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7日深夜，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走廊里灯火通明，留守干部把一份加急公函贴在布告栏，值夜的老战士嘀咕了一句：“情况有变。”两天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宣布：最后一批在押战犯将全部特赦，去留听凭自愿。消息传到监室，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铁门第一次显得不那么冰冷。
293名战犯里，56岁的蔡省三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残雪，轻声对旁边的张亚东说：“若政策是真心的，就该信到底。”作为蒋经国昔日的秘书，他对自己去台湾的申请满怀笃定，而张亚东却摇头，只留下一句“不想再折腾”。
追溯到1939年，21岁的蔡省三凭“江西笔试第一”挤进战干团，随即被蒋经国抽调做随员。那时候的赣南，是蒋经国“练兵治县”的试验田，青年秘书日夜抄录电文、审核公文，俨然“太子系”的门面人物。一纸调令，他兼着四个要职，风头之劲，老同学背后称他“省三兼四职”。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紧张。1949年春，蒋经国匆匆组建“青年救国团”撤向台湾，却同意蔡省三的要求，让他留在赣东北搞游击。“我要给先生看一眼忠心。”蔡的这句话后来成了他漫长牢狱生活的注脚。当年五月，他在皖南落网，后被押送抚顺，判处死缓。
在管理所里，他先是拒看改造材料，靠写自省笔记消磨岁月。到六十年代中期，他的刑期由死缓减为无期，再改为20年。与其说是思想改造的成效，不如说他逐渐明白再没有人能替他安排前途，必须为自己找一条路。
特赦令如期而至。十名申请赴台者获批，中央还特许报销全额旅费。4月12日，他们走过罗湖桥，准备转机台湾。台当局的回函却冷冰冰：“不予入境，理由是受共党改造过久。”被一脚踢开的瞬间，一行人僵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周围的霓虹闪烁，恍如另一重牢笼。
沉默三日后，张铁石在酒店自缢。此事登上香港各大报，舆论哗然。台方随即加码攻势，指责他们是“红色木马”。尤以蔡省三为重，因为他的名字在蒋经国旧部名单上赫然显眼。有人私下点拨他：“开个反共记者会吧，保证让你回台湾。”他只说了八个字：“生为中国，死亦如此。”
钱快用尽，去路又堵。有人远走美国，有人返京安家。蔡省三却决定留下，“香港虽小，也是中国土地。”他租下佐敦一间旧公寓，靠给《新报》写时评维生。几百字一篇，他批美苏冷战，也斥台岛“党化教育”，文风犀利，一下抓住了读者的眼球。专栏一开就是十四年，报摊老板调侃：“看蔡生骂人，比喝冻柠茶还痛快。”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接受《七十年代》杂志专访时分析蒋经国接班后的三条底线——“不卖、不降、不烂”——被大陆《参考消息》全文连载。9月4日，身患重症的周恩来在报纸旁批注四个“托”字，要求统战部深入研究。多年后蔡省三在北京偶遇罗青长，才知此事，不禁怔了半晌，喃喃道：“没想到总理还记得我。”
香港街头的霓虹换了好几茬灯管，蔡省三也从中年迈入耄耋。九十年代以后，他与夫人吴琼合办“蔡氏国情研究室”，整理旧档，又写出《蒋经国与苏联》《蒋经国系史话》等书。面对记者，他依旧口无遮拦：“历史这碗水，本就该捞得清。”
2001年，《参考消息》七十周年征文来函，他寄去《周总理在我文章旁做批示》一稿，仅获一本证书。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哈哈大笑：“上了报，就是最大稿费。”
2019年冬，他接受最后一次电台访谈。主持人问：“若能再见蒋经国，你说什么？”老人停顿两秒，只答三个字：“各安好。”
2022年1月6日，蔡省三在香港弥敦道旁的公寓病逝，终年104岁。至此，那段从赣南到九龙的曲折轨迹画上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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