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说起能打仗的，将领里常被提起的是一人。
他在嘉庆二年病逝，享年八十二岁，被不少史家称作清代“第一大将军”。
这人出身并不寒微。
阿桂的父亲阿克敦，先后做到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乾隆元年前后就已是朝中红人。
按八旗体制算，他是标准的“官二代”。
满洲贵族人口本来就不多，为了巩固统治，朝廷在选拔时往往优先照顾这类出身的人才。
不过同时代的很多旗丁，到了乾隆十几年的和平岁月里，早就迷上了田庄和享乐。
真正愿意啃书本、练本事的年轻人，在这批贵族子弟里反而成了少数。
据同僚回忆，阿桂十几岁时“闻人谈史事，即了了”。
在那个还看重《二十四史》的年代，能随口复述大略，被视为很难得的基础功夫。
乾隆元年登基后不久，他以副榜贡生的身份被选入国子监。
那时能进这所最高学府的旗人，每年不过几十名。
在国子监学习的同时，因为阿克敦在雍正、乾隆两朝都立过战功，他很快被荫授为大理寺丞。
二十来岁就能一边上班一边读书，在当时算是“双轨培养”。
乾隆三年，他在乡试中得中举人，算是完成科举“第一关”。
在重视科甲出身的清代，这一纸功名往往决定了后面三十年的仕途高度。
有了三年的挂职经历和这份学历，乾隆很快把他调入兵部，任主事。
从此离开礼仪口岸，正式走向军政一线。
乾隆八年，他又被抽入军机处值班。
每天处理的奏折中，有不少与西北、川边战事有关，也因此开始被皇帝直接注意到。
在军机处几年，他被视为“可造之材”。
但乾隆十年之后，按照轮岗制度，他被外放到户部银库做郎中，负责出纳库银这件高风险差事。
银库是户部“命根子”，账目差一两，责任都要算到郎中头上。
没做几年，库银出了一起被窃案，他被扣上“失察”之名，职级立刻降了一等。
这次打击让他第一次尝到仕途逆风的滋味。
但也正因为去过户部，他后来在西北战场上管粮台，才能算准每一笔军费开支。
降级后，他被调回兵部任员外郎。
在纸面上，这不过是从四品到五品的小差别，却把他与军机处的核心圈子隔开了好几年。
真正的重挫出现在乾隆十三年。
这一年，他随班第赴四川，与川陕总督张广泗合军，进攻大小金川，连打数月未克。
金川山地地形复杂，清军在一年内损失的兵力过万。
乾隆震怒之下，张广泗被处死，前后五年经略投入的军费，折合银两就超过数百万两。
在查办战事失利责任时，阿桂也被御史联名参劾。
若按律办，他很可能在三十多岁时就被下狱定罪。
最后还是乾隆出手，从宽处理。
他被勒令回家“养疴”，表面上是开恩，实则是暂时冻结仕途，用一年半时间冷却风头。
这种起落，对于少年得志的人，是难得的一堂课。
他在信中提到自己“谨守一室”，不过邀三两旧友读书、谈兵，基本与朝政保持距离。
乾隆十五年前后，朝廷在西北对准噶尔局势重新布局。
阿桂在被闲置大约两年后，被重新起用，赴军前担任粮台官，暂不授战职。
在准噶尔战场，他管的是“吃饭”这件实事。
每天掌握出入库银与粮数，半年内几乎没出现一次计算误差，连靖边副都统等蒙古亲王都愿意替他上表求奖。
乾隆十八年，准噶尔再度反叛。
此前主负责后勤的他，主动请战，亲自率队追击叛军残部，不到一年，边地告捷。
战后，他被升为工部侍郎，正式进入从二品序列。
从一名因失察受过处分的郎中，到能单独署“侍郎”印信，只用了大约五年时间。
西北战事稍定后，他被留在伊犁负责屯田。
这项政策关系到未来十年以上的军费来源和边防供给，涉及的垦地面积动辄以千顷计算。
后来再征大小金川、平台湾林爽文起义、出兵缅甸、安南，每一场都能看到他的名字。
乾隆在所谓“十全武功”中，有多场明确任命他为大将军，统率满汉八旗与绿营军。
军中有句流传颇广的话，说他“只认将军令，不认玉玺”。
意思是，在前线执行军令时，他宁可担下责任，也不愿频繁写折回京等批。
乾隆对他既倚重又有几分忌惮。
一方面，朝廷需要这样懂兵、肯冲锋的指挥官；另一方面，他所辖兵力在关键时刻往往超过十万人。
等到主要的对外战事在乾隆五十年前后逐步收尾，他的官位也连续提升。
先是武英殿大学士，再到首席军机大臣，最后大学士班列第一，几乎攀升到文官系统的顶点。
与他常被放在一起比较的，是仕途同样显赫的和珅。
后者在嘉庆四年被抄家，赐自尽，时年四十九，家中查抄银两折合数千万两。
和珅之所以能在乾隆后期权倾朝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会揣摩”。
许多奏折都能替皇帝说出“心中那句”，哪怕这句话并不一定对。
乾隆当然知道他贪。
但从二十多岁起，和珅便承担了大量实际事务，包括军机处奏办、内务府采买，皇帝默许了其以权敛财的空间。
在这个三角关系里，乾隆的纵容既是保护，也是伏笔。
等到嘉庆元年登基，几乎所有关于和珅的不法细节，都可以在短短三年内被翻出。
阿桂的路子截然不同。
他在几十年里多次负责军费、军粮与边疆经略，却很少被后人指摘贪污，连同僚笔记中也少见关于他“取一分不当之财”的记载。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私心，只是把边界画得更死。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十八世纪，敢在银两问题上谨慎行事，本身就是一种保命选择。
嘉庆二年，他八十二岁病逝，获得的谥号还算体面。
按清代惯例，一个人能活过七十就算高寿，而他经历了至少三十年高强度军务，最终仍算得上“善终”。
回看这一代人的命运，多少带点时代味道。
皇帝一人手握用人、夺权、定罪三道生杀大权，十全武功、吏治得失，都绕不开乾隆个人的喜恶与算计。
阿桂的经历让人看到，在同一套制度下，选择可以不完全一样。
有人靠逢迎积累权势，也有人试图用相对克制的方式穿过四十余年的风浪。
至于哪一种活法更接近那个时代多数官员的真实选择，或许需要更多史料与个案去比对。
后人读到这些年号和数字时，会怎么理解那段复杂的君臣关系，也许还会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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