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杭州，万物复苏。西湖之上，水波荡漾，绿荫环绕。中国有句俗话：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可见杭州景色之优美，风光之秀丽。

杭州在唐朝末年之前，其实是个不很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那时的杭州，由于钱塘江大潮的倒灌泛滥，整个城市常年都陷于沼泽之中，西湖更是一个积满了淤泥的臭水浜。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王钱镠，带领杭州臣民筑堤拦坝，挡住了钱塘江汹涌的大潮。随后，又发动臣民对西湖进行综合治理，清理淤泥，引钱塘江水注入西湖，才使得杭州变为如今的人间天堂。如今杭州西湖边矗立的保椒塔，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为民造福的国王而建造的。

美丽和谐的城市，并不是时时刻刻都代表着美丽和和谐。3月29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操场上，一师的学生们簇拥在一起，惊恐地看着周围荷枪实弹地围着他们的军警。

事情的起因是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非孝》的文章。被省教育厅冠以“非孝”“废孔”，甚至“共产、共妻”等罪名。由于经亨颐校长的坚决抵制，却招致当局撤换校长、改组学校的高压政策，由此引发一师与当局的激烈冲突。为此，浙江省省长齐耀珊下令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将学生逼到操场，欲强行解散一师。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1899年出生于浙江金华。1917年，施存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发起成立了新生学社，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在第2期上发表反封建家庭制度的《非孝》一文，影响巨大。

1920年，施存统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参与组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是共和国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第一、二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70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

此时，一师的学生在操场上和军警相互对峙着。但学生毕竟手无寸铁，且大多数都还是十八、九岁的孩子，没经历过什么大的场面。时间一长，慢慢有点退缩了。更有些学生，那经历过这种场面，禁不住偷偷地哭泣起来。

面对荷枪军警的步步进逼，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挺身而出，对着同学大声道：“同学们，大家不要害怕，不要哭，我和大家在一起！”

同学们循着声音望去，原来大声说话的人是一师的国文教师，二十九岁的陈望道。

陈望道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浙江义乌。

陈望道年轻时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又返回故乡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5月，他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编辑，又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发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望道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后因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而退党。此后，他以党外身份为党工作，并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校任教，于1952年10月被毛泽东任命为上海复旦大学校长。

1949年10月1日，陈望道作为特别邀请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与并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后，陈望道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院士）等职。1957年6月，陈望道直接由中央批准回到中共党内。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去世。

“一师风潮”激起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地师生的公愤，纷纷起来声援。 迫于压力，浙江省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不再遣散第一师范学校。“一师风潮”取得了初步胜利。然而校长经亨颐、国文教师陈望道，进步学生施存统、宣中华等人却被当局除名。

陈望道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被除名后不久，接到了邵力子的来函，书信中表达了《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让他前来上海翻译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于是，陈望道匆匆赶到了上海法租界打浦桥三益里邵力子的公寓。

邵力子是革命元老，曾与于右任一起办报，宣扬革命理论。当时，他也非常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学说。

邵力子（1882年1月26日—1967年12月25日），初名景奎，后改名闻泰，字仲辉，号凤寿，笔名力子，1882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陶堰镇邵家溇村人，为清末官员邵霖之子，叔父邵莲坡。

邵力子自幼聪颖，7岁就读于私塾。早年曾在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学习，师从蔡元培，后入震旦公学、复旦公学求学，期间中举不仕，投身爱国运动。

1906年，邵力子赴日本学习新闻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参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觉悟》等刊物，其中《觉悟》副刊登载方志敏早期文学作品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

1919年，邵力子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参与起草了中共“一大”文件。

1925年起，邵力子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共战争时期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参与了重庆谈判、北平和谈。

邵力子参与创办了上海大学并任副校长，执教期间保护进步师生，学生包括孙寒冰、丁玲等。

1950年，邵力子加入民革，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1954年提出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主张，推动马寅初完成《新人口论》。晚年通过广播、文章呼吁台湾回归，于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作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的机要秘书，戴季陶的国文功底也很扎实，那为何不自己亲自翻译《共产党宣言》呢？一来他作为孙文的机要秘书，事务性工作实在太多，深感力不从心。二来他觉得要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所以他觉得曾一起留学日本的陈望道是最合适的人选。

其实在此之前，孙文、宋教仁、李大钊、朱执信、李汉俊、戴季陶、罗章龙等人都试着用英、德、日等不同版本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但都是节译，并没有把整部《宣言》完整地翻译出来。

此时，邵力子把几本外文书籍放在陈望道手中，介绍道：“这几本是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日本版的是戴季陶从日本带回来的，英文版的是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的，德文版是北大学生罗章龙提供的，他本来也想试着翻译，可是觉得难度太大，只好放弃了。”

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座落在浙东地区一个较偏僻的丘陵地带上。

三月底，陈望道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为了不影响家人的正常生活，为了静下心来聚精会神地翻译《共产党宣言》。他把自己安顿在老宅边上靠近一条小溪的茅草房内，开始日以继夜地工作起来。

虽说浙江是中国一个风景优美，人杰地灵的省份，但早春的天气依然还是比较寒冷的。茅柴屋里，只放着一块铺板和二条长櫈。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陈望道开始了忘我的工作。

为了尽快翻译出《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足不出户，连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每天由他母亲帮他送来的。几天下来，母亲看着儿子日渐消瘦的脸庞，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此，陈妈妈特地包了粽子，配上义乌盛产的的红糖，送给儿子换换口味，补补身体。

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妈妈出门之后，担心自己红糖是不是放少了。于是，她又向屋里问道：“儿子，够甜了吗？要不要再加点糖？”

“妈，够甜，够甜了！”

听到儿子肯定的答复后，陈妈妈这才迈着小脚，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少顷，陈妈妈又来帮儿子收拾碗筷了。一进屋，看着儿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直笑的前仰后合。

陈望道惊讶地望着母亲。在记忆中，母亲好像从来没有笑的这么开心过。

陈妈妈上前抹了一把儿子的嘴，然后把手伸给儿子看，只见手上都是黑乎乎的墨汁。陈望道狐疑地也用自己的手抹下嘴巴，手上顿时也沾满了黑乎乎的墨汁。

陈望道朝桌子上一看，只见母亲送来的一碟红糖依然完好无损地放在桌上，赶情刚才自己是把墨汁当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看到这一景象，陈望道不由的也跟着母亲哈哈大笑起来。

经过一个来月的艰苦努力。至四月底，陈望道终于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翻译出来了。

《共产党宣言》开篇的第一句，陈望道是这样翻译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

中国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武汉三镇，随着春天的来临，也开始忙碌起来。

武汉三镇是指座落在江北汉水之畔的汉阳和汉口，江南的武昌。三镇合一，称为武汉市。

三月的武汉，枯水期已经结束，扬子江黄金水道又恢复了勃勃生机，一艘接一艘的江轮来来往往挤满了航道，大型运输船蜂拥而至，码头上人群川流不息。

在汉阳的码头上，很多码头工人正在幸劳地忙碌着。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体力，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已经把他们的腰过早的压弯了。其实，真正把他们压垮的除了沉重的负担，还有码头警察的欺压和盘剥。

这天，码头上又来了一个穿着破旧棉袄的苦力。他们年纪不大，身躯魁梧，干的特别认真，也特别卖力，所以一天下来，赚的钱也比其他的码头工人多。

收工后，穿着破旧棉袄的人结完钱，转身欲离开码头。这时几个腰间佩枪，手提木棒的警察拦住了他。

一个警察对他发问道：“你是新来的？”

那人答道：“是的。”

警察又问道：“既然是新来的，那你懂不懂这码头上的规矩？”

那人有点茫然地回答道：“什么规矩？不懂。”

“小子，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好，我来告诉你，凡到码头上来干活的，都必须把第一天的工钱作为保护费，上交给我们。”警察听了那人的回答，明显地感到不满意。

“我挣的钱为什么要交给你们，我又为什么需要你们来保护我？”

“嘿，小子，你还是真不识抬举啊！弟兄们，给我上！”

几个警察似恶狼般的蜂拥而上，扒下那人的旧棉袄，搜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然后扬长而去。

当天晚上，在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一个办公室内，一个身穿和服的青年男子正在伏案疾书。这个人就是白天在汉阳码头被警察搜去一天工钱的那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日本人，已经化装在中国内地考察了很久，他的日本名字叫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以第21期步兵课第6名成绩毕业。1915考入日本陆军大学，1918年以第2名的成绩毕业。从1920年开始，石原莞尔前往中国勘测地形及刺探情报。后赴德国研究军事史，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

1928年，在河本大作的推荐下，石原莞尔担任关东军副参谋，同年提出了“石原构想”。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每日新闻》连发30多篇社论，配合石原莞尔“满蒙生命线”理论，为日本社会接受即将发生的事变做好思想准备。

1931年，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本庄繁等人策划“九.一八”事变，并借口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后，石原莞尔因与陆军大本营和东条英机等人的意见不和而被解职

战后，中国法官请石原莞尔出庭指证板垣征四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行，但他却坚决拒绝出庭作证。1949年8月15日，石原莞尔因膀胱癌死于家中。

石原莞尔是个日本军界的怪才，是日本军刀组成员。日本军刀组是指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名列前三名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会被颁发天皇御赐的佩刀。所以久而久之，得到过天皇御赐佩刀的军官就被人们称为军刀组。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成为了近代日本陆军中的精英。当然，能够得到天皇御赐军刀也不全是日本人。只要你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名列三甲，就可以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中国近代军事家，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先生，就曾在日本陆军大学以毕业生第一名的成绩，获得过天皇御赐的佩刀。但指蒋百里之后，日本陆军修改了这一规定，即凡是外国人，即使名列三甲，也不能再获得天皇御赐的佩刀。

来中国考察之前，石原莞尔是报着“联华抗欧”的思想观点而来中国的。经过一年多对中国内地的考察，他的思想观点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联华抗欧”转变为“吞华抗欧”。此刻，他正在书写着他对中国的考察报告。

石原莞尔为日本吞华找到了这样理由：我们与你们是同文同种，但我们一步到位就变成了强国，而你们却迟迟不能崛起，甚至看不到这种可能。那么，既然你们不争气，就都交给我们吧，我的来带领改变你们的命运。

对于占领中国，石原莞尔有十足的信心，理由是：“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

最后，石原莞尔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