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的布拉格依旧飘雪，一位身材魁梧、举止略显拘谨的中国大使沿着瓦茨拉夫广场走向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雪片落在呢子大衣上，他下意识地抖了抖领口，却怎么也抖不掉脑海里那股火药味。谁能想到，十二个月前，这个人还在山东龙口的海崖上盯着望远镜，为长山群岛的阵地反复测算射界。
要弄清他的身份转变，就得把镜头往回拨到1949年春天。那时的华东前线刚刚静下来，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谭希林忙得脚不沾地。海防工事、民兵训练、港口补给，一项项都得抓紧，他手里的任务清单比胶州湾的潮汐还密。
某天傍晚，电台里传出一句短促的呼号：“中央军委急电。”电文只有几十个字——交接现职，速赴北京。没人告诉他原因，只有一个“速”字写得咄咄逼人。谭希林以为国民党海上的残部又要生事，心里琢磨着带哪个团先动。
火车进了北京西站，答案却令他发懵。中央组织部通知，他被调入刚成立三个多月的外交部。枪膛里的硝烟还没散，他却要换西装、写电报、讲法文，这种落差比北风还冷。他皱着眉头，只说了一句：“我操舟会，操笔不行。”
心里不痛快，他直奔司令部。办公室里，许世友正拍着桌子改作战总结。谭希林一句“我去搞外交像不像扯淡”刚出口，许世友放下笔哈哈大笑：“你谭司令好歹不是个山大王，黄埔科班出身，抬头低头总认识字。让我去我也头疼，你呀——认命吧！”
一句玩笑让气氛松动。战场上讲服从，谭希林明白这个理，可他还是担心。夜里，他对爱人吴文彬嘟囔：“外交不比打仗，掉链子是给国家丢脸。”夫人没多话，只让他安心：“进钟楼再学敲钟，总比不进强。”
1949年12月，他带着家小入住前门外煤市街的新华饭店。这座洋味十足的建筑闪着欧式吊灯，对一向睡土炕的人来说简直像掉进童话。第一晚躺上弹簧床，他只翻了两下，就觉得床跟着晃，连忙坐起身掐灭灯火。翌晨散步碰见七兵团副政委姬鹏飞，俩人对视一笑。姬鹏飞低声念叨：“比行军难熬。”他们像新兵一样互相打趣，倒也化解了尴尬。
随后，外交部开设的培训班把这群“将军学员”集中起来。课堂里，有人把《联邦德国基本法》当作战例研究，有人连刀叉都分不清。老师演示西餐礼仪，谭希林盯着桌上的七八把银叉愣神，硬是足足吃了三小时才把一盘奶油大虾收拾干净。他小声嘀咕：“啃鸡腿用手不就得了？”同桌的洪学智笑到直不起腰。
课程最重的一堂课由周总理亲自讲授。那天下午，办公厅里坐满军装和西装混搭的学员。周总理说话不疾不徐：“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们多年的经验正派得上用场。别怕，不穿军装也是卫士。”一句“将军大使”既是鼓励，也是考验。
为了让家属同步适应，外事办专门请裁缝给大使夫人量旗袍。吴文彬从前一身粗布，如今要穿高跟鞋，举步维艰。她心里惦记的却是丈夫常念叨的那几句：“外交无小事，话出口就是国家的分量。”她默背着，连改旗袍的针脚都绷得笔直。
培训整整六个月，课程从国际法到葡萄酒礼仪应有尽有，白天上课，晚上还得互相交流外语。谭希林把英语单词写在火柴盒上，行军打靶的习惯又派了用场：口袋里揣着词卡，见缝插针背。时常有人在走廊里听见他发音，弯着舌头学“Thank you”，声音粗得像拉风箱。
1950年6月，任命电报拍到：谭希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特命全权大使。消息传来，他站在三层小楼的走廊里看了半天，末了吐口气：“枪换成笔，倒也要打得响。”
抵达布拉格那天，是7月中旬。捷方在机场设了简易欢迎仪式，两国国旗并列飘扬。谭希林挺胸敬礼，动作依旧是军姿。有人提醒他别太“板”，他却稳得像座塔。使馆第一面升起的五星红旗下，他用熟练的山东口音录下电文：“北京同志，请放心，一切正常。”那份从容是多年战火里练出的底色。
新岗位的考验很快到来。联合国某文件需紧急澄清翻译，牵涉我方在东欧的利益。文件桌上堆着厚厚一沓材料，法律辞条与专业术语杂糅。谭希林戴上老花镜，一夜未眠，把枪法里的“准”字变成了译文里的“准”。次日递交，捷方官员连声称赞：“精准，干净。”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外交同样需要火力——只是火药换成了语言。
偶尔，他也会想起胶州湾的潮声。有人问他会不会后悔离开部队，他摆摆手：“换个战场罢了，目的都一样——让五星红旗在更多地方迎风。”说完抬头，东欧冬天的天空灰蒙蒙的，旗面却依旧鲜红。那些年在黄埔操场练出的急行军、在华东沙场领兵冲锋，如今都融进一句句斟酌过的外交辞令里，不见硝烟，却胜似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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