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的一天，贵州省军区秘书处静悄悄，一封信却引起了值班参谋的注意。信封上笔迹歪斜，寄信人署名“孔宪权”，收件人是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杨勇。拆开一看，只有寥寥数行：“老战士一条腿残废，现流落遵义，望首长赐一差事，得糊口。”读罢，参谋愣了神——杨勇上将当年在红三军团任参谋长，与寄信人似曾并肩作战。
顺着这封信的线索，人们重新翻开了一段被尘封十五年的往事。1911年，孔宪权出生于湖南浏阳，家贫如洗。18岁那年，他追随红军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从挑担子的小伙子一路干到红三军团四师侦察参谋。长征初期，他在桐梓以西破译敌军火线情报，协助部队连下两城，被誉为“脚板快，眼睛亮”。1935年2月25日，娄山关激战，他奉命率突击队摸敌前沿，六颗子弹击碎右胯骨，血流不止仍固守阵地。邓克明带人抢下他时，他仍嘶哑地吼着“冲啊！”
红军内部有条死规矩：团以上干部重伤方能被抬着走。孔宪权只是营级，却得破例，战友轮流抬担架，足足走了十余天。赤水河南岸，医务处判断再拖必性命难保，只能就地安置。组织发给他三百银元、一名军医、一名通讯员，还有一张白底黑字的“红军护照”，承诺“革命胜利之日，当来接人”。他被托付给黔西县地主宋少前。临别时，通讯员拍照留证，“老孔是咱们的人，出了差池，照片会说话！”
在宋宅的青砖小院里，孔宪权躺了整整三个多月。黔西雨季潮湿，伤口化脓反复，高烧时他胡乱喊杀，吓得宋家人彻夜不宁。等他能扶墙站立，中央红军早已北上，他和大部队的命运自此分岔。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布“优待投诚”布告，孔宪权拄着木棍走出深山，靠卖针线、修房顶糊口。因为右腿短了三寸，乡人喊他“跛子瓦匠”，却渐渐发现这人手脚勤快，话里常提“毛委员”“朱总司令”，也就尊称他一句“孔师傅”。
转眼抗战爆发，他曾想北上延安，可钱包空空，远行无望；再后来战火连绵，身份尴尬，更无处可投。直到1949年10月，新华社播送开国大典实况，他在破木床前落泪：“总算等到红星照我来。”但等待没有改变生计——市集上日薪不过两百钱，他拿砖瓦累到深夜，换不回一顿饱饭。此时已三十九岁的他决定“再找组织”，于是写下那封只有四行的求助信。
杨勇读信后第一时间和苏振华通电话，两人确认了细节：“侦察参谋？长途袭娄山关？准是老孔！”当晚又找到黄克诚印证。几封加急电报辗转送到贵州省委，一周后，工作人员背着公文包来到遵义县城，把仍在搭脚手架的孔宪权接进招待所。登记表上“原系中共党员”一栏，他迟疑地填了“是”，又自己划掉，写“盼组织审查”。审查很快通过，党籍恢复，他被安排为遵义市第七区副区长，主管民政与战时伤残军人安置，月薪一百五十斤粮票外加二十三万元旧币，足够养家。
1952年春，中央批准修建遵义会议纪念馆。贵州省委点名要孔宪权参加筹备。原因很简单：他熟知1935年的每条街巷，能说会写，还肯吃苦。那年夏天，遵义入梅，木质老屋渗水，房梁有蠹虫，技术员犹豫是不是推倒重建。孔宪权反对，“老房子是文物，拆了就失真。”他赶往贵阳面见省委书记，一口气陈述三条理由：历史原貌、经费紧张、群众感情。方案最终确定“修旧如旧”，就地翻修。
收集文物更是难事。当地百姓把许多旧物当柴火、当废纸，孔宪权带队挨家挨户，说尽好话，常常用省吃俭用攒下的津贴换回一枚领章、一张照片。有位老乡拿出一只残破搪瓷缸，他接过来如获至宝，“这可能是遵义会议时的热水杯。”同事取笑他太较真，他笑而不答。1960年，《红军长征在贵州》一书编成，十二万字，百余幅图片，成为国内研究长征的重要资料。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旧址名列其间。那天夜里，他在院子里点了根旱烟，独自坐到天亮。翌年扩建时，他发现主楼中梁有裂缝，担心坍塌，一面写报告，一面自掏腰包买来钢箍加固。木匠打趣：“孔馆长，你这腿都这样了还爬屋脊？”他只是挥挥手，“先把房顶顾好。”
晚年他身体羸弱，却坚持给来访的年轻军官讲述红一、红三军团如何突围，娄山关如何夜袭。1986年，一位日本学者访问遵义，他用方言慢慢讲完，又补了一句英语：“Long March forever.”在场的人都愣了，他自嘲笑：“当年学情报时背的。”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病逝，享年七十七岁。噩耗传到北京，胡耀邦沉默良久，提笔写下挽词：“忠骨在此，长存浩气。”七大军区发来唁电，追认他为离休干部，待遇从副厅级执行。遵义会议纪念馆大门口，那块刻着“遵义会议遗址”的石碑依旧静静伫立，碑文笔迹苍劲——毛泽东亲笔，正是孔宪权多方奔走争来的珍贵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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