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特务头子丁默邨被捕，一年后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丑态百出|军统|戴笠|行刑

1947年7月5日拂晓，蒙着雾的南京还未苏醒，老虎桥监狱里却响起铁链与皮靴碰击地面的声响。狱警推门而入，冷冷一句：“丁默邨，该上路了。”灯光晃动，那名昔日意气风发的“丁处长”腿一软，扶墙而立，双目发直，仿佛还不敢相信劫数已至。

在送往刑场的短短数十米里，他几次跌坐在地，口中喃喃：“再缓一缓，或许还有办法……”狱卒充耳不闻，拽着他向前。人们说，人在最后关头的真相最具说服力，它往往能把过往的浮华与伪装一并撕碎。此刻的丁默邨，身躯抖如筛糠，早已失了当年在上海“76号”拍桌怒喝的凶狠姿态。

把时间拨回到半个世纪前。1901年，湖南常德一个贫寒的裱糊匠家里诞生了这个长相清秀的男婴。父母给他取名“默邨”，希冀他能安静读书，光宗耀祖。少年丁默邨也确曾争气，六岁进私塾，十多岁考进省立第二师范附小，学业总列前茅。同窗回忆他“读书不辍，字写得端正”，谁又能料到后来会横生枝节。

1919年的“五四”巨浪传到湘西，他跑到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股热血把他引向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器重，调他回常德任地方团委书记。可热情褪色得极快，改选失利的失落像一盆冷水，让他心生怨怼，“既然如此，不如另寻出路。”朋友劝他再等等，他却已转头踏进国民党大门。

1924年，他成了国民党党员。北伐军挥师南下时，他忙前跑后，联络粮秣、电台、兵站，颇得上峰好评。1928年，蒋介石授意陈果夫、陈立夫建立中统，网罗精明干将。丁默邨自恃笔头快、手段辣，被吸纳为骨干，很快与周佛海勾连，爬上军统第三处处长的位置。邮电检查和情报渗透，全仗他出面打理。

然而升迁并未带来安全感。军统内斗比前线战场更残酷。1938年，戴笠一纸密函告到“委员长”案头，指称丁某贪污军费。蒋介石顺势撤职。失势滋生怨念，丁默邨终究按捺不住，再度动了“改换门庭”的心思。此时的上海已沦陷，老友李士群奉日方旨意组建特务机构，有意广揽旧识。两封密信来回，丁默邨毅然踏上江南。

来到静安寺路的“福开森路七十六号”公馆，他与李士群、周佛海对饮清酒，笃定“日月易主”。有人听见他吹嘘：“跟日本人合作，是在扶大厦之将倾。”几句投桃报李换来充足经费和枪械，“76号特工总部”旋即挂牌。刑讯室里镣铐声此起彼伏，地下党人、市民骨干、甚至被人盯上的商绅，无一幸免。

“丁屠夫”外表依旧斯文，他自诩行事有度，实际上对待受审者手段残酷。上海谣言四起：黄浦江夜晚多了无名浮尸；霞飞路酒楼后巷时常有血迹未干。老百姓见他座车驶来，宁肯绕行三街。面对指责，他冷笑：“蒋介石抱着美国人，我为何不能拥抱日本人？”这番话道破了他的算计—只要能升迁，立场随时可换。

1944年底，汪精卫病逝于日本。抗战战局逆转，太平洋上盟军连战连捷，东京自身难保。汪伪系统的官员纷纷准备退路。丁默邨嘴上骂日本“不识时务”，暗中却给昔日上司戴笠捎信：“愿为中央效命，但求一线生机。”戴笠先是冷眼旁观，终究念旧，将他家小范围庇护。谁知1946年3月，戴笠坠机殒命，唯一的庇护伞就此折断。

同年8月，南京街头贴满通缉令，丁默邨头像赫然在列。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公开审理，他被四名法警押进审判席。检察官列出二十八项罪状，涉及屠杀、勒索、贩毒、绑架，笔笔锚定。听到自家人群中爆发出“偿命”的喊声，他额角渗出冷汗，却仍撑着辩称“晚期竭力保存实力，为和平立功”。一句空洞的托词，引得旁听席嘘声四起。

1947年2月8日，终审裁定死刑。丁默邨提出复核，家属四处奔走，旧交能触达的都拜访了，可美国、英国顾问对这位“急转弯高手”毫无兴趣；国民党高层忙着内战，也懒得再理一颗早已失去利用价值的棋子。此后四个月，他反复翻阅《易经》《黄极书》，还请来算命先生。一番推宫数斗后，那人摇头：“凶多吉少。”丁默邨眼神一滞，却不敢再问下去。

执行日终于到来。押解途中，他低声哀求狱警：“给口烈酒压压惊。”狱警不耐，只回一句：“省省吧。”抵达刑场，泥地混着雨水，他鞋底打滑，跪倒在地。衣裤早被冷汗浸透，还有难闻的气味弥散。围观群众里有人啐了一口：“当年杀人多爽，现在装什么可怜？”法警上膛，两声枪响划破晨雾，这个名字自此定格在耻辱簿。

有意思的是，丁默邨生前自夸“八面玲珑”，却始终没弄懂一句老话——人可以投靠权势，却无法躲开时代。政局更迭的速度超乎他的算计，刀口上舔血的买卖，终归要付利息。这一年，他四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