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寒风正紧。傍晚时分,蒋介石在官邸门口踱步,忽见唐生智快步而来。灯下,他拍拍唐的肩膀,压低声音:“城要守,你来不来?”唐没多想,只回了四个字——“责无旁贷”。自此,国都命运与这位四十九岁的湖南老将捆在了一起。
淞沪会战刚结束,国军六十多万人连番恶战,减员高达三分之一,士气坠谷底。上海一失,日军顺江而上,目标不言自明。南京是首都,也是孙中山灵柩安放之地,弃守难以向民心交代;可留下,就意味着与装备、训练皆占优势的十几万日军硬碰硬。决策层因此呈两派:白崇禧主张撤,陈诚附和;张群与外交派担忧失都后的谈判地位;蒋则徘徊在“不能守”与“不能不守”的夹缝里。僵局中,唐生智的那句“我愿意共城存亡”,成了最刺耳也最动听的声音。
事实上,唐距一线指挥已久,长沙入京才数月,手里没有嫡系,也无战后整编的机会。他却要临阵统领十三个师外加教导总队,里头混杂桂系、中央军、新招新兵,还带着从上海败退而来的残部。粗略统计,八万人里有三万新兵,兵员空缺靠仓促补充;火炮、机枪、反坦克武器更是东拼西凑。白崇禧摇头:“这样的部队,拿什么跟日军立体作战?”
十二月一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总攻令,松井石根麾下七个师团与两个独立旅团,从东、北两面推进。唐生智却在此时做出一个让部下百思不解的决定:撤走下关到浦口的轮渡,只留小火轮与民船,并当众申令“违者军法从事”。他说要破釜沉舟,可这口“釜”烧的不仅是退路,也烧烂了后续机动空间。
防御部署同样僵硬。十三个师在长约四十公里的外围阵地一字排开,毫无纵深。兵力必然稀薄,恰似把绳子拉直,任何一点断裂都会牵动全局。参谋人员提醒可否“分割设伏、以逸击劳”,唐摇头:“委员长命我死守,不得后撤一步。”他把守卫想象成古战场上的“大刀长矛”对决,却忽视了对手的炮火覆盖、装甲推进与制空优势。
十二月七日拂晓,炮声滚雷般炸响,石头城薄暮尽染硝烟。三天内,紫金山、光华门、雨花台先后失守。前线电报雪片似地飞到司令部,唐的批示几乎千篇一律:“各部坚守阵地,死战勿退。”部队以营、连为单位被撕碎,零星顽抗。日军战报记录,“中国军队在壕沟顽强抵抗,手榴弹、刺刀格斗频仍”,可局部英勇终究挡不住整体溃败。
十二月十一日晚,最高统帅部电令而至:酌情撤退。原因众说纷纭——有人称英美大使馆建议保存实力;也有人说蒋介石担心再失重将。无论真相如何,这封命令对前沿部队如同晴天霹雳——死守方才被反复强调,何以顷刻又要后撤?最要命的是,配套的撤退方案只寥寥几句:“嫡系部队由下关渡江,其余部队正面突围”。要知道,唐之前已撤走大轮船,而正面突围则需跨越长江,再冲日军封锁线,几乎是九死无生。
十二日晚八时,唐生智率参谋人员驱车离城,经长江大桥工地向浦口撤离。军士们见司令离去,急了眼,蜂拥向挹江门,试图抢渡。冰冷的江水、稀少的小船、枪炮声中的拥挤践踏,让撤退瞬间变作人间惨景。短短数小时,上万人溺毙、践踏或被日机扫射。最终,只有三十六师与教导总队部分船队抢先东渡,剩余将士与大批难民被堵在城内,成为后续惨剧的受害者。
兵败之后,唐生智抵武昌,连夜上疏:“既不能为持久之守备,又不克为从容之撤退,咎在职等。”字里行间请罪,却对始作俑者只字未提。蒋介石压下处分,口头一句“留职察看”,把锅盖合上。几年后唐回湖南讲学、礼佛,再未统兵。史料显示,他留下的战后警语是:“临阵决策,先思退路;不用,则更当想生路。”
唐是庸将抑或替罪羊?若单看布防失当、渡江失策、仓皇弃军,他难辞其咎;可若追根,临战指挥系统层层掣肘,政治考虑压倒军事常识,以至“死守”与“撤退”在数日内朝令夕改。承平年代或许可以慢慢权衡,当日军炮火已近城墙,一点犹豫就会要人命。唐的缺陷被放大,蒋的摇摆被淡化,两者共同铸成首都陷落与十余万军民覆没。
有意思的是,战后的国民政府内部,人们提起南京失守,往往指向唐生智;几乎没人追问决策链上更高的一环。替谁背锅,背多久,本无定论。但对已牺牲的守城官兵而言,无论责任如何划分,他们在雨花台、在下关江滩洒下的血,已不容谁轻描淡写一句“情势所逼”。
用兵如破竹,知进退者方为良将。南京保卫战写进了军事院校教材,却更多地被当成反例。战略与战术失调、派系与中央掣肘、情报与后勤短缺,全在那座六朝古都的断壁残垣里摆得明明白白。若非亲历,谁能想到,一张“死守”的令纸与一句“可以撤退”的电报之间,只隔了四天,却隔着无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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