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甲（约公元前1592年—公元前1549年），本名子至，商汤嫡长孙、太子太丁之子，商朝第四位君主，在位共三十二年，是商朝初期极具传奇色彩的君主。其一生历经“荒淫失位—桐宫思过—复位勤政”的重大转折，在伊尹辅佐下完成从昏君到贤君的蜕变，不仅稳固了商朝开国后的统治根基，更成为后世帝王自省修身、贤臣辅政的经典范本，其事迹被载入《尚书·太甲》，成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政治教化典籍。
太甲的继位，是商朝初期“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宗法传承的关键回归。商汤灭夏建商后，太子太丁早逝，遂先后传位次子外丙、三子仲壬，二位君主均在位短暂，且无子嗣能承继大统。公元前1585年，仲壬病逝，辅政大臣伊尹遵照商汤遗愿，拥立年仅27岁的太甲登基，终结了商初连续两代的“兄终弟及”，恢复了嫡长继承的核心宗法，为商朝后续的权力传承确立了基本准则。彼时商朝开国仅十余年，夏朝遗民尚未完全归服，周边方国仍存观望之心，伊尹对太甲寄予厚望，亲作《伊训》《肆命》《徂后》三篇训辞，告诫其恪守商汤的仁政之道，谨守礼法、体恤民情。
登基初期的太甲，却背离了伊尹的教诲，尽显年少骄纵之态。他在位三年间，无视商汤制定的《汤刑》法度，废除轻徭薄赋的国策，加重百姓赋税；还肆意破坏礼制，在宫中大摆宴饮，效仿夏桀的奢靡之风，甚至纵容亲信欺压百姓，引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夏朝遗民趁机蠢蠢欲动，商朝的统治陷入开国以来的首次危机。面对太甲的倒行逆施，伊尹多次直言劝谏，从家国大义到百姓疾苦，反复劝导其改过自新，但太甲始终置若罔闻，甚至认为伊尹干政，欲削弱其辅政之权。为挽救商朝基业，伊尹毅然采取断然措施，将太甲放逐至商汤的葬地桐宫（今河南偃师）思过，自己则暂摄国政，主持朝中大小事务，史称“伊尹放太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贤臣匡正君主的重大事件，开创了“以贤辅政、匡正君失”的政治传统。
桐宫三年的流放生涯，成为太甲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桐宫仅有商汤的宗庙，除守墓官吏外，无锦衣玉食，无侍从簇拥，太甲终日面对商汤的牌位，在守墓官吏的讲解下，重温商汤灭夏的艰辛、开国的不易，以及伊尹辅佐三代君主的赤诚。他亲眼目睹桐宫周边百姓的贫苦生活，对比自己在宫中的奢靡，内心深受触动；又反思自己三年来的所作所为，深知因一己之私险些葬送商汤基业，遂心生悔意，开始潜心修身，每日祭拜商汤，诵读伊尹的训辞，逐渐领悟到仁政治国的真谛。在这三年间，太甲不仅戒除了骄纵奢靡的恶习，更学会了体恤民情、谨守礼法，从一个昏聩的年轻君主，蜕变为有担当、知敬畏的统治者，其改过自新的诚意，也通过守墓官吏传递给了伊尹。
公元前1579年，伊尹见太甲真心悔过，遂亲自前往桐宫，将其迎回亳都，归还国政，自己则继续为辅政大臣，尽心辅佐。复位后的太甲，彻底脱胎换骨，以商汤为榜样，恪守仁政之道，力行节俭，废除所有苛政，恢复商汤时期的轻徭薄赋，亲自到田间视察农耕，慰问贫苦百姓；在朝堂上，他虚心听取伊尹及大臣的意见，严格遵守《汤刑》，赏罚分明，严惩欺压百姓的亲信，重用清廉勤政的官员；对外则延续商汤的怀柔之策，安抚夏朝遗民，与周边方国互通有无，化解边境矛盾。在太甲的勤政治理下，商朝的统治迅速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府库日渐充盈，原本观望的方国纷纷前来朝贡，夏朝遗民也彻底归服，商朝迎来了开国后的首个稳定发展期，史称“太甲复位，殷道复兴”。
太甲复位后执政二十六年，始终坚守初心，勤政爱民，与伊尹君臣相得，共同维护商朝的稳定与发展。他在位期间，进一步完善了商汤时期的典章制度，规范了宗庙祭祀与朝见礼仪，强化了中央对地方方国的管控，为商朝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公元前1549年，太甲病逝于亳都，享年43岁，谥号“太宗”，成为商朝开国后首位获得“太宗”庙号的君主，与后来的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并称为“商朝三宗”，是商朝贤君的典范。
太甲的一生，充满了戏剧化的转折，其“失位—思过—复位—中兴”的经历，不仅成为商朝初期的重要历史节点，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改过自新，彰显了君主自省修身的重要性；而伊尹放太甲的举措，也为后世贤臣辅政确立了标杆，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君明臣贤”的经典象征。《尚书·太甲》中记载的太甲事迹，更是被后世帝王奉为修身治国的必读典籍，其历史价值早已超越了个人生平，成为中华文明中关于君主德行与政治传承的重要瑰宝。#历史#商朝第四位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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