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的一天清晨，南京城里薄雾刚散，吴强拎着厚厚一摞手稿踏进江苏省委大院。门口警卫认出这位老华野干部，笑着敬礼。吴强没寒暄，直奔三楼，那儿是江渭清办公的地方。三年前，他在厦门沙滩上写下第一行字；此刻，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已压得手掌发麻。
江渭清听说吴强来了，推开门，半是惊喜半是埋怨地冒出一句：“老吴，你终于把书写完了？我真想捶你一顿，让你这几年把人都躲哪儿去了！”这句玩笑道尽了两位老战友的默契，也拉开了《红日》亮相的序幕。
时针拨回九年前。1947年5月的孟良崮，华东野战军六纵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血战三昼夜。吴强那时是六纵宣教部部长，战火声里，他一边忙着前线宣传，一边把见闻写进小本子。硝烟未散，战士们抬来一具敌军遗体，请他验明正身。俘虏失声痛哭：“是张师长！”那一幕击中了吴强的神经——“我要把这仗写下来”，念头由此埋下。
追溯更远，1910年，吴强出生在江苏涟水。家贫，求学艰难，靠父亲借来的五十块大洋才继续念书。读书期间，他迷上笔墨，常往报刊投稿，后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他丢下笔杆拿起步枪，于1938年进了新四军。文人心气与军人血性，就这样在他身上缠绕成一道独特的纹理。
战场教给吴强写作的不是浪漫，而是骨头里的疼。涟水二战失利，六纵近半数伤亡，王必成气得踹桌子：“得跟张灵甫硬碰！”士兵低声议论七十四师“比鬼子还难打”。这种情绪，吴强都记在心里。孟良崮复仇成功那天，王必成踏着碎石吼道：“此伤终报！”这一声，后来化进小说里沈振新军长的呐喊。
1949年冬，战事稍缓，吴强随部队进厦门。夜里潮声拍窗，他常被梦中的片段惊醒，摸黑写下只言片语。叶飞、韦国清巡营时见他眼眶发青，以为是家事，专门来劝解。其实他只是被故事里的角色“缠”住了——写到生死关头，他舍不得让纸上的人倒下，这种“疯魔”把他拖进了长达三年的酝酿期。
1954年，吴强调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门，终于攒出整块时间。创作假批下来，他把自己关进南京军区招待所。一天写十几小时，饿了嚼饼干，卡壳就拼命抽烟，舌头麻得失去味觉。初稿完工那晚，他松口气就昏倒在桌前，醒来已是医院病床。医生嘱咐多休息，他却溜回杭州招待所，又连续修改四个月。
定稿时，他把原名《仇敌》划掉，改成《最高峰》。粟裕看完稿子，轻声提醒：“解放战争还有更高的峰呢。”吴强若有所思，一日清晨，他见窗外朝阳跃出云层，想到战后孟良崮山巅那一抹血红，灵光乍现：“红日！”这才把书名最终定下。
稿子印了十几份，先送给王必成。王必成激动却犯难——书里影射的“沈振新”太像他，亦像叶飞、陶勇、许世友，仿佛把几位纵队司令的脾性熔进一炉。他托人把稿子递给江渭清。江接过厚本，半夜读到灯尽：“成绩不能只写六纵啊。”翌日，他把吴强叫来，上面那句“我真想捶你一顿”就此出口。批评归批评，江还是在意见栏写下“艺术真实可贵”八个字。
小说印刷前，吴强又捡起红铅笔，把情节铺得更开。为避免将功劳集中于一支部队，他在人物姓名、所属、性格上重新调配，让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各退一步。拿到修订稿时，江渭清笑着摇头：“这下捶不动你了。”
1958年，《红日》正式出版，不到一年重印八次。很快，它被搬上银幕，银幕上红旗漫卷的画面在电影院里点燃掌声。王必成看首映时悄悄抹眼角；江渭清在旁边哼了一声，却把掌声拍得最响。身经百战的老兵们明白，这部小说并不止是写一个战役，更写一种永不服输的劲头。
岁月流逝，华野将士各散东西，一本《红日》却把他们重新拉回孟良崮的山谷。有人说文学是战争的回声，也有人说它是士兵的第二条生命。吴强那天抱着在印刷厂热腾腾刚出炉的新书，想起江渭清的玩笑话，忍不住笑了：若真被老首长捶上一顿，恐怕也是带着喜气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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