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下旬，江南已隐约闻到火药味。淞沪战场枪声连天，与此同时，浙江雪窦山里，一位刚满三十七岁的前东三省少帅正坐在院子里对着山雾发呆。自从西安事变后，他的个人命运被塞进一个封闭的盒子，外面的世界愈喧嚣，他的生活愈安静，安静得像一口井。
这口井很快被打破。10月初夜半时分，宁波保卫司令部发来急电：日军逼近杭嘉湖平原，雪窦山难再久留。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合上电报，下意识摸了下腰间手枪——不是担心外敌，而是担心路上的流寇。乱世里，身份再高也挡不住一颗流弹。
第二天清晨，二十多人的车队动身。大雾未散，山道窄得只容一车，军用克莱斯勒一次次在拐弯处打滑。张学良原本昏昏欲睡，忽然拍了驾驶员肩膀：“靠边停。”他下车，走到御书亭前凝视石碑。石碑上“恩波”二字被苔藓半遮，他用手抹了抹，低声说：“终有再见日。”旁边警卫听不清，只觉氛围古怪，连忙催他上车。
从宁波到徽州，一路断桥坏路，白天挪十几里，晚上常得露营。车队在绍兴边境遇到难民潮，人群哭喊着抢路，孩子趴在牛车上昏睡，士兵举枪维持通行。张学良掀开车帘，表情复杂，随后让警卫分发仅存的两麻袋饼干。于凤至皱眉，却什么也没说。
七天后，汽车爬上黄山半腰的小岔道，一幢灰瓦红窗的大宅突然出现。歙县县长等在门口，声音发颤地介绍：“段祺瑞旧宅，房子新，水电齐全，还有温泉。”刘乙光扫了一圈岗楼地形，才点头让人卸行李。张学良走进客厅，见壁炉上挂着北洋时期的“化私为公”木匾，笑了笑：“段老头子倒也讲究。”
头三日，少帅足迹遍布光明顶、始信峰。黄山秋色刺眼，松涛盖住远方炮声，他的心情似乎真的好转。第四日下午，温泉池边刚脱下外衣，山下传来引擎轰鸣，一辆吉普直冲别墅，车门还没完全停稳，年轻差役跳下车喊：“刘秘书，南京来电！”
电话接起，先是侍从室例行寒暄，随后蒋介石的声音压得极低：“路上为何失联？”刘乙光答：“通讯全毁，勉强赶路。”蒋又问：“汉卿精神可好？”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停顿几秒：“以后行动，听戴局长。每日报告。”说完啪地搁下话筒，干脆利落。刘乙光端着话机愣了一会儿，这才急匆匆往山上赶。
晚饭时，刘乙光复述电令。张学良静静听完，只回了四个字：“知道了，难得。”他看向窗外，山雾翻滚，像极了前一年西安城楼的冷风。屋里谁也不敢接话，连于凤至都只轻轻放下筷子，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黄山的平静维持不到两个月。12月初，日军突破江宁外围，国府宣布迁都重庆。徽州山区随即出现溃兵，夜里偶尔响枪，第二天天亮能在山道发现冻僵的尸体。别墅外加岗哨，刘乙光每夜点名，凡缺一人立刻搜山，张学良却淡定得令人意外。有时他在客厅看德文版《世界史纲》，翻到血腥章节便轻轻一笑：“掀桌子的手，何止东京一家。”
12月17日傍晚，雨雪交加，电话铃再次响起。戴笠亲自在线，他话不多：“今晚三更出发，目的地江西萍乡，路线已安排，不得迟疑。”刘乙光挂线后跑进正房，灯光摇晃，张学良把玩着一只景泰蓝烟盒，似早知此行。见他进来，少帅抬眼：“又要走？”刘点头。张学良合上烟盒：“路险不怕，别掉队。”窗外风声如嚎犬，门框吱呀作响，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
深夜一点，车队无灯下山，轮胎压在湿叶上沙沙作响。张学良坐在第一辆车，帽檐压低。后座于凤至用毯子包住双膝，偶尔低头轻咳。山脚口令频繁变换，岗哨一层接一层，尽显戴笠谨慎。
这支队伍后来辗转江西、四川，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张学良仍未恢复自由。萍乡之后的路线，多数档案至今密封，但可以确定：蒋介石的那句“以后听戴局长的”，从此成了张学良生活的唯一准则。少帅曾经指挥几十万精锐，如今连外出散步都得报备，这种落差，外人难以想象。
有意思的是，军统在表面上称张学良为“特别候补委员”，级别颇高；可真正对接的人，却只是几位秘书、几排看守。至于段祺瑞那栋别墅，很快被征作野战医院，战后又数次易手，唯独客厅里的“化私为公”木匾还在。匾额斑驳，无声记录着时代的荒诞：北洋领袖的佛堂，成了俘虏将领的监舍；看似无常，实则皆因权力中心转移。
抗战结束后，黄山别墅重新对外开放，游客经过时或许会在门口的石阶上拍照，却很少有人知道，1937年冬天，这里曾接到过一次短暂而紧张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改变了一名风云人物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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