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鄂侯与西伯昌、九侯并列纣之三公。考古证明鄂国与曾国、随国、汉阳诸姬都兴起汉阳、汉北。商朝、周朝、秦朝、楚国兴起汉阳、汉北
一、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邅吾道夫昆仑兮,”汉阳即汉北，汉水北部，屈原祖籍在汉阳、流放汉阳，汉阳即古成州，成县昆仑山在汉北，也称白水
-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芈姓（一作嬭[nǎi]姓），屈氏，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正则，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被封于屈地，相传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东）的后代（一说屈氏的来源是西周前期的楚国人屈紃），楚国丹阳秭[zǐ]归（今湖北宜昌）人，出身贵族。
- 屈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二十岁完成《橘颂》，入兰台宫成为楚王的文学侍臣。公元前319年开始着手准备推行改革，前318年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得楚怀王信任，参与商议国家大事，及外交事务。后因上官大夫和旧贵族的挑拨，受楚怀王疏远，改任三闾大夫，负责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节日以及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管理、教育。后因坚持联齐抗秦，被楚怀王流放至汉北，反对顷襄王与秦联姻被流放江南。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旧历五月初五，得知楚国郢都被破，怀石自沉汨罗江，终年62岁。
- 汉的字典解释 汉 （漢） hàn 天河：银汉
- 北的字典解释 北 běi 方向，早晨面对太阳，左手的一边，与“南”相对：北方
- 屈原的生死身世，先秦史籍记载甚少。西汉贾谊、刘安、东方朔、司马迁等写赋作传，吊屈子、纂楚辞，是在屈原沉江百余年后。司马迁著《史记》，给屈原和贾谊一起作了一篇“列传”，《太史公自传》记载：当司马迁前往屈原自杀的汨罗江畔时，他追怀屈原，想到了屈原直言极谏但不被采用，还流落汉北；他因同情屈原的处境，而不禁潸然泪下。
据《山海经》记载: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而南流注入丑涂之山。《易经》、《山海经》、《水经》、《禹贡》、《史记》“五帝本纪”、《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都对“昆仑山”、“西汉水”有零星的记载。《史记》“天官书”注明,成县是“井星”、“叁星”相交之地。阚骃曰:“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诸多资料仇池山就是上古的昆仑山,而古有“天上银河、地上江汉”之称的西汉水才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地处仇池(古称武都海)边的成县小川镇在1958年以前叫昆仑乡,现小川镇内有昆仑山。氐羌族把湖泊叫“海子”,在成县低洼地带形成的仇池也叫“西海”,徽县伏镇低洼地带形成的河池也叫“东海”。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路不周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不周,指不周山,也称嶓冢山、齐寿山。译文是,我是轩辕的直系子孙啊,想拜访祖源昆仑,却遥不可及。如走到不周山,再向南行至“西海”,就到目的地了。表明处于成县的“仇池、西海、昆仑山”,就是屈原时时牵盼的祖源。
二、楚霸王将刘邦封汉北、汉阳，称汉中王，建立汉朝，才有汉人，汉族
“汉族”“汉语”“汉字”“汉服”……我们身上有太多“汉”字开头的标签。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汉”，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就藏在两千年前的那个伟大王朝——汉朝。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统一王朝之一（405年）， 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主体身份，开创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今天，我们就从刘邦建西汉、刘秀兴东汉说起，讲讲这个让中国人被称为“汉族”的王朝，是如何建立并影响上千年的。
《声律启蒙》记载：汉对淮，汉江对淮河。古代称为“汉水”“淮水”，这两个名字不仅指江河，也指其水域的地方。让我想到了刘邦、项羽，项羽都彭城，称楚霸王；刘邦封汉北，称汉中王。彭城属淮河流域，汉北属汉江流域。汉对淮，楚汉之争的发源地。 汉中这个地名因汉水而得名，又有一个伟大的朝代因汉中而得名，再然后我们华夏族因此改叫汉族了。刘邦和项羽推翻了秦帝国，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中王，简称汉王，刘邦一开始很不高兴，觉得这个名号不霸气，后来张良给他解释说，汉指的是银河，吉祥啊，这是实话，在古文中汉的就是银河，我们看曹操的诗，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还有一个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以及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都是汉朝的诗，这里面的汉指的就是银河，刘邦一听大喜，就接受了汉王这个称号，后来统一全国。仍以汉为国号，汉武帝开疆拓土东征西伐。无论北方的匈奴，还是南方的百越都称这只华夏来的队伍为汉人，从此以后汉人就替代了华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称号，所以说汉族这个名称的由来，那就是汉水，汉中，汉朝，汉人，汉族这么个顺序。 楚国的“汉北"地区位于汉水中上游西通关防与经南(阳)襄(阳)隘道北达中原两条大道的交汇地带。“汉北”地区都有着怎样不可替的战略地位
三、汉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楚国居汉阳与汉阳诸姬都是周天子封分诸侯，曾经是周朝诸侯国的盟主。汉水、汉阳的昆仑山是天下之中。
伏羲、黄帝、楚国都诞生在汉水流域，伏羲黄熊氏，黄帝有熊氏，楚国国君为芈姓（金文中为嬭姓）、熊氏（金文中为酓氏）
既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楚华姓贵族的魂牵梦绕之地,更是楚国抵御秦、齐等国、屏障江汉的战略基地,在楚国崛起壮大和衰灭亡的历史进程中楚国（？—前223年）又称荆、荆楚，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金文中为嬭姓）、熊氏（金文中为酓氏）。
周成王时期（一说即前1042年～1021年），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周桓王十四年(公元前704 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此后慑服汉阳诸姬，先后与齐国、宋国、晋国争霸。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楚国霸业达到鼎盛时期，曾向周天子问鼎。楚庄王离世后，楚国国力下落，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与诸国结盟停战，与晋国平分霸权，但衰弱趋势不减。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 年)，楚都郢被吴国攻破。楚国为避吴国锋芒，只好迁都于鄀[ruò]休养生息，之后还出现了宣威盛世。楚怀王即位后，楚国在内外政策上举棋不定，国势转衰，受制于秦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楚都郢被秦国攻破，夷陵(楚先王陵墓区)被毁，楚国被迫退守陈城，陷入内外交困中。楚王负刍四年（公元前224年），秦国大举攻楚，并于次年大败楚军，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将项燕拥立昌平君熊启为楚王继续抗秦，秦军随后又攻入楚都寿春，昌平君死，项燕自尽，楚国灭亡
昆仑者，地之中也，地祗之位，起形於昆仑。禹使大章步，降朝鲜岷山，东治可西也，陇川以南及北海之国，此是尧舜，土及万里，汤时七千里，昆仑山即成县鸡峰山，仇池山、嶓冢（钟）山
楚人属苗蛮集团。楚族源自南方土著，其先祖原本就生长在江汉流域，或是三苗族中一部分。苗蛮集团是龙的传入。伏羲人首蛇身，蛇即长虫、小龙。巴蜀楚蛮闽都是龙族，正义曰：以巴所使，故言“巴行人”。行人谓使人也。地理志：巴郡，故巴国，江州是其治下县也。昭十三年“楚共王与巴姬埋璧”，则巴国姬姓也。此年见传。文十六年与秦、楚灭庸，以后不见，盖楚灭之。据《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伏羲），与巴同囿（方四十里为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俯壤华阳，黑水、江、汉为梁州。盖时雍之化东被西渐矣。历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及武王克商，并徐合青，省梁合雍，而职方氏犹掌其地，辨其土壤，甄其贯利，迄于秦帝。汉兴，高祖藉之成业，乃改雍曰凉，革梁曰益，故巴、汉、庸、蜀属益州。
漾水即汉水、洋水。大禹治的是汉水从字源学角度看，所谓“汉”字，其本义乃“国之大水”。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释：（汉）“域中大水也”。汉水是古人心目中的大水，汉水之名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书中云：“大禹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尚书·禹贡》还称：“江、汉朝宗于海。”据说成书于先秦的地理、民族、历史、宗教、神话之集大成著作《山海经·西山经》中对汉水也有记载：“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左传》记载：“汉，水之祥也。”《孟子·滕文公下》说：“水由地下行，江、淮、河、汉是也。”《山海经》中称河水、赤水、弱水、漾水为上帝的四条“神泉”。上述表明，世界上本无汉水，大禹从嶓冢山导漾水东南流注于沔水才有汉水。大禹治水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是创造了人类奇迹，人们认为这是天上银河流到了人间、是上天对人的恩赐，故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天汉”、“云汉”原意是指天上的银河。古人仰望神秘浩瀚的夜空，看见那横亘天际，烛照六合的银河星辉，不由产生奇妙的联想。汉水横卧九州大地之正中，正好与天河相配。即现在的嘉陵江上游——西汉水,南北朝以前,现在的嘉陵江和汉江为同一条江,南北朝时一场大地震以后,汉水分为西汉水和东汉水,即现在的嘉陵江和汉江,史称“嘉陵江夺汉”。据考证,西汉水,曾经是汉江的源头。《汉书》以西汉水某一支流为漾水。《水经》汉水上源为漾水,《辞海》也说:“漾水,古水名。古人说,以西汉水为汉水之源”。陇南市西和县政府所在地叫汉源镇,流经县城的河是漾水河。在以丹阳为核心的“汉北”大地生根发展、立国成长。正是楚的同姓小国，楚人以郑人不祭祀祝融为理由而出兵灭之
祝融是楚人心中神圣的先祖，熊是楚开国之祖,他们都是楚人的百世不替之祖，楚人的信史时代开始于鬻熊，而意熊部众的居聚地丹阳(丹、浙二水的交汇处)，正是汉北地域的中心。
这位鬻熊正是楚国的的肇业奠基之君。鬻熊是以“子爵”或臣子身份依附于日渐强大起来的周族，以出色的天文星象知识得到了周文王的尊重
在周人的文献中,鬻熊与周的重臣、名臣散宜生、辛甲大夫等人并列，还有个人的著作传世，证明他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政治家兼思想家,他秉承了楚人先祖的文化传统,是精通天文学的大巫
在周王室曾担任观象授时的火正或称火师,他在周文王的庇护下带领正在茁壮成长中的楚族定居在南北文化荟萃之地的丹阳,吸收四方百族文化的精华,快速发展壮大。
周公自镐京，越秦岭，过武关，楚至丹阳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楚丹阳远在湖北枝江,那么周公就很难越过蛮荒,远涉千里而奔楚了。这些楚山、楚水就因楚部族在此居住过而命名的。
四、商朝、周朝、秦朝、楚国兴起汉阳、汉北。楚国汉北为基地继续向南发展，越过汉水，由汉北进入汉南“汉北”是楚国问鼎中原和屏障南国的根据地
《史记》记载，鄂侯与西伯昌、九侯并列纣之三公。鄂（荆楚）地、西（陇西郡西县现在陇南市礼县，秦国发祥地）地、九（仇夷、仇池，伏羲诞生地）地是殷商的主要地区在汉阳、汉北。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醢九侯……脯鄂侯”——《史记·殷本纪》中这七个字，如同血泪凝成的印章，烙印在中国早期历史的肌肤上。三千年时光流转，纣王暴政早已成为暴君代名词，但当我们拂去神话传说的尘埃，这些记载背后不仅是古代酷刑的骇人记录，更是一面映照权力如何异化人性、体制如何吞噬生命的镜子。
《史记》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这段简洁文字勾勒出一幅恐怖图景：九侯之女因拒绝纣王淫乐而被杀，其父九侯受牵连被制成肉酱（醢）；鄂侯为九侯辩护，则被制成肉干（脯）。另有王子比干因直谏被剖心，箕子被囚为奴。
在商代祭祀体系中，“醢”与“脯”并非仅为惩罚，更带有浓厚宗教献祭色彩。殷墟甲骨文显示，人祭是商代宗教政治重要组成部分，但将贵族大臣制成食物，则突破了当时社会底线。现代考古在殷墟发现大量人祭坑，其中一些遗骸显示被肢解、烹煮痕迹，印证了文献记载的残酷性。
纣王暴政并非简单的个人疯狂，而是权力系统失去制衡后的必然走向。商代晚期，王权日益强化，传统贵族势力被削弱，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纣王“资辨捷疾，材力过人”的个人能力，反而成为其刚愎自用的资本。
学者研究发现，商纣时期对外战争频繁，东夷之役消耗巨大，国内矛盾激化。为维持统治，纣王采取高压手段，使用极端酷刑震慑贵族与民众。这种“恐怖统治”逻辑在于：通过制造普遍恐惧，瓦解反抗意志，维护摇摇欲坠的权威。
史书虽未明确记载被制成肉酱肉干的具体人数，但零星记载已令人触目惊心。《帝王世纪》称纣王“醢鬼侯之女，脯鄂侯之尸”，《吕氏春秋》提到“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环”。后世文献如《列女传》更描绘“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
若将视野扩大至纣王整个统治时期，其暴政受害者远超记载。殷墟考古显示，商代晚期人祭规模空前，一次祭祀可杀害数百人。这些人中不乏战俘、奴隶，也可能包括失势贵族。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被暴力终结的生命，一个被摧毁的家庭，一段被湮灭的故事。
三千年后的今天，纣王暴政已尘封于竹简甲骨，但权力异化的危险并未消失。20世纪诸多暴政证明，当权力失去制约、当意识形态将人工具化、当暴力被制度化，人类依然可能重蹈覆辙。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揭示，权力通过控制身体来达成统治。纣王的肉酱肉干，正是这种身体政治的极端体现。而现代社会虽不再有如此赤裸的肉体刑罚，但系统性的暴力、制度性的压迫、对人尊严的剥夺，依然以各种形式存在。
在纣王暴政的黑暗背景下，一些人物如烛火般闪耀着人性光芒。微子启的数次劝谏，箕子的佯狂为奴，比干的以死相谏，乃至《封神演义》中艺术加工后的众多反抗者形象，共同构成了暴政下的道德抵抗谱系。
《战国策》和《史记》记载，鄂侯与西伯昌、九侯并列纣之三公。周代迁至南阳西鄂故城。战国时期楚国在南阳封有鄂君，楚怀王晚期原居南阳鄂地的鄂君迁徙今鄂州一带，迁徙后封君仍称鄂君，新封地仍称鄂，从而形成后世的东鄂之地。
而鄂州博物馆原副馆长丁堂华更倾向于“本土说”。据他考证，鄂州在夏代为古三苗之地，当时这里广泛分布鳄鱼，并诞生了一个以捕鳄为生且以鳄为图腾的部族，并逐渐形成国名为鄂的方国。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之时，熊渠占领鄂地，并封儿子熊红为鄂王。
无论是“南下说”还是“本土说”，鄂地兴盛与楚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既然楚国对湖北影响深远，为何湖北不简称“楚”，而要称“鄂”呢？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认为原因至少有三：一是从命名学的角度来看，熊渠封中子红为鄂王奠定了作为地名的“鄂”字所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高起点，使湖北人尤其是鄂东人对“鄂”字具有亲切感；二是屈原在《九章·涉江》中写下“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使得“鄂”自带名人效应；三是湖北虽曾被冠以“鄂省”“楚省”“楚鄂”“楚北”等多种称谓，但由于湖南也在“楚省”范围之内，“楚”作为湖北省的简称在习惯上不够专一，只能在特定语境中使用。而“鄂”字作为湖北省的简称名具备专一性，故最终脱颖而出。
“鄂”，既是湖北省的简称，又是今鄂州市的一个古老的称谓；“武昌”，既是今天超大城市武汉的组成部分，也是古代鄂州市的一个响亮名称。
鄂国：从殷商遗风到被周浸润
“鄂”作为现今湖北省的简称被广为熟知，但其历史源流却鲜见于史册。“鄂”在金文中往往被写作“噩”，是由一个猎捕鳄鱼且以鳄为图腾的部族发展而来的国名，族姓为“姞”，在商代形成。《史记》记载商纣王之时，鄂侯与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并列三公，可见鄂国在商代的强盛与地位显赫。
然而离心离德的纣王终于招致反叛，鄂侯转投周王室参与灭商，因有功而得封，遂从中原迁至了汉江流域。作为周朝异姓封国，初到汉东的鄂国明显还保留了殷商时期的诸多文化特色。如随州羊子山墓地出土的诸多鄂国青铜器具中，铭刻有以天干命名的人名，这是商代常用的命名方式。
羊子山4号墓出土的神面纹罍、尊、卣等青铜器，从铸造工艺上看，其神面眼睑的结构近似于人目，庄严神秘富有生气，与西周初期因礼制变革导致纹饰趋于简单化和程式化的风格完全不同，显然是殷商遗风与江汉地域文化结合的结果。
鄂侯四器
鄂国在西周受到王室器重，现存的四件“噩（鄂）侯簋”文物上，铭文内容均为二列“噩侯乍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十八字，表明鄂侯一度与周王室联姻，越来越深地受到周文化的浸润不言而喻。
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不断充实，通过丰富的青铜铭文，鄂国在西周中晚期的发展历程逐步被清晰勾勒：作为周王室经略南土的据点之一，周王数次率师途经鄂国，受到宴享礼遇。
但西周晚期，鄂侯驭方与周王室度过短暂“蜜月期”后，竟勾结淮夷、东夷叛周入侵。周王派遣精锐部队艰难抗衡，最终俘获驭方，并剿灭鄂国，鄂国逐渐走上消亡之路。
其后，鄂国遗民北迁至今河南南阳一带，后又东迁至鄂州一带，并在战国时期被楚国消灭，但地名“鄂”却得以保留，逐渐演变为今天湖北省的简称。
曾国：汉东之国随为大
与鄂国的“过继”性质不同，曾国算得上周王室的“亲生”。就在距离随州羊子山鄂侯墓地向东约25公里的随州叶家山，考古发现的诸侯墓群和出土文物证明，曾国也曾坐落于随州。
曾国为姬姓，与周王为宗亲，其先祖南宫括在“文王四友”与“周八士”之列，是周文王时期的重臣，因辅佐文武二王，克商有功，被分封到江汉地区镇抚淮夷。
西周初期，曾国将中原周文化带到汉江流域。在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曾侯随葬器物，以食器（鼎、簋）、酒器（尊、卣、觯）、水器（盘、盉）为组合，这种组合亦见于周原和丰镐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中。
随着曾国国力日渐昌盛，曾国逐步成为汉阳诸姬中实力最雄厚者，深受周王室重视。周王室对曾国“赐之用钺，用政南方”。钺是象征军权的重器，此举是曾国作为西周南方的防御屏障，成为实现更广大地域政治管控据点的有力见证。
西周中期，曾国疆域从涢河一带扩大至滚河附近，成为可以媲美齐、鲁、燕等诸侯国的大国。至西周中晚期，随着鄂国被周剿灭北迁，曾国顺势占领其疆土，并将势力范围从随州扩大至枣阳一带，牢牢控制了西周经略“南土”的重要通道，并建立城邑和冶炼作坊，实现了《左传》记载“汉东之国，随（曾）为大”的历史巅峰状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式微，楚国势力日渐强大，逐步开始蚕食曾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曾国最终臣服于楚国，完成了由“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历史转变。曾国的青铜器逐渐褪去周的烙印，融入楚的体系。
五、考古证明鄂国与曾国、随国、汉阳诸姬都兴起汉阳、汉北。鄂国与曾国：西周的桥头堡
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的发现举世震惊。此后的40多年中，曾国考古不断取得新进展，证明曾国是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至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是可与齐、晋、鲁等大国并列于《史记》中的“世家”。
考古人员分别于2002年和2014年在位于湖北省枣阳市的郭家庙发掘出曾国墓葬和附近的城址，证明这里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曾国的重要政治中心。郭家庙墓地高等级墓葬及车马坑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此时的曾国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大国，与汉水、淮河流域诸侯国来往密切。曾国战略位置关键，负有为中央王朝打通东南地区以保证铜料供应的重要使命。
然而，曾国与随国的关系困扰了学术界许久。随国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姬姓古国，但长期以来，其中心区只见曾国铜器而不见随国铜器。自2011年起，随州市东城区文峰塔东周墓地开始进一步发掘，2012-2013年出土的随国铜器对此后的曾、随关系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曾国即随国
2009年，考古人员根据一件曾侯與甬钟上的长篇铭文，与文献互证，揭开了“曾随之谜”。钟铭记载曾侯與的祖先为周人始祖后稷，故而曾国与周王室同为姬姓。研究者又发现，按文献记载，随国也为姬姓。因此，曾、随两国的族姓相同。钟铭记载在吴楚战争中，曾国为楚国的盟国，协助楚王复国。而文献中记载，随国作为楚国的盟国，在此次战争中庇护了楚昭王。两国史实相同，结合叶家山、郭家庙等考古发现，曾国与随国在存续时间、地理位置上重合，这些线索越来越显现，曾国即随国。
更为明确的证据出现在2013年入藏湖北省博物馆的“随仲芈加鼎”中。研究人员发现其器内、盖内铸有相同的铭文：“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仲芈加食繁，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其中“随”为夫家国名，“芈”是父家楚国族姓，“仲”是排行，“加”为其名，说明这件青铜器是楚王为嫁入随国的芈姓女子制作的嫁妆，也是罕见的“随”字铭文铜器。但由于这件文物来自2012年的一次民间征集，并非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因此对铭文中的“随”和“曾”是否为同一国家，学界仍存有争议。
答案在2019年随州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揭晓。考古人员发现190号墓即芈加墓。出土铜器铭文证明芈加为曾侯宝夫人，是曾（随）一国两名的有力证据。再结合叶家山墓出土南公铜簋、曾侯與甬钟铭文等出土文献，困扰学界40年的“曾随之谜”彻底画上了句号。
曾国的始祖南宫适（音扩），是周人祖先“稷”的后代，因为协助周文王、周武王伐殷有功，被分封到江汉地区，任务是镇抚淮夷。淮夷是聚居在江淮地区的部族集团。为控制南方的资源，西周王朝与淮夷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争。
曾国立国七百余年，经历了作为周王室的南方屏障与枢纽到与楚国结为盟友的转变过程。其在礼乐制度上，有着深厚的文明积淀，是先秦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和融合的又一见证。
小而顽强的噩国
有趣的是，周王室分封今湖北地区的若干个诸侯国中，还有一个鄂国，金文作“噩国”。据文献记载，姞姓的噩在商代是地处山西乡宁一带的方国，噩侯与姬昌、九侯并列三公。随州羊子山西周早期墓葬的发现说明此时噩国已迁封到随州，其东二十公里即是曾国叶家山贵族墓地。与方圆不过二百公里的“大国”曾国相比，噩当然是一蕞尔小国。
然而，正是这个小国制作了震惊文博界的青铜重器。2007年在湖北随州羊子山发生了犯罪分子盗掘未遂事件，考古人员在随后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埋没了3000多年的噩国历史赫然展现在人们面前。墓中出土的一类“神面纹”青铜器在其他地区从未见过。其主体部分是一张高浮雕的面孔，无论是双眼、眉毛，还是鼻部，都近似人的五官写实。
别小看曾国旁边的这个小小噩国，它的历史更为悠久。在《战国策·赵策三》和《史记·殷本纪》中都有记载，商纣王杀了“三公”之一的鄂侯。而随州羊子山西周早期鄂侯墓的发现证明鄂国并没有被灭国，周初时仍在。不仅如此，这个小国还给这一地区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名字“鄂”。今天湖北省的简称，既不是楚，也不是荆，更不是曾，而是鄂，这正是小小噩国生命力延伸的象征。
西周初期，周王室对南方的控制较为薄弱，通过将鄂、曾两国分封在江汉地区，达到“克狄淮夷”、经略“南土”的目的。
鄂、曾两国彼此为邻、隔水相望、关系密切，确实共同肩负起了以藩屏周、镇守南土的历史使命。史料和青铜铭文记载，西周时期，周昭王命“中”巡视南国，先后至曾抵鄂；周昭王南征楚国，也常在曾、鄂两国驻跸，检阅王师。两国已然成为西周王朝的军事据点和桥头堡。
此外，两国所在的随枣走廊之所以重要，还因这是一条重要的铜矿料运输线，为西周王朝制作礼器和兵器提供大量原料，史称“金道锡行”。鄂、曾两国在保障周王朝所需铜料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丰富的铜矿料资源，铸就了辉煌的青铜文化。
叶家山111号墓出土铜锭，证明曾国有自身的青铜冶铸业
从鄂（羊子山墓地）、曾（叶家山墓地）两国在随州出土的文物来看，鄂侯涡纹鼎、鄂侯盘、人字纹盉，与曾侯盘、（曾侯）铜盉等大量青铜礼器高度相似，两者也与中原地区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形似，充分展现了周代礼乐制度对鄂、曾两国的浸润，再通过青铜礼器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到本属荒蛮的江汉地区。
昭昭周地，群邦并起；迢迢涢水，迤逦而东。鄂国与曾国在殷周鼎革、西周分封、春秋争鸣的历史洪流中屹然并立，熠熠生辉，见证了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这些抵抗之所以被后世铭记，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对尊严的坚守、对暴政的不屈，依然能够穿透历史的重重迷雾，成为文明延续的精神火种。鄂：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48]，主要包含炎帝神农文化、楚国历史文化、现代革命文化等[48]。中国重要的民间节日——端午节，就是由楚地兴起传开的[49]；境内武当山古建筑群、钟祥明显陵、唐崖土司遗址和神农架被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50]；拥有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铜录山古铜矿遗址、屈家岭遗址等17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1]；包含有以屈原传说、湖北大鼓、黄梅戏为代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0个[52]；有武汉市、襄阳市、荆州市、随州市、钟祥市5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3]；拥有中国传统村落270个[54]。另外，湖北菜称楚菜或鄂菜，是中国传统菜系之一，被列为中国十大菜系之一[55]。截至2019年底，湖北省共有A级景区412家，其中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12家、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143家[56]，湖北省主要的国家级AAAAA旅游景区有黄鹤楼、武当山风景区、恩施大峡谷、三峡大坝旅游区等[16]。
鄂州，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南岸。鄂州主要位于江汉平原湖区，湖泊众多，地势平坦，只有东南部为幕阜山余脉。
鄂州1594平方公里，是湖北省辖面积最小的地级市。
在殷商时期，商王帝乙拜鄂国为南伯，统领南方一众南蛮。西周时楚国国君熊渠，将儿子熊红封为鄂王。现在湖北简称“鄂”，便是来源古鄂国，足见其历史地位。
湖北省简称鄂，与省会武汉有关。武汉位于长江、汉水之畔，分为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在三国时期，武昌称为夏口，鄂州则在夏口（今武昌）以东。
湖北省位于中国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名湖北[30]，清朝时省会武昌属鄂州管辖，所以简称鄂[57]，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明确了湖北省的简称沿用历史上的习惯简称一鄂[58]。
219年（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袭取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后，刘备失去统一天下的基础。
221年（曹魏文帝黄初二年，蜀汉昭烈帝章武元年），孙权把国都迁到了武昌（今鄂州），随后下令扩大武昌（鄂州）的规模，这么做一是为了更好的控制荆州，二是为旧都建业（江苏南京）打造前线门户。
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蜀汉后主建兴七年，吴大帝黄龙元年），孙权即帝位，登基的地点就在鄂州。
从三国到南北朝，武昌一直是指鄂州。南北朝时，在今武汉设郢州，置江夏郡。589年，隋灭南朝陈，废江夏郡，改郢州（今武汉）为鄂州，古鄂州指今鄂州或今武汉。
唐宋朝皆称武汉为鄂州，元世祖忽必烈设鄂州路，后来鄂州路改称武昌路，明朝时的鄂州设武昌县。在一千多年时间里，武汉是一直称为鄂州的。
正是这个"文化内核"粘附了、吸收了丰富而多维的四方百族文化的营养而草长为春秋战国时代光辉灿烂的楚文化。定都丹阳后，楚国以汉北为基地继续向南发展，越过汉水，由汉北进入汉南
由丹汉流域进入江汉流域，进入了开拓南国的艰苦创业阶段，正是由于这种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消灭"汉阳诸姬”,重新夺回当年祖宗的发祥地“汉北”更加自信地问鼎中原
在周王室势力的压迫下，从熊绎率众由汉北越汉水到汉南，一直到蚡冒时期,大约经历了两个半世纪之久,楚人在汉南快速发展，但未再越过汉水进入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汉北”大地。
周人为了屏障销京和洛邑，在汉水中游和淮河上游之间分封了许多姬姓和异姓诸侯国,是所谓“汉阳诸姬”其中汉北的申国是其中最大的姜姓国
汉东的随国是其中最大的姬姓国，实力仅次于二者的是汉北的邓国和汉东的唐国,他们是汉阳诸姬中的四大金刚战国中后期,强大起来的秦国控制了汉水上游并且以汉中盆地连接起关中盐地和四川盆地
形成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只有夺取“汉北”之地,才能对楚国形成高屋建瓴、居高临下的战略攻势，秦、楚"汉北”之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六、秦国和楚国都是周朝的霸主，商朝的公国，汉北”是楚国公族和楚文化的发祥地，是楚国立都建国的崛起之地,是屈原时代抵御强秦、捍卫的战略要地，
战国中后期,统一天下的天枰逐渐偏向泰国一边,秦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逐步拥有了完成统一的必备条件。这是商鞅刚刚被车裂后的秦国,已经具有了"天府之国”的称谓和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的条件。
秦王赢政即位后,秦统一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关东诸侯倍感压力。楚国是关东六国中对秦的强大感受最深，对秦的侵略感受最切的国家。因此，当苏秦合纵抗秦之时，最先说动的是楚国。
苏秦此番说辞的要害,就在最后一句话,秦军出武关,正是凭借丹江走廊威慑楚都鄢、郢,使楚国犹如芒刺在背、刀剑在心。楚威王强烈的忧惠意识,使他认识到必须采取果断的对秦战略
这里既可沿丹江北上增援商於,防范出武关的秦军,控制汉北要地，又可沿汉江西上支持上庸，防范由汉中盆地东下的秦军。因此,楚国的汉中郡地当鄂西北、陕东南
«——【·“汉北”是大诗人屈原的魂牵梦绕·】——»
汉北”是楚国公族和楚文化的发祥地，是楚国立都建国的崛起之地,是屈原时代抵御强秦、捍卫的战略要地，对于楚国的文化传人和爱国志士屈原来说
"汉北"是他的魂牵梦绕之地楚怀王曾将屈原流放到"汉北”屈原行吟江胖，将自己的满腔忠诚化作喷涌而出的珠玉美文，写出了《离骚》、《天问》等不朽杰作
屈原被疏被放的历史实录·但自汉代王逸至宋代朱嘉等人，都对此事少布阐发。明清时期，对屈原被疏与流放情况的认识才逐步有所进展,明代黄文焕在《楚辞听直》中指出
林云铭从屈原最可靠的作品《九章》中找到强有力的内证，证明屈原曾被放逐汉北,驳斥了王逸《九章》作于江南之野的观点，可谓目光如炬,坚强有力。
林氏在《楚辞灯·九章总论》及各篇总讲中，主要强调了这样几个观点:屈原在怀王时遭谗,结果只是被疏，未尝不在朝;再谏则被迁于汉北，但这次被迁未遭拍禁,可以自由行动，而且几年后又被召回
顷襄王朝被放江南"永不召回，而且在流放中是被"羁身的,不能自由行动。清人蒋骥在其《山带阁注楚辞》中又进一步肯定并论证了林云铭的观点。
他认为屈原在怀王时“谪宦”(贬官)于汉北;到顷襄王时才被放逐于江南。而且他以地理为线索大致弄清了屈原迁谪的行踪,绘制了《抽思、思美人路图》
他认为屈原在楚怀王时期因被贬斥面离开郢都(今湖北江陵)，向东进入汉水，然后溯域，即述此事，盖汉北今郧襄之地，在郢都之北屈子以鸟自喻,而言来集汉北
以美人自喻，而言独处异域,则其为迁谪之辞无疑也。”山孙作云先生在《屈原的放逐问题》一文中也列举了屈原在汉北的新论据,他说:""汉北’
汉水以北,即今湖北省西北边与河南西南剖、陕西东南部的交界之处。这一带地方,除去汉水、浙川两河流域之外，几乎全是山地。在这一带有一个通往关中的孔道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人，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78年。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楚辞的代表人物，与宋玉并称“楚辞之祖”。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其先祖为楚国的名将，家族历史悠久，世代为官。他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尤其擅长文学和音乐。屈原在少年时期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被誉为“楚才”。公元前328年，屈原进入楚国朝廷，担任左徒一职，参与国家政务，深受楚怀王赏识。
(2)在楚怀王时期，屈原积极参与政治改革，主张变法强国，倡导法治，反对贵族特权。他的改革思想对楚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于改革触及到贵族的利益，屈原在政治上遭到排挤和打击。公元前305年，屈原被免去左徒职务，流放到汉北。在流放期间，屈原创作了大量楚辞作品，表达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感慨。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去世，屈原被召回朝廷，再次担任左徒。然而，由于宫廷斗争激烈，屈原再次被排挤，最终在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郢被秦国攻陷，屈原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自尽，以身殉国。
(3)屈原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挫折，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的诗歌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被誉为“楚辞之祖”。屈原的诗歌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著称。他的代表作《离骚》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的生平事迹和诗歌作品，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爱国情怀、高尚品德和卓越才华，至今仍为人们所敬仰和传颂。
汉北出自屈原《楚辞·九章·抽思》 ，古地名，在今湖北省内，为屈原在楚襄王时，遭受排挤后的驱逐流放地。
汉北顾名思义是汉江之北。汉北一词出自屈原《楚辞·九章·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句。古地名，在今湖北省内，为屈原在楚襄王时，遭受排挤后的放逐地。放逐之后，屈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政治主张和伟大理想。写出了著名长诗《离骚》等价值很高的、影响很大的不朽作品。
古地名，在今湖北省内，为屈原在楚镶王时，遭受排挤后的放逐地。放逐之后，屈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政治主张和伟大理想。写出了著名长诗《离骚》等价值很高的、影响很大的不朽作品。当秦兵攻破楚都消息传出后，他大失所望，悲愤投汨罗江，以身殉国，这天正是五月初五。
关于屈原的生平，除了他在《离骚》中的自述，主要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与楚王同姓（先秦时期姓、氏并存），其先祖在楚国曾任要职。《宜都记》称秭归便是屈原的故乡。屈原生于太岁星逢寅的“摄提格”之年，后世考据通常认为此年为公元前340年。按此计算，屈原走上楚国的政治舞台时，可能仅有20多岁。
位于湖北秭归的屈原祠。来源/央视新闻
年轻的屈原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担任左徒，地位仅次于楚国的最高官职令尹，并不只因为家族的光环，更多地是基于自身的优秀：“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对内，屈原与怀王熊槐商讨国家大事，起草诏令，修明法度，选贤任能；对外，屈原应对诸侯，接待来使，主持外交活动。
战国纷争的形势下，楚国处于各大诸侯国与日益强盛的秦国相互对抗的重要位置。各国外交策略中，“连横”与“合纵”两派相持不下，“连横”即以秦为中心，六国共同向秦俯首；“合纵”则与之相对，主张六国联合抗秦。因秦、楚、齐三国的力量最强，屈原赞同“合纵”，主张联齐抗秦，推动楚国和齐国结盟，五国合纵攻秦。
但在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到楚国游说楚怀王，许诺：“大王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之地（今河南浙川）六百里。”利令智昏的怀王便断绝了与齐国的合纵之盟。反对此举的屈原大约在此时被免左徒官职，退守其世职“三闾大夫”，掌管昭、屈、景三姓贵族的祭典和公族教育。
影视剧中的张仪形象。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纵横》截图
不料，在齐国和楚国绝交、与秦国结交后，张仪声称楚怀王听错了，秦国只能给楚国六里土地。发现上当的楚怀王发兵攻秦，遭遇大败，损失丹阳、汉中二地，不得不复遣屈原二次出使齐国，修复两国关系。
屈原展示了高超的外交才能，说服齐宣王重新与楚和好。然而，有时候“力挽狂澜”只靠自己是不够的，首先敌人不能太狡猾，其次是队友不能太拉跨。奈何屈原的处境却是两者皆具。得罪了楚怀王的张仪的确是个人物，他竟再次冒险来到楚国，贿赂上官大夫靳尚、楚怀王幼子子兰、宠妃郑袖等权贵，干扰楚怀王的选择，令楚国再次与齐国盟约破裂。
之后的十余年里，楚怀王在秦、齐之间反复摇摆，不仅未再获得齐国的信任，还将楚国折腾得元气大伤。“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被流放到汉北（汉水上游地区），此时他大约40岁左右。
虽然屈原写作《离骚》的具体时间未定，但通常认为可能是在这次流放中写下的。《离骚》在中国古诗中首次展现了强烈的“自我”情感，正是屈原开创了将诗歌从集体咏唱转到个人独吟的时代。在这个抒情世界里，诸神为“我”扈从，龙凤为“我”座驾，风云簇拥“我”左右，无拘无束的想象在文字中驰骋，印刻了瑰丽雄奇的楚文化印记，但它的内核仍然明确。屈原所斥责的混浊的世界，正是他所面临的现实：忠臣贤士遭遇排挤，贪婪小人当道，是非颠倒，前路幽昧。因此，并不能认为屈原临终时所说的“举世皆浊我独清”是在平等地蔑视所有人。
（明）萧云从绘《离骚图》来源/《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离骚》的后半部分，展现了屈原内心的激烈斗争：是去国远游，还是留在楚国？当他准备远走高飞时，却因看到一心挂念的旧乡而停留。最后，屈原表明了自己愿以生命代价践行理想的人生态度：“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相传为殷商贤臣，因谏君不从，投水而死。屈原以此明志，决心若不能为国实现“美政”，便做出同样的选择。
楚怀王三十年（前299），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秦昭襄王约楚怀王到武关会盟，屈原坚决反对：“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公子子兰却怂恿他赴约。楚怀王果然中计，被秦军扣留后劫往咸阳，最后死在秦国，楚人无不悲痛。《招魂》可能就是屈原为悼念楚怀王之死所作，目极千里、反复呼唤的，正是客死异乡、漂泊无依的怀王魂魄。
话剧中的屈原（左，王洛勇饰）与楚怀王（右，郝平饰）。来源/历史新编话剧《屈原》剧照
楚怀王的继任者楚顷襄王更为昏庸，屈原再度遭遇贬谪。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叙述，屈原的三次遭贬，一次比一次严重。楚怀王统治时期，先是被免去左徒官职，“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后来被流放汉北，“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楚顷襄王统治时期，已任令尹的子兰唆使上官大夫向楚顷襄王中伤屈原，襄王“怒而迁之”，将他远谪南方的沅水、湘水一带，在当时属于楚国最偏僻之处，被称为“江南”。此时屈原已近老年，流放江南的艰辛岁月约有九年之久。如果真是一心求死之辈，屈原也不会忍辱渡过这九年。
屈原离开楚国的国都郢都后，根据《哀郢》《涉江》中的记述，他渡夏水、溯长江，经洞庭、入辰阳，历辰水、沅水，最后沿湘水北上，直到生命终止于汨罗江。直到现在，屈原曾经过的溆浦、辰溪等地民间还有过“双端午”的习俗，农历五月五日是“小端午”，包粽子；五月十五是“大端午”，赛龙舟。在本地的传说中，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江后，经过十天，溆浦才得知噩耗，人们连忙在五月十五日划龙舟找寻遗体，成为特有的风俗，侧面体现出对屈原的爱戴之情。
东湖行吟阁，为纪念屈原而建。摄/姚志学，来源/图虫创意
《九歌》《天问》，应该都写于最后的流放时期。王逸《楚辞章句》称，在屈原的流放之地，当地人有歌、乐、舞合一祭祀诸神的习俗，屈原见他们的歌词鄙陋，便为之作《九歌》，“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元）张渥《九歌图》局部。来源/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屈原在流放时经过楚国的先王庙及公卿祠堂，见到壁画上诡谲琦玮的天地山川神灵、古贤圣怪物行事，心中激荡，在墙壁上写下《天问》，围绕楚国的神话传说和夏商周三代史事连续提出了一百多条问题，甚至直到现在，许多问题也无法回答。屈原看似叩问苍天，实则质疑黑暗的现实，借以宣泄愤懑，“千秋万载之人所欲同声一问者也”。
从《九歌》到《天问》再到大部分写于放逐期间的《九章》，屈原不仅在文字间洋溢的情感越来越忧愤，深重的孤独感更溢于辞表。与此同时，楚国深陷战火，百姓哀苦不堪。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烧毁了楚国先王墓夷陵，郢地生灵涂炭，楚顷襄王和贵族们仓皇逃至陈城（今河南淮阳）。屈原得知后，为国之危亡痛心疾首，深知作为罪臣的自己有心无力，在《哀郢》中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先秦时代，60岁算是高龄了。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流放岁月里，年迈的屈原仍会保有对美好事物的强烈感情：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狭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
如果不是所热爱的东西烂透了，屈原本可以不如此看起来“凹造型”般的痛苦与高洁，乃至与人距离越来越远。就像有人说的，林黛玉如果原生家庭幸福点，不知道会多么的快乐可爱。正是对人间如此真挚的眷恋，屈原迟至60多岁才下定决心离开浊世。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橘颂》）
李长之通过对屈原《橘颂》的分析，认为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责任感特别重。也正是这种超高的自律，让他与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正如尼采所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五月五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来到汨罗江畔。
我们都知道他在江边遇到了宽慰他的渔父，但细思恐极的是，这个说出“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神秘人，也是屈原自己创作的啊。
屈原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在权衡取舍。当渔父的人生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共鸣，却没人注意到，这个人生哲学也是屈原创造的。从《渔父》的行文可以看出，他对渔父的道路不仅欣赏，还有些向往。或许，这个渔父是平行时空下的屈原，一个生活在充满希望的楚国贵族，拥有着乐天知命、怡然自得的生活。但汨罗江边的屈原知道，眼前这个楚国是没希望了，这个世界里的楚国贵族，大多已是非不分、浑浊不堪，他却早已被剔除出局，连想入政治火坑的机会都没有，他不需要知道国灭的800种方法，也不关心自己将怎样身死，只要知道楚国要陷落而自己无能为力就足够了。
最终，他坚持了当年《离骚》中明确的志向，追随殷商名臣彭咸自沉江中，终年约62岁。
（明）陈洪绶《屈子行吟图》木刻版画。来源/上海博物馆
屈原自尽55年后，楚国最终在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八百多年前楚王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基业尽毁。又过了16年，统一六国的赫赫大秦覆亡于“西楚霸王”项羽之手，咸阳之火，三月不熄。
回望屈原的一生，一心为国，却遭三弃，纵使如此也未想过去国远游，至死都是在楚国大地上。这样一种浪漫而悲壮的人生之路，纵使历经千年仍能震撼人心。
傅抱石《屈原像》，1942年作。来源/南京博物院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遥望战国时代，强秦盛楚都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屈原却始终被后世凭吊怀念。纵观屈原的一生，他始终不渝地坚守信念，最终在楚国岌岌可危时，以生命践行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誓言。从朝堂到江湖，历代对屈原的纪念，不仅基于对他毕生遭际冤屈的同情，更来自于对他人格的崇敬。正如前文所讲，无论吃粽子还是赛龙舟，民间习俗实际上是早于屈原投江就存在的，但是屈原将粽子、赛龙舟、端午节等已有元素聚合在一起，为农历五月初五增添了新的含义，诚如闻一多所言：
唯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唯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
屈原“以道自任”的气节，数千年来深切契合着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变化历久弥新。梁启超曾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这种出自精神的感召力量，深切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不分南北，无论古今。
身处当下，屈原所处的环境是我们有幸不会体验的噩梦，他在地狱模式中的极限表现不是让人学的，是让人心疼的。我们可以带着从他身上看到的做人内核，怀着加倍的珍惜生活在当下，一个好人不必自绝于时代和人群的时代。沧浪之水就是时代，屈原生活在浊水中的孤傲、执拗、高洁、人畜勿近、众人皆醉……并不需要后人仰望和效仿，而是提醒我们要热爱目力所及的任何一汪清水。所以在我们互道“端午节安康”的同时，也要快乐，这是屈原用他的痛苦告诉我们，这世间本该是浪漫和快乐的，因而今天的我们需要快乐，每一份多巴胺都是献给屈原的花。
七、屈原，这位被誉为中国文学的灵魂之父的伟大诗人，生于汉江，长于汉江，仕于汉江，贬于汉江，最终以身殉国，投江自尽。
汉江，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见证了屈原一生的悲壮与壮烈。十堰市的屈原文化研究专家凌智民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的梳理，试图揭开这一历史迷雾，探寻屈原与汉江流域之间的深厚联系。
凌智民的研究成果颠覆了我们对《楚辞》的传统释读。他通过对屈原生平的细致考证，指出屈原在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等地的经历，逐渐形成了他对家国的思考与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他的诗篇中，也反映在他对故土的眷恋与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对屈原生平的重新审视，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所蕴含的情感与思想。
在《屈原：魂兮归来》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作者梅洁与兰善清以屈原为中心，深入挖掘他与汉江流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书中开篇即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屈原与这片土地的不解之缘。生于斯、长于斯、仕于斯、疏于斯、放于斯，汉江不仅孕育了屈原的生命，更滋养了他的才情与抱负。
这部作品并不仅仅是对屈原的生平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回顾，而是试图通过历史的脉络将屈原的精神世界与当代读者进行对话。在书中，梅洁与兰善清通过生动的历史场景描写，将读者带入两千多年前的楚国朝堂与市井街巷，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楚辞·招魂》的深入解读，揭示了其中隐藏的千年谜题。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精细梳理与实地遗迹的踏访，作者们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屈原时代的政治格局与文化生态。这不仅是一次历史的追溯，更是对屈原精神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的深刻反思。
屈原的爱国情怀与理想追求，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人。通过凌智民的研究与梅洁、兰善清的作品，我们得以更全面地理解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心路历程。在这个端午节，让我们共同品味《屈原：魂兮归来》，在屈原的诗句中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爱国情怀。
屈原投江，是指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五日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在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的事件。
屈原投江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屈原投江的原因，各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也是流传最广的观点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痛恨朝政紊乱，世事昏浊。第二种观点是殉国说，此种说法盛行于清至今。第三种观点是屈原尸谏说。第四种观点是屈原被楚王赐死而投江。第五种观点是说屈原是被谋杀的，但此说被认为是信口雌黄和故意哗众取宠的说法。
附近的农民听到屈原投江自尽的消息，纷纷前往打救，但连屈原的尸体都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就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包粽子投入江中，以祭奠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从此以后，每年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的民俗活动，就是为纪念屈原而设立的。
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屈原出生在楚国归（葵，通夔[kuí]）乡乐平里（今湖北省秭归县屈原镇屈原村）香炉坪，与楚怀王同为芈姓后代，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子瑕的后人。子瑕封于屈地，以屈为氏。父亲屈易，字伯庸，任大莫敖之职，是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人。屈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知识丰富，能看清政治形式变化，又善于外交辞令。屈原在二十岁举行冠礼时，完成作品《橘颂》。冠礼之后，入兰台宫讲习《诗》《书》，成为楚王的文学侍臣。
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5年）左右，秦楚联合，互通婚姻。屈原坚持联齐抗秦，直谏怀王。屈原多次直谏楚怀王。楚怀王对他的态度越来越疏远。
怀王二十八年（前301)，秦与诸侯兵进攻楚国，杀唐昧，取重丘。次年，秦再次进攻楚，杀楚军二万人，将军景缺死。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秦国一面出兵攻打楚国，连取楚国八城；一面约楚怀王去秦国的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与秦昭襄王会晤。屈原得知后，拦车死谏，认为秦国乃虎狼之国，行事无端，建议楚王不要前往。楚怀王不听劝谏，把屈原放逐汉北。他听从儿子子兰不应当失去这次与秦国交好的机会的主张，一进武关便被秦国军队软禁起来，逼他割地。楚怀王逃到赵国。害怕秦国的赵国不敢收留他，怀王又被秦兵掳去。怀王被囚秦国，楚顷襄王继位，任命子兰为令尹，对秦执行投降政策。顷襄王二年二月，怀王客死秦，屈原作《哀郢》。
顷襄王三年（或四年）（前296年或前295年）秦楚绝交，屈原回到朝廷。
顷襄王接位第七年（前292年），楚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屈原反对，并指斥子兰对怀王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顷襄王十三年前后，屈原被流放沅[yuán]、湘一带。
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军伐楚，夺去上庸和汉北一带地方。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郢都，楚顷襄王出逃东保陈城，苟且度日。郢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传来后，屈原被迫向东方逃难。屈原来到了玉笥山下的汨罗江畔。
国家前途无望，个人理想毁灭，又适逢战火，命途多舛[chuǎn]，屈原写完《怀沙》于旧历五月初五，怀石跳入长沙附近的汨[mì]罗江，终年62岁。
屈原投江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屈原投江的原因，各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也是流传最广的观点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痛恨朝政紊乱，世事昏浊。这种观点始于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中道：“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刘向于《新序•节士》中道：“屈原疾暗世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于世，将自投于渊。”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屈原列传》，也是持这种看法。
第二种观点是殉国说。此种说法盛行于清至今。宋代的朱熹在《离骚经序》云：“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清王夫之在《楚辞•九章通释》中认为，屈原眼看郢都沦陷，楚国的国都已被秦国攻破，于是不忍国亡而投江殉国。
第三种观点是屈原尸谏说。王之江在《屈原之死刍论》中认为，楚国濒亡，但屈原已处在被流放之中，无力身谏楚王。屈原为让楚王醒悟，便采取尸谏之法，投汨罗江而死。
第四种观点是屈原被楚王赐死而投江。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史籍中有许多自沉、自缢、自鸠、自刎者，名为“自杀”，实为诛杀、弑杀、刑杀。而且古代又有“刑不上大夫”之俗规，因此，“大臣有罪，皆自杀”，这就是“有赐死而亡戮辱”的“优刑”。屈原不仅曾任过三闾大夫，而且还任过仅次于令尹的左徒。屈原的流放，实际上是变相的死刑。他们还说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曰“流放”“迁之”皆诛也。这些说辞其实是赐死的变相说法。
第五种观点是说屈原是被谋杀的。这些人认为，屈原是做了秘密爱情的牺牲品，他最眷爱和迷恋的“湘夫人”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他因与郑袖私通而遭流放。楚怀王之子顷襄王继位后，屈原的政敌要谋杀他。刺客在汨罗江上乘龙舟追杀屈原，屈原乘另一艘龙舟飞快逃跑，最后被刺客装入麻袋投人江中，并说此即为赛龙舟和包粽子之情形。对端午解释为：“端”就是端正、澄清之意，“午”是“忤”的通假字，“端午”就是澄清谎言的意思。但此说都被认为是信口雌黄和故意哗众取宠的说法。
附近的农民听到屈原投江自尽的消息，纷纷划着小船去打救屈原，可是他们连屈原的尸体都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就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包粽子投入江中，以祭奠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从此以后，每年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的民俗活动，就是为纪念屈原而设立的。
关于屈原的投江地点，最早的史料见于西汉贾谊《吊屈原赋》记载：“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从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屈原投江地点在湖南汨罗江。2014年9月16日，《光明日报》以《屈原与郧阳》为标题，以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屈原与郧阳”学术研讨会议纪要，重点报道了屈学专家讨论凌智民研究的新成果，即“屈原投江地点在湖北十堰境内的汉江”，而非传世所说的湖南汨罗江。湖南平江的彭以达、陈砚发、巢湘平等人也撰文提出“屈原沉江地点在平江境内的汨罗江澄潭”，又引发了新的争论。
《楚辞》中除了“纪楚地”外，还有傅岩、昆仑等一系列非楚地的地名。对此，洪兴祖也有较为充分的补注。如《离骚》两次飞行，其目的地都是昆仑。王逸注偶引《淮南子》加以解释，洪氏详引《山海经》、《穆天子传》、《水经》、《淮南子》、《十洲记》、《禹本纪》、《河图·括地记》、《尔雅》、《神异经》、《博雅》、《博物志》等，对《离骚》的昆仑地域所涉及的地名、水名及昆仑的构成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补注。虽然朱熹注释《楚辞》，对王逸、洪兴祖二人的注释有所不满，但他说二书“其于名物训诂之间则已详矣”。明代汪瑗《楚辞集解》对“沅、湘”解释时，完全引用洪氏的补注，并云“此《补注》所载，虽无关于文义，然亦不可不知”。
屈原的一生，郢都、汉北、江南三处地点，一疏仍在郢都，一放在汉北，一迁在江南，
《楚辞》一书“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言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此若，故以楚名之”，特别强调《楚辞》作品的楚地特征。但是《楚辞》中除了“纪楚地”外，还有傅岩、昆仑等一系列非楚地的地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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