2025年12月14日文章，原标题为《南亚观察家 | 贾岩：反法西斯文学与“世界文学”再诠释：以印度为考察中心》，本文原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25年第4期。

编辑：余佳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