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官赶忙去取大衣，顺便提醒首长：“按惯例，您不用出面，副总长带队也行。”话音刚落，杨得志抬起头，目光坚决地落在年轻人身上：“部队讲规矩，更讲传承。我要去，光说不行，我得让新同志心里踏实。”带着轻微咳嗽，他按捺不住的，是老兵对新班底的呵护，也是对军队传统的坚持。

深秋的北京冷风暗藏刀锋，南苑的跑道灯线却像金缎一样延伸至夜空。杨得志和几位副总长一字排开，肩章上的金星在灯下闪闪发亮。两小时前，他们刚从家里被召集而来，大多数人默不作声，唯有寒风掀起大檐帽的帽檐。副总长张震悄声嘟囔：“老杨这脾气，几十年没改。”说完，又替身旁的老战友把大衣领子拉高。

等待总是最考验人，越是将领，越懂“准时”背后的象征意义。夜色中，一位通信参谋奔来递话：飞机已出现在雷达屏幕。人群随之肃立，远处的航灯像一枚滑翔的流星。此刻谁也没有想到，这短短几分钟的迎候，将被后辈反复提起，成为军中佳话。

机轮与跑道接触的一瞬间，杨得志轻轻呼了口气。舱门开启，身着大衣的迟浩田快步而下，先是向杨得志敬礼，然后伸手：“首长，受累了。”杨得志把对方的手握得很紧，语速并不快：“从今晚开始，你就是总参谋长，我理当迎接。”这一握，像是把担子交到另一个肩头。

众人退到机场小会议室。嘈杂的引擎声尚未散去，浓茶的热气却先在屋里升腾。迟浩田年仅五十八岁，与桌对面的老首长相差十八岁。这两个名字在军中早已如雷贯耳，却首次如此近距离交接最高参谋权。迟浩田略显拘谨，杨得志却主动打破拘束：“过去的荣誉是过去的，你来，总部就得聚焦改革与现代化。”

消息往回追溯七年才能找到缘由。1980年春，杨得志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那时距离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不到一年，军中正需要一位熟悉实战又懂协调的大将。杨得志从红一团走来，乌江、大渡河、淮海、湘西，每一步都有火力洗礼，他的资历让全军口服心服。七年的磨砺，使他成为史上任职最久的总长。

然而时代脚步不肯停。1987年，百万裁军的命令摆在眼前，武器更新、体制调整、院校重组，必须注入新血。邓小平再三权衡后，把目光放到济南军区。迟浩田曾在淮海战役打穿敌防线，又在长津湖与极寒硬拼，后来调人民日报收复舆论阵地，既练过枪也握过笔，符合“文武兼备”的新要求。

对迟浩田个人而言，这个任命犹如晴天霹雳。他在济南刚刚推行双向选拔，正准备深入部队团以上机关作调研。接到电报后，他打趣地对身边参谋说：“看来计划赶不上变化。”可他深知军令如山，只带了一个挎包就匆匆登机，连夜北上。

与此同时，总参机关内部也出现杂音。有人私下嘀咕：新总长资历较浅，又是政工系统出身，镇得住场面吗？秘书正是出于这种顾虑，才劝杨得志不必亲迎。老将军把话说穿：“站得高不是靠年纪，是靠群众和组织的信任。我要和弟兄们一起，把这个信任亲手交给他。”一句话，等于发出了态度信号。

第二天，八一大楼礼堂座无虚席。欢迎会上，杨得志简洁陈词，回顾了自己七年的得失，总结了边防作战经验，话音里带着坦荡：“未来的路，要靠更年轻的肩膀挑起来。”说完，他把一枚亲自保存多年的作战图交给迟浩田。那是1979年西线攻势的原件，纸张因折叠已有折痕，象征着传承不息。

此举让与会众将颇受触动。人们清楚看到，一位老将军并非恋栈权位，而是用行动诠释“退而不休”的真正含义——扶持后来者，让大旗稳稳落在合适的人手中。会后有人私语：“老杨这一退，退得漂亮。”也有人感慨时代变了，军中告别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迎来以现代化为标尺的新赛程。

值得一提的是，杨得志并未就此抽身。他转任中央军委顾问，依旧早八点到办公室，阅卷、批示、出谋划策。面对新总长在军改中的难题，他常以过来人身份开口：“问题摆在桌面上，别绕弯子。”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为迟浩田排除了不少阻力。

1988年夏，总参把基准计划送到军委，涉及师旅制试点、通信自动化、战略预警网络等项目。文件末尾的附注写着：“杨得志同志阅后提出三点补充意见。”字迹遒劲有力。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三条，让原有框架更为严谨，也让新老两代将领的合作成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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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追根溯源，杨得志的胸襟不是偶然。他在湘赣边界曾对战友说过一句话：“要想带兵，就得先学会服从。”几十年风雨过去，这句话依然管用。1987年的南苑机场，他选择身体力行。正因为有老一辈这样无声的托举，后来者得以放心向前。

许多年后，回忆那一夜，迟浩田只说了一句话：“老首长给我垫了底，我才敢放手去闯。”这一句，既是感恩，更是军队传统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