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福建上空突现敌机，司令员叶飞力排众议：先别急着打下来|军区|司令员|高炮

1953年盛夏，福州机场的值班室里刚换上电风扇，夜里却依旧闷热。雷达兵邱文胜盯着那块墨绿色荧屏时，忽然跳出一道陌生光点。那次光点来自台湾方向，一位国民党学员偷飞了教练机，最后安全降落厦门郊外。经此一役，东南沿海部队对突入空域的飞机格外敏感，甚至演练出固定的击落程序。正是这段经历，三年后在福建上空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56年1月7日凌晨两点多，泉州高炮第六团的探照灯突然划破夜空。一个移动目标自东南方切入，速度不快，航迹飘忽。值班参谋赶紧电话上报，“疑似敌机，请示射击！”电话那端，军区作战处已把情况摆到司令员叶飞面前。叶飞细听速度、方位、机型判断后，眉头一挑，“先别急着打下来，再看一看。”声音不大，却把屋里几位参谋长说得愣在原地。

有人劝：“司令员，雷达追踪显示它不断变向，这不像民航客机。”另有人担心，若是电子侦察机，放它进入内陆，后果够呛。叶飞摆手反问：“真要侦察，何必在高炮火力圈里兜圈子？此人怕是找我们，看准了咱们不乱开火。”一句话把会议气氛压住，叶飞随后下令：高炮暂停射击，打开跑道灯，保持无线电静默，等。

命令往下传，连夜执勤的哨兵面面相觑。防区几十门57炮全部闭火，却依旧锁定目标。探照灯把夜空打得像白昼，空中那架飞机竟扭头向西北，从安溪上空折返泉州沿海，最后降低高度，准备用腹部着陆。熟悉战术的炮长暗暗称奇：这根本不是战斗机机动，倒像个经验老到的教练员在找安全场地。

凌晨三点十分，飞机滑行结束，草草停在泉州某临时简易跑道旁。机腹摩擦地面冒出火星，最终却没有爆炸。守候多时的警戒分队冲上前，只见驾驶舱推开，年轻飞行员探头大声喊：“同志们，辛苦了！我是来投诚的！”一句夹着桂林口音的普通话，让抱着冲锋枪的士兵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飞行员名叫韦大卫，随行两人，一位业务员梁枫，一位事务员翟笑梧。三人双手举高下机，配合检查。确认无误后，他们被带往前沿指挥所。短暂审讯得知，这架飞机并非侦察机，而是蒋纬国的专用轻型客机。韦大卫策划七年，趁例行保养之际加满油，凌晨溜出松山基地。出发时台湾警报大作，四架F-86尾随，但被他贴海飞行甩开。韦大卫说到这儿，兴奋得直拍桌子：“要不是叶司令员下令不开火，我这条命就交代了！”

叶飞随后赶到前线指挥所，与韦大卫短谈。有人在场记得，两人第一次握手，叶飞只说了半句：“一路辛苦，祖国接你回家。”简单，却顶用。随后军区公布命令，要求沿海部队总结此次处理方式：对可疑目标，技术情报优先，切忌盲目射击。会议结束，叶飞告诫高炮团长，“别忘了1950年起义的李纯、黄永华，没有他们，我们连一套完整的空军学员教材都凑不齐。”

时间向前推回1949年。国民党溃退台湾后，许多年轻飞行员仍受民族情感驱使，想方设法回大陆。当时我军缺乏雷达，不得不用目测识别。误击事件时有发生，教训惨痛。1955年1月，郝龙年驾驶C-46逃离台中，途中被两边炮火夹击，降落福州后舱门千疮百孔。此事让东南军区明白：识别规则必须更新。1956年1月7日凌晨，叶飞短短一句“先别急着打下来”，包含的正是六年反复实践得出的经验。

再看韦大卫的来历，他1930年出生桂林，17岁时在学生运动里被通缉。为了逃避追捕，他改名换姓投考黄埔。眼见国民党黑幕重重，他越发排斥。辗转海军、空军，多次被审查，却始终找不到“证据”，最后被迫离岗。在台北混迹多年后，他凭飞行技艺进入民用飞行社，这才摸到那架油量充足的L-5轻型机。起义前夜，他与梁枫、翟笑梧蹲在机库角落，小声商量转场计划。梁枫半开玩笑：“跑得掉，就喝桂林三花。”一句调侃，如今回想仍像传奇桥段。

飞机落地后，东南沿海各单位对这起事件议论纷纷。有人佩服叶飞审时度势，也有人担心敌方以后伪装起义，混入防区。军区作战处随后修订了空情处置细则：雷达发现慢速、低空、不规则航迹时，优先派通信兵尝试联络；若对方语音确认身份，再引导其降落；若对方沉默且靠近要地，立即转入防空火力模式。规定看似繁琐，却令后来几年沿海空情愈发稳妥。

韦大卫被送往福州，住军区招待所。几天内，他做了三件事：写自述、见亲人、见周总理。周总理那次谈话，外界了解不多，只流出一句对话。周总理说：“以后飞得更高，但要飞得稳。”韦大卫点头答：“明白。”短短十字，没有冠冕堂皇，却足见信任。

半年后，民航总局安排韦大卫执飞“北京—西安—兰州”线。那年6月，他首次穿过秦岭，机长日志里写下：“风平浪静，心安。”记录简短，却透露一个归来的飞行员真正落地生根的坦然。此后十余年，他以讲师身份走遍全国航空学校，传授二十余套特情处理方案。有人觉得他过于认真，他只回一句：“命都交过一次，再教不好学生，岂不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