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数字，只要念出来，恐怕比看恐怖片还让人头皮发麻。
若是咱们几十年前没在那悬崖边上勒住缰绳，如今这片土地上挤着的人，搞不好已经冲破26亿大关了。
26亿是个啥场面？
这么说吧，就是把现在这14亿人全算上，再把整个印度的人口硬塞进来，这还不够，还得把大半个美国的活人也加上去。
眼下大伙都在愁头发白得快，愁孩子生得少，甚至有些声音开始犯嘀咕：当年的算盘是不是打错了？
要是当初没划那道硬杠杠，咱们的日子是不是能比现在滋润？
想是挺美——人丁兴旺，干活的人多。
可真要是穿越回那个做决定的关口，你坐到那个位置上，翻开当时的家底账本瞅一眼，你准会发现，摆在眼前的哪有什么选择，分明是一道要把人逼疯的死题。
这本难念的经，最早是个叫马寅初的老爷子念出来的。
咱们把日历翻回上世纪50年代末。
那会儿新中国刚开张，百废待兴，大伙心气儿都高得很。
那时候流行的话是“人多力量大”，觉得人就是劳动力，这话本身没毛病。
偏偏经济学家马寅初，看这事儿的眼神有点“冷”。
他盯着的不是这一辈人干活有多带劲，而是下一辈人去哪儿弄饭吃。
马寅初当时的道理讲得直白，可听着扎心：人是能干活，但人落地就得吃饭。
在那个种地靠天、工厂少得可怜的年月，多一张嘴，就得从原本就紧巴巴的口粮里再分走一口。
他给国家算了一笔“攒钱”的账。
国家想翻身，就得搞工业；搞工业，手里就得有闲钱。
这钱从哪来？
只能是从大伙干出来的财富里，刨去吃喝拉撒，剩下的那点才算数。
要是人口疯长，刚挣出来的一点家底全被新添的娃娃们吃光了，国家拿什么去盖厂房、铺铁轨、搞发明？
这就是那时候轰动一时的“马寅初人口论”：人长得太快，就把国家的积蓄吃空了，把咱们死死按在农业国的泥坑里爬不出来。
当年，这套嗑儿虽然被不少人喷了，马老本人也挨了批。
不过有个细节大伙别忘了：当时的最高层领导，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
毛主席当年眼光长远，一语道破天机。
大意是说，既然咱们搞生产、搞经济都要按计划来，那生孩子这事儿，也就是人口生产，怎么能没个计划呢？
一家添几口人，怎么添，不能闭着眼瞎生，得有个章程。
这话里的意思，其实跟马寅初想到一块去了。
只可惜，赶上那个特殊的年头，从“明白道理”到“下手去干”，中间隔着太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导致这脚刹车，一直悬着没踩死。
这一耽搁，转眼就到了70年代。
这时候再看账本，红得都快滴血了。
吃的不够、烧的不够、看病难、住得挤。
城里没工作的年轻人一抓一大把，农村人多地少不够种。
经济刚跑两步，就被人口猛增的那个大包袱给拽回来了。
摆在政府跟前的路，也就剩这么两条。
第一条：撒手不管。
接着生，看着热闹。
第二条：刮骨疗毒。
动用行政手段硬管，哪怕被人戳脊梁骨，也得把人口按住。
这哪是生孩子的事儿啊，这是要活命的事儿。
1978年，政府总算下定决心，要把“计划生育”提上日程。
到了1980年，这事儿成了雷打不动的国策。
两口子只生一个，这规矩严得，翻遍全世界历史都少见。
为啥这么火急火燎？
因为再不急，船底就穿了。
咱们不妨搞个“假如”：要是当年心一软，没搞计划生育，或者搞得松松垮垮，今天的中国得乱成啥样？
这就回到了开头那个吓人的数：26亿。
最先崩盘的肯定是资源。
你现在的房子，面积得砍一半；饭桌上的肉蛋奶，价钱估计得翻好几番。
为了填饱肚子，咱们那点耕地肯定不够，估计连森林都得砍光了种庄稼，环境得毁个底掉。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爬不出来，还是超级加倍那种。
不少人怀念当年的“人口红利”，觉得人多劳动力就便宜，工厂好招人。
但这账得两头算。
人手适度那是红利；人多到溢出来，那就是灾难。
真要有26亿人，劳动力得剩下一大堆。
这就意味着，工人的工钱永远别想涨——你不干？
门口还有一万个人排队等着抢这口饭呢。
这么一来，老板谁还愿意花钱搞技术升级、搞自动化？
反正人比机器便宜多了。
咱们国家就得被锁死在做衬衫、做玩具的低端环节，至于造芯片、造大飞机、搞人工智能，做梦去吧。
再一个，贫富差距得拉大到没边儿。
要是没计划生育，穷苦人家为了防老抗灾，肯定拼命多生。
结果就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一家子的收入被一堆孩子分得稀碎，哪还有钱供孩子读书？
最后的结果，就是社会上冒出几亿大字不识几个、没个正经工作、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穷人。
这种社会结构，脆得像块饼干，经济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社会就得乱套。
所以，回头再看1980年的那个拍板，那其实是用“一代人家庭的牺牲”，换来了一张“国家发展的入场券”。
正是因为按住了人口分母，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攒下的家底，才没被稀释得一干二净。
咱们常说的“中国奇迹”，除了制度好、百姓勤快，还有一个藏在背后的功臣：抚养比降下来了。
因为孩子生得少，家庭和国家能把有限的钱聚拢起来，搞“精英教育”，搞“资本积累”。
看看现在的独生子女家庭，虽说养老压力大得让人喘不过气，但不能不承认，这一代年轻人享受到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是他们父辈做梦都不敢想的。
这几十年，中国能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业国，一路狂奔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腾出手来造航母、登月球、搞基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咱们甩掉了“人口过剩”这个沉甸甸的大包袱。
当然，凡事都有代价。
今天咱们头疼的老龄化、少子化，就是当年那脚“急刹车”留下的后遗症。
但这并不代表当年的刹车踩错了。
这好比一个得了急重病的人，大夫给下了一剂猛药。
药把命保住了，但留下了副作用。
你不能因为现在难受，就说当年不该吃药——不吃药，人早就凉了。
眼下的坎儿，是怎么在新的局面上，把这“副作用”给治了。
这又是一道新难题：怎么既保持人口不那么多，又把干活的人和养老的钱给配平了？
不过这已经是“富贵病”了。
比起那个“26亿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平行世界，现在的麻烦，至少咱们手里有钱、有资源去想办法。
回过头来再琢磨马寅初老爷子的话。
半个多世纪前那句提醒，现在听着还震耳朵：“人口，既是资源，也是负担。”
这不光是书本上的道理，更是治国的一种平衡术。
当年的掌舵人，在那本难看得要死的账本上，选了当时唯一能走通的一条道。
这个选择改写了国运，也把咱们每个人的命运都给改了。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而这个结果，虽说带着点苦味，但好歹是让这个古老的国家，在现代化的牌桌上，稳稳地坐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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