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5日，台北公会堂内，国民政府代表陈仪接过日本降书，台下的官员簇拥而立。谁也没料到，短短四年后，这座岛屿就会变成国民党最后的立足点。命运的转折往往悄无声息，却能改写后人几十年的生活与格局。
从1946年夏季内战爆发起，解放军与国民党在华北、华东与东北的拼杀一天紧似一天。到1948年底，局势已是一边倒。战场之外，南京的会议室灯火通宵，退路成了常驻议题。大西南、海南、台湾，三张地图轮流摊开，争执声此起彼伏，谁也说服不了谁。
海南先被拿掉。面积小，补给难，还太靠近雷霆万钧的华南主力，一旦舰艇被截，万事休矣。余下的焦点便是大西南与台湾。支持西南的将领理由充足：群山阻隔、民族错杂、地形有利防守。抗战期间，日军都止步重庆关外，这份旧账被反复搬来佐证。
然而纸面优势与现实差距巨大。到1948年秋，解放军多支部队已渗透川黔滇。山区堵截一旦形同虚设，西南也就难以长久。怎么办？“往哪里退”成了摆在蒋介石案头的最沉重的文件夹。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返回溪口小住。期间，他召见了老乡张其昀。这位出身浙东的地理学家成了国民政府的头号智囊。会面并无旁人，只有简短的对话被幕僚记录下来：
“委员长，西南不再安全。”
“理由？”
“共军擅长山地，且已深入腹地。台湾才是唯一可以守得住的岛。”
这段对话不到五十字，却直接把国民党的退路定向了海峡另一侧。张其昀给出的支撑点有五条：其一，海峡宽阔，彼岸缺船缺机。其二，美军视台湾为西太前哨，不会坐视易手。其三，岛上气候温和，水稻甘蔗丰盈，可自给。其四，日据残存的行政、工业体系尚完整，本岛工厂一千余座。其五，共产党在台组织薄弱，短期内难以翻盘。
张的分析既冷静又精准。蒋介石虽自负，却也知兵知政，终被说服。随后，他的亲信陈诚于1948年12月出任台湾警备总司令，蒋经国负责党务，人事布局悄然变了味。外界还在猜西南死守的可能，台北已暗暗储备粮秣。
回看陈诚之前，台湾的实际掌舵人是陈仪。1945—1947年，他以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身份主持交接。可惜地方治理粗暴，税赋沉重，“二二八”爆发后，陈仪黯然下台。正是那场震荡，让蒋介石痛感：台湾不能交给无根基的文人，要由嫡系武将坐镇。
1949年春，长江防线崩溃。蒋介石整夜在溪口的书房踱步，军令电报接连飞出：一方面撤守华东的余部向闽粤集结，另一方面把上海、南京金库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装箱南运。外界猜测运了多少？数字无人能确证，但保守估计亦超过五百万两。经费、外汇、文物，通通装船；兵工厂重要设备亦拆解打包装载。可以说，只要能带走的，都运。
5月，南京沦陷；12月10日，蒋介石乘C-54专机从成都飞抵台北松山机场，正式宣布“移驻”台湾。站在机舷，他望向海峡方向，长叹一声。此后再无归途。
岛上局面并非一片坦途：战前两百万居民加上百万迁台军政人员，土地、货币、治安都要重新洗牌。陈诚推行“耕者有其田”与粮食统制，蒋经国主持“戡乱”体制，短期内维系了秩序。与此同时，国民党海军拼凑残舰，构筑防线，空军则依赖美援P-47、F-51。实力虽弱，总算筑起一道基本屏障。
对岸并非全无动作。1949年夏，华东野战军已制订“渡海作战初步设想”，组建舟师第一、第二旅，征用大小船舶三千余艘。但当时空军只有缴获的几架“零星”教练机，海军则分散在江上江下。更要命的是，远在东北新义州的局势骤变——朝鲜战争在1950年6月打响，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解放行动就此搁浅。
有意思的是，早在1949年2月，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杨杰就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先封锁海面，阻国民党东渡，再回头清理西南。杨杰在黄埔军校教授过兵学，他的判断颇具前瞻性，可惜客观条件不许。换句话说，选择权不只在统帅，也被工业产能与海空实力牢牢限制。
回头看张其昀，当年他不过列出五条“教科书式”理由，竟左右了整个政权的走向。历史常见这种场景：一个人在一张地图前画个红圈，便让数百万人的命运跟着转换。台湾之于国民党，就是这样一个红圈。
陈诚、蒋经国接管后，岛上行政军警体系很快成型。1950年起，部分原日据时期的水泥、糖业、造船企业恢复生产，勉力维持财政。也有人感慨，若无那份日据遗留的工业底子，国民党光靠黄金也难撑太久。
至此，问题的答案已清晰：提出退守台湾的人是张其昀；在那之前，具体管理台湾的则是陈仪，随后由陈诚与蒋经国接手。一个谋士，一批执行者，共同把这座岛屿推向了两岸格局的核心。决策的余波，还在海峡之中起伏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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