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清晨，积雪未化，北平城外的谈判棚内依旧灯火通明。负责与人民解放军代表接洽的傅作义幕僚低声提醒：“总司令，时间到了。”傅作义抬腕看表，只留下了一句简短的回话：“该给北平一个交代。”就在那天上午，决定北平命运的协议尘埃落定。许多军迷喜欢把这位晋绥系名将与桂系“少帅”白崇禧放在一起较量，并提出“谁更厉害”的问题。若从战场表现与民族抉择两条主线梳理，两人高下立判。
先看战场表现。白崇禧的战场才华，最早显露在1926年的平江、湘潭之役，他调兵遣将如行云流水，素有“战术大师”之誉。抗战爆发后，他领军参与台儿庄会战，负责统筹外围兵力，恰似棋局中的机动骑兵，支援李宗仁的正面阵地。1939年底，他策动昆仑关突击，山地夜战、短兵相接，一举击溃日军第21旅团，缴获重炮十余门，此战成为桂系军心的定海神针。
然而，傅作义的战场履历更富层次。早在1936年，他在绥远力拒德王伪蒙军，百灵庙矢志苦战，创造了一比四的战损比。两年后，五原、包头连环反击，令日军精锐第36师团在沙漠边缘丢盔弃甲。值得一提的是，绥远地区昼夜温差大、补给困难，普通步兵连行军都吃紧，傅作义却依靠骑兵快速迂回，截断敌补给线，再用工兵抢修公路，把小股歼灭变成了战区胜利。从综合战场成绩、对敌杀伤、战线幅度三项指标来看，傅作义的指挥跨度更广，难度更高。
再看民族抉择。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硝烟散尽，华北已成孤岛。蒋介石电令白崇禧北上救援平津，他在衡阳举棋不定，终以兵力不足为由，请调回广西整顿。那份电报的收尾处写着一句：“保存桂系元气，伺机再举。”白崇禧选择坚守地盘，不愿为濒危的国民政府背水一战。相较之下，傅作义的境遇更显逼仄：华北剿总十七万余众被重重包围，能打的只剩三、四万人；城内百姓二百余万，文化古迹星罗棋布。倘若巷战开火，局面势必血流成河。面对军事必败与人道冲突的双重压力，傅作义在1月22日晚的家宴上只说了六个字：“护城，就是护国。”随即通电起义，北平学宫、紫禁城完好，平津战役提前落幕。
有人质疑此举是“怕死”“投机”。但从他后续轨迹可见端倪：建国后出任水利部长，亲赴海河、汉江实地测勘，1953年主持官厅水库扫尾工程，次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若单为保命，完全可以功成身退，而不是往险滩里扎。
白崇禧亦非无缘联合，华东野战军渡江前夕，毛泽东致信劝降，对方若愿厘清桂系与南京关系，保留原有建制并非无望。可白崇禧盘算的始终是“用湖南、广西作跳板，谋取第三势力”，结果既失去大陆筹码，又被蒋系猜忌。1950年底，他辗转台湾时已过47岁，手握的仅剩一个参谋总长虚职。
再追溯到识人用人。傅作义麾下的董其武、杨成武后来都成为解放军、人民政协里的骨干，安春山更在军改中协助完成骑兵向摩托化转型；白崇禧则偏好熟人体系，桂系老部下如黄杰、邓绍勋多专长后勤、交通，冲锋陷阵者寥寥。两种用人思路，外界一目了然。
有人或许还关心两人学历。傅、白均出自保定军校，白崇禧第三期、傅作义第五期。年级的先后，并未决定后来高度。真正分野在于抗战八年里的主动学习——傅作义重情报、重工兵，甚至把苏联红军崭新的“群集炮”战术改造为“集束火力封锁点”；白崇禧依旧沉迷桂系传统的抢高地、建工事，脱胎换骨的速度偏慢。
从实战成绩到历史选择，差距逐渐拉大。战场上，傅作义能在空旷的塞外展开机动作战，又能在平津地区指挥大兵团防御；白崇禧虽善打遭遇战，却难以承受长线消耗。国家前途面前，傅作义的“北平和谈”让三百年古都避免浩劫，白崇禧的“保存桂系”则令广西、湖南再度陷入战火。如此对比，所谓“谁更厉害”已有答案。
英雄评价终究交由史册。两个人物，一段波澜时代，选择不同，命运迥异。傅作义与白崇禧之间的距离，并非单纯战功或职衔能衡量，而是对民族命运的担当与放弃。历史冷静，却从不偏袒，功罪成败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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