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0年,北魏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大洗牌。

那个曾经权倾朝野、被公认为“智囊”的汉人重臣崔浩,竟然被塞进笼子里,一路押往城南的刑场。

这哪里是处决,分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羞辱秀”。

囚车吱呀呀地往前走,负责看守的几十个卫士,轮番往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脸上、身上撒尿。

崔浩那绝望的嚎叫声,凄厉得连路边的老百姓听了都心里发颤。

最后,崔浩人头落地,这还不算完,站在他身后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四大名门望族,基本上被杀了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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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问起原因,很多人都会说是“国史之狱”闹的——觉得是崔浩写史书太实在,把鲜卑皇室那些见不得人的烂账都抖搂出来了,这才惹毛了皇帝拓跋焘。

这话,也就说对了一半。

要是你把日历往前翻两个月,仔细琢磨那段时间发生的事,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巧合:就在崔浩掉脑袋的前两个月,拓跋焘在南边刚吃了一场窝囊透顶的败仗。

这场仗打输了,和崔浩的死,这两件事之间其实拴着一根看不见的逻辑线。

咱们把时钟拨回到两个月前,也就是450年的二月。

那会儿的拓跋焘,正处在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寂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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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的柔然、东面的冯弘、西面的赫连跟沮渠,该灭的灭了,该揍的揍了。

作为一个闲不住的主儿,他在这一年正月溜达到洛阳,心里琢磨着拿南边的刘宋练练手。

他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我也没指望一口气把江南吞了,就是去摸摸底。

万一刘宋也是个软柿子,那以后就可以大举南下。

到了二月,拓跋焘带着十万骑兵,浩浩荡荡杀向梁川。

刚开始的剧本,确实是按他的想法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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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铁骑前脚刚过边境,刘宋的南顿太守郑琨、颖川太守郑道隐,连面都没照,弃城就跑。

这种表现,给了拓跋焘一个巨大的错觉:南边人还是那个怂样,不经打。

于是他信心爆棚地推到了悬瓠(现在的河南汝南)。

这是豫州的战略要地,守城的将领是个叫陈宪的代理太守,手底下的兵还不到一千人。

十万人围殴一千人,按常理说,也就是一顿饭的功夫。

谁知道,拓跋焘在这里,结结实实踢到了一块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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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可不是那种混日子的官油子,这是个硬茬子职业军人。

面对十万大军,陈宪没跑。

城墙被砸烂了,他就在后面再砌一道矮墙;护城河被填平了,他就组织敢死队在城头跟敌人肉搏。

打得最惨的时候,北魏士兵完全是踩着自己人的尸体往上爬。

史书上用了八个字来描绘那个地狱般的场景:“积尸与城等,杀伤万计”。

尸体堆得跟城墙一般高,填进去好几万人,愣是没把这城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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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拓跋焘碰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

是接着死磕,还是见好就收?

照理说,作为一个老练的统帅,试探性进攻碰了钉子,最好的办法是赶紧撤,保住本钱。

可偏偏拓跋焘这会儿“上头”了。

也是,男人嘛,特别是一个没尝过败绩的皇帝,头一回南下就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破城底下,脸往哪儿搁?

他选择了硬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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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高楼射箭、推冲车撞门,没日没夜地狂攻了四十二天。

结果咋样?

悬瓠城还像颗钉子似的扎在那儿,纹丝不动。

等到四月,情况变了。

刘宋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瘫痪,刘义隆派出的援军——臧质和刘康祖到了。

甚至连北魏的大将拓跋乞地真都在阵前被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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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拓跋焘心里的那本账总算算明白了:

第一,这次出兵季节不对,秋冬才是骑兵的天下,现在眼看就要入夏了;

第二,刘宋虽然有些太守是草包,但国防体系里确实有陈宪这样的硬骨头,而且援军来得那是相当快。

这说明啥?

说明南征的时机还没熟透。

于是,拓跋焘做了一个很符合他性格的决定: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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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撤退搞得挺不体面。

为了找回点心理平衡,他给刘宋皇帝刘义隆写了一封骂骂咧咧的信。

信里的大意是:之前我家有内乱,你个阴险小人在旁边拱火;现在我来了,你又缩着不敢出来打。

你要是个爷们,就别躲着。

我告诉你,明年秋天我还要来,到时候把你们一锅端了。

哪怕我不动刀子,找个法师念个咒,也能弄死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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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写得跟泼妇骂街似的,恰恰暴露了拓跋焘心里的焦虑:向外扩张的路堵死了,短期内没法通过战争红利来转移矛盾了。

当外部矛盾解决不了的时候,内部矛盾肯定要炸锅。

这才是崔浩悲剧真正的根源。

回到平城的拓跋焘,再看身边这位“老伙计”崔浩,眼神就不对了。

以前,崔浩是拓跋焘手里最顺手的一把刀。

不管是定下“父死子继”的规矩,还是收拾那些不听话的鲜卑贵族,甚至是对外打仗的出谋划策,崔浩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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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能忍崔浩的狂,包庇他的专权,是因为崔浩有“不可替代性”。

他需要一个汉人领袖来制衡鲜卑元老帮,需要崔浩这层“包装纸”来统战汉人豪强。

可现在,风向变了。

北边统一了,佛教也被灭了,南边的刘宋一时半会儿又啃不动。

这时候,拓跋焘开始算另一笔账:崔浩这个工具人,还有留着的必要吗?

崔浩这会儿在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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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疯狂地作死。

崔浩有个毛病,就是太把自己当盘菜。

他觉得自己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但在拓跋焘眼里,他顶多就是个高级打工仔。

有两个细节,能看出崔浩飘到了什么程度。

头一个细节是“人事垄断”。

太子拓跋晃监国那会儿,崔浩仗着自己资历老,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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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荐了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几十个读书人,直接起步就是郡守。

当时北魏一共才139个郡,崔浩这一手,等于把全国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地方一把手,全换成了他的关系户。

太子拓跋晃当时就急眼了,说:“咱们的官僚系统得排队啊,很多老同志等了半辈子了,能不能让你的人先去基层练练?”

结果崔浩直接跟太子硬顶,还倚老卖老强行把太子怼了回去。

这是什么性质?

这是在动皇权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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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个臣子,想把国家变成你们崔家的吗?

第二个细节是“国史之狱”的导火索。

拓跋焘让崔浩修国史,特意嘱咐了一句:“务从实录”。

意思是咱们鲜卑人直肠子,别藏着掖着。

结果崔浩老糊涂了,把这话当了真,把北魏祖上那些乱伦、杀戮的烂事全写出来了。

更要命的是,崔浩的手下闵湛和郗标,为了拍马屁,建议把这些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天坛旁边,显摆崔浩“秉笔直书”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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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当时就看出来了,对人说:“这一立碑,崔家离灭门不远了。”

果不其然,碑林一开放,京城的鲜卑贵族们炸了锅。

这哪里是修史,这简直是把皇室的脸皮剥下来在地上踩。

各种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拓跋焘的案头。

这时候,拓跋焘面临着第二个关键决策点。

是像以前一样保崔浩,还是顺水推舟除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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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拓跋焘算得门儿清:

收益方面,崔浩现在的价值已经大大缩水。

北凉的汉人士族迁过来了,人才库满了,崔浩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风险方面,崔浩通过九品中正制,正在编织一张庞大的汉人官僚网。

如果不除掉他,等太子继位,搞不好就会被架空,甚至北魏会变成第二个被司马家篡夺的曹魏。

再加上太子拓跋晃为了自保(也为了报之前的一箭之仇),在拓跋焘面前极力撇清自己,把锅全甩给了崔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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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屠刀举起来了。

拓跋焘不光杀了崔浩,还把和崔浩联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全部夷灭三族。

为什么要杀得这么狠?

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治罪,这是政治上的“格式化”。

拓跋焘要彻底清洗崔浩编织的那个汉人门阀网络,告诉所有人:这个国家,还是姓拓跋的。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崔浩死后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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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去阴山巡视,突然冒出一句:“可惜了崔浩。”

为什么后悔?

是因为良心发现吗?

才不是。

是因为他原本准备好的“备胎”——北部尚书李孝伯,突然病死了。

李孝伯是赵郡李氏的人,也是汉人,拓跋焘原本打算杀掉崔浩后,让李孝伯来填补那个权力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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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帝王术:拔掉一个萝卜,必须手里捏着另一个萝卜。

现在新萝卜死了,旧萝卜也拔了,坑空在那里,容易出乱子,所以他才觉得“可惜”。

为了安抚人心,拓跋焘还特意找李孝伯(当时还没死透)演了一出戏,说:“当年杀你哥李顺,其实不是我的本意,都是崔浩那个坏种撺掇的。”

你看,死人是不会说话的,所有的黑锅,让崔浩背着就好。

回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

崔浩之所以死得这么惨,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摆正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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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韩信一样,以为功劳大到可以和老板共享天下。

他忘了,后妈做得再好也是后妈,一旦你想行使亲妈的权力去管教孩子(太子),或者试图控制家里的财政大权(人事任免),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而拓跋焘,展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冷酷与理性。

对外,遇到硬骨头(陈宪),该撤就撤,面子可以丢,老本不能赔。

对内,遇到不可控的功臣(崔浩),该杀就杀,感情可以有,但权力不能分。

所谓“伴君如伴虎”,其实伴的不是老虎的脾气,而是那本永远在动态计算的利益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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