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的一天清晨，沈阳的春寒尚未退尽。辽宁省委干休所的石子路上，一位三十出头的小伙子推着轮椅，陪父亲晒太阳。父亲年轻时当过炮兵，退役后爱在院里和老战友拉家常。就在那天，他们偶遇了8号楼里一位拄拐的老太太。老人没说话，只是用略显浑浊的眼睛扫了两人一眼，便缓缓移到了角落的长凳上。小伙子好奇，顺手递过去一只热水瓶，道了声：“大娘，喝点热水暖暖身子？”老太太点点头，轻声答了句：“谢谢。”声音沙哑，却带着军人特有的干脆。
老人平日极少开口，那一声谢谢反倒成了破冰。几分钟后，小伙子父亲认出了她：“高崇德？真是您？”老太太眉头一挑，似笑非笑，低声反问：“你还记得那年南撤时缺粮的窘迫？”一句话让老人家们的回忆闸门瞬间开启，旁人这才意识到，这个素来低调的老太太，曾与吕正操并肩，而她的另一重身份，更让人瞠目——八路军口中的“军火大盗”。
时间拨回1935年秋。21岁的高崇德已在东北军后勤站摸爬滚打数年，枪支、弹药、后勤账册对她来说都像家里灶台那么熟。那一年，一位自称“王先生”的地下交通员递给她一本《陶罗斯上前线》。书不厚，却足够点燃她心里的火苗。王先生的一句“苏联姑娘都能扛枪，中国娘们怎么就不行？”听来半带玩笑，却让她彻夜无眠。自此，她暗暗记下：仓库里那一垛垛弹药，也能成为驱赶侵略者的利器。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把所有犹豫撕个粉碎。吕正操奉命南下时，部下家属无人照料，高崇德挺身而出。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收拾行李，而是悄悄统计库房库存。十几箱步枪、数百支手枪、上万发子弹，被她贴上“发往训练营”或“补充新兵”标签，随后混入正常运输。仓库卫兵熟识她这个团长夫人，签字、放行，一气呵成。那天夜里，十几辆骡车在月光中出发，目的地却不是国民党指定的河北后方，而是石家庄附近的八路军联络站。
有意思的是，她第一次送到前线的枪支，被刘伯承称作“及时雨”。指挥所里弹药见底，正琢磨要不要组织敢死队拼刺刀时，一车马匹踏着尘土而来。士兵拆开木箱，崭新的德国造毛瑟步枪整整齐齐码放，旁边还有十余发小山炮炮弹。刘伯承抬头望向来人，只见一个剪短发的女兵笑道：“刘师长，四五发炮弹够不够？”多年后，他还打趣：“那一仗，是她帮咱们轰开突破口。”
为了给偷运增添“合法外衣”，1938年她争取到“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留守处长的名义。表面看是管理家属，实则为弹药、伤员、通信提供庇护。一次，国民党三处特务忽然到访，声称查看地形。高崇德心中一紧，却镇定自若：“这里是留守处，你们要调防，也得明文电令。”话说得硬气，对方只得悻悻离开。当天夜里，她立刻分散物资，三条小路，各推一车。不到拂晓，驻地就被一个团包围。她左臂中弹，靠着熟悉地形突围成功。从那刻起，“军火大盗”的代号在敌人文件里正式出现。
1940年春，伤未痊愈的她被秘密送往延安。朱德去医院看望，只留下短短一句：“人一定要保住。”医生们这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女人，已为八路军输送弹药超过七十吨，动员兵员近三千人。手术成功后，她留在总部整理后勤档案。毛泽东批准给她单独一孔窑洞，理由简短：“方便养伤，也方便保密。”
抗战胜利后，她随东北局工作团返回沈阳。辽沈战役爆发，子弹依旧紧缺。沈阳南郊一个废弃粮仓被她改成临时军械所，四台落后的车床昼夜旋转，能修复的枪支全部翻新，连日本遗弃的迫击炮都拆了又装。战役结束，她的名字再次归于沉寂。
1953年，她因旧伤住院两个月，被批准在省委干休所静养。那年她49岁，先后收到三十多封采访邀请，全部婉拒。干休所里，老人们只知道8号楼住着个脾气犟、不肯照相的团长夫人。直到1991年的那场闲聊，谜底才被意外揭开。小伙子听得目瞪口呆，忍不住问：“您当年到底搬走了多少弹药？”高崇德愣了几秒，摇摇头：“数不过来啦，要不总司令咋说我是‘大盗’呢？”
她去世前几个月，曾对侄女轻描淡写地说过一句：“枪响时，心得稳。”没人再追问细节，院里的老兵却常感叹：有些功劳写进史书，有些只能埋进老人的沉默。岁月走远，当年那条石子路依旧清冷，只有偶尔飘来的硝烟味似的记忆，让人想起那位拄拐而立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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