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春天，北京城柳絮纷飞，一位老兵即将走完他的人生旅程。
他是韩伟，开国中将。
病床边，儿子韩京京轻声试探着父亲的身后事安排。
照理说，摆在面前的路也就两条：要么回老家湖北黄陂，落叶归根；要么进八宝山，那是功勋的象征，也是组织的待遇。
这两条道，随便选哪一条，旁人都挑不出理来。
可谁知，老爷子一听这话，原本虚弱的身子猛地一震，情绪激动起来。
他摆摆手，倔得像头牛：“哪儿都不去！
既不回湖北，也不进八宝山。
等我咽了气，把骨灰给我送到闽西去！”
这话一出，屋里的人都愣住了。
大伙儿心里犯嘀咕：老将军明明是湖北黄陂粮房湾人，大别山的种。
论革命资历，1922年在安源就跟着毛主席搞工运，那是毛主席和朱老总的第一任警卫排长，红一方面军里响当当的嫡系。
哪怕翻遍了族谱和履历，似乎也找不出必须葬在闽西的理由。
但在韩伟心里，这笔账不是按籍贯算的。
他胸口一直压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沉甸甸地压了整整58年，让他喘不过气来。
这块石头的名字，叫“红34师”。
把日历翻回到1934年11月，那是湘江战役最惨烈的时刻。
当时的局面火烧眉毛：中央红军8万6千大军要渡江，必须有人留下来挡住追兵。
谁来断后？
红5军团。
红5军团里谁走最后？
红34师。
红34师里谁来掩护全师？
韩伟带的第100团。
那是一道几乎没有生门的残酷算术题。
为了保中央纵队过江，师长陈树湘接到的死命令是钉在阵地上。
而韩伟接到的命令更绝：在红34师撤退时，他得带着100团继续钉在那儿。
这是一层层把生的希望剥离掉。
12月1日，中央纵队总算渡过了湘江。
可这时候，湘军四个师像铁桶一样合围过来，渡口彻底封死。
红34师被死死卡在了湘江东岸。
几场血战打下来，原本5000多人的队伍，拼得只剩下几百号人。
师政委程翠林牺牲，电台被炸烂，跟中央彻底断了线。
这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绝路。
换做一般的部队，打到弹尽粮绝这份上，早就散了或者降了。
可这支部队硬是一口气没泄。
在突围的最后关头，韩伟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看着身边仅剩的200多号弟兄，韩伟站了出来，对师长陈树湘说：你带主力撤，我带100团顶着。
嘴上说是“100团”，其实韩伟手里能喘气的只剩下30多个人。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留下来就是个死。
但他硬是把那万分之一的活路，推给了师长和战友。
陈树湘含泪突围（后来腹部中弹被俘，绞断肠子壮烈牺牲）。
韩伟则带着这30多号人，像磁铁一样吸住了好几倍的敌人，边打边退。
最后，他们被逼到了灌阳县的一处悬崖边上。
这时候，30多人打得只剩十来个。
子弹壳撒了一地，枪膛空了，退路没了，背后是万丈深渊，眼前是黑压压的追兵。
咋办？
投降？
姥姥！
红军团长字典里没这两个字。
韩伟吼出了最后一道命令：“砸！
把枪都给我砸了，零件都不给敌人留！”
警卫员带头，把步枪狠狠砸在石头上。
一阵金属碎裂声后，大伙儿把废铁扔下山崖。
紧接着，韩伟喊出了那个字：“跳！”
十几条汉子，眼皮都没眨一下，纵身跳进了茫茫云海。
在那一刻，韩伟其实已经当自己是个死人了。
可老天爷偏偏不收他。
韩伟跳下去的时候，身子挂在了半山腰的树杈上，弹了一下落进草丛里。
三个人捡回条命，互相搀着在山里转悠找大部队。
可漫山遍野都是搜山的敌人。
出发的时候，韩伟身后跟着1600多号弟兄。
此时此刻，只剩下团长韩伟孤零零一个人。
1600减1，等于0吗？
在战报上，这叫全军覆没。
但在韩伟心里，这道算术题等于一辈子的愧疚。
后来的经历像评书一样离奇。
韩伟被个采药郎中救了，在红薯窖里躲了七天七夜，避开了搜捕。
后来辗转回武汉，虽然被叛徒出卖坐了几年国民党的牢，但西安事变后被党组织营救，终于回到了延安。
回延安那天，毛主席高兴坏了，专门派人接他。
一见面，主席就问：“你给我当过警卫排长，回来这么久，咋不来看我？”
韩伟低着脑袋，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仗没打好，就把我一个人剩下了，心里有愧，觉得对不起党。”
主席安慰他，说你们打得英勇，完成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大英雄。
主席是从战略大局看的，这话一点没错。
要是没有红34师拿命填，中央红军可能就折在湘江了。
可韩伟心里的那个结，死活解不开。
从延安到抗日战场，从解放战争到建国后授衔中将，韩伟先后当过热河军区司令员、67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位高权重，功劳簿厚厚一摞。
可他对湘江战役只字不提。
几十年里，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当过红34师的团长。
直到1986年，解放军编写《红军长征回忆史料》，工作人员找上门来，那年老将军已经80岁了。
记忆的闸门一开，痛苦就像决堤的洪水。
那天，老爷子两顿饭没动筷子，眼眶一直是红的。
他提起笔，52年前的每一个山头、每一场厮杀、每一个细节，竟然清晰得像昨天刚发生一样。
他带出来的那个100团，出发时160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闽西子弟，福建龙岩、永定的人最多。
那是1600条鲜活的命啊，是1600个家庭的顶梁柱。
是他韩伟把人带出来的，结果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全须全尾地活着。
后来的党史研究显示，直到新中国成立，整个红34师5000多人，活下来的只有12个。
这哪是打仗，这是拿血肉之躯在铺路。
写完回忆录《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老将军端起酒杯，突然对儿子冒出那句奇怪的话：“我死了，把骨灰撒到闽西去。”
回到1992年的病房。
看着儿子不理解的眼神，还有那个折中的提议（分两处安葬），韩伟断然拒绝。
他对儿子掏了心窝子：
“我从闽西带出来那么多兵，一个都没剩，全都折在那儿了，我还在这儿计较什么骨灰埋哪儿？”
“我这个将军是踩着他们的血上来的，但我欠他们的，我对不住他们的爹娘。”
“活着的时候不能跟他们在一起，死了总该能团聚了吧！
只有这么办，我的心才能踏实。”
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籍贯问题，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归队”。
生不能同袍，死也要同穴。
韩伟将军用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行军”，回到了1934年失去的那支队伍里。
在那里，有他的师长陈树湘，有那1600个闽西兄弟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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