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国际】解履先（江苏）|| 永乐大典三步曲——从思想萌芽到文化巅峰的壮丽史诗|姚广孝|文献大成|朱元璋|朱棣|永乐大典三步曲|江苏省|解履先|解缙

▼永乐大典三步曲

——从思想萌芽到文化巅峰的壮丽史诗

作者/解履先

【作家/诗人风采】

★解履先，江苏宿迁人，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解氏文化研究者，解缙研究会会员，撰写解氏文化研究资料近20万字。

【作家/诗人作品】

永乐大典三步曲

——从思想萌芽到文化巅峰的壮丽史诗

作者//解履先

【作者按】

《永乐大典三步曲》为《解缙与永乐大典》一文的浓缩版，《解缙与永乐大典》全文分《永乐大典之父》、《永乐大典初名》、《永乐大典之名》、《永乐大典之姚广孝》等章节，计两万字左右。

洪武二十一年，年轻的解缙向朱元璋呈《大庖西封事》，批评了《韵府》等书“钞辑秽芜，略无可采”，提出了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的基本设想；朱棣登基后，解缙的构想第一次以《文献大成》的形式落地，后朱棣增派姚广孝等重修，定稿后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解缙向朱元璋呈上改变中国典籍命运的建议时，不会想到这个构想将最后演变成一部22937卷、3.7亿字的鸿篇巨制，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大庖西封事》《文献大成》《永乐大典》堪称“《永乐大典》三步曲”，解缙堪称“《永乐大典》之父”。

（本副S画像，由Ai根据古代解缙画像及解缙好友对解缙外貌的文字描述自动生成，与解缙三十多岁任首任内阁首辅、《永乐大典》总纂官时的形象基本吻合）

解缙的文化思想先声

洪武二十一年，即公元1388年，年轻的解缙在南京明宫的“大庖西室”向朱元璋呈上了一封重要的奏疏，这便是《大庖西封事》。《明史·解缙传》记载：“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向之学不纯，溺于诞妄，所取不经，且多战国纵横之论，坏人心术，莫此为甚。《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华奥，下及关、闽、濂、洛之佳葩，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又今《六经》残缺。《礼记》出于汉儒，蠢驳尤甚，宜及时删改。访求审乐之儒，大备百王之典，作乐书一经，以惠万世。尊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说、箕子于太学。孔子则自天子达于庶人，通祀以为先师，而以颜、曾、子思、孟子配。自闵子以下，各祭于其乡。鲁之阙里，仍建叔梁纥庙，赠以王爵，以颜路、曾昽、孔鲤配。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岂不盛哉！”

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提出了详细了编书原因、思路、内容和意义等指导思想，充分展现了解缙的旷世奇才、远见卓识及对古代文献的烂熟于胸，充分说明了年轻的解缙对编纂这样一部旷世文献胸有成竹及对儒家政治理想的深远追求。解缙试图用儒家的仁政补救朱元璋以猛治国的弊病，然而，面对解缙的建议，朱元璋并未采纳。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大成》书名在文中若隐若现，呼之欲出。不要说被誉为“大明第一才子”的解缙，学识一般的人也能想到书名为《文献大成》最为贴切，即便是小学生写篇小作文也得事先有个题目吧。似乎可以这样设想，解缙在草拟《大庖西封事》之前，《文献大成》书名就已经在他心中形成。

尽管如此，《大庖西封事》作为《永乐大典》编纂的思想起点，其价值不容忽视，它次系统性提出了编纂大型类书的理念，明确了编纂大型类书的基本方向和方法，这为后来《永乐大典》的诞生播下了思想种子；它不仅是解缙个人学术抱负的表达，更是明初士人对文化建设的集体渴望的缩影。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曾又想起当年解缙的建言，遂诏令群臣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是当时解缙已经被朱元璋“赐归”八年，后因朱元璋同年驾崩，此事不了了之。

解缙初修《文献大成》

历史的车轮驶入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距离解缙向朱元璋上疏《大庖西封事》的1388年已经过去15个年头，在这15年里，解缙的对文化的追求不会止步不前的，他对编纂一部大型类书一定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涉及内容也一定比在《大庖西封事》中更为丰富。

《明史·解缙传》记载：“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根据解缙对文化的执着追求及其性格特征，解缙一定再次向朱棣建言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建议书名为《文献大成》。解缙的建言非常符合朱棣“文治”的政治需求，于是被朱棣采纳。

朱棣命解缙为总纂官并发布敕命：“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粮，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这就是后来的《敕命修大典》。细辨《敕命修大典》，发现与《大庖西封事》中的阐述高度雷同，由此可见此敕命出自解缙之手。由于朱棣对编书的认识与重视不足，仅给解缙配备147位儒生，备用素材则严重不足。解缙带领众人迅速开展紧张而有序的编纂工作，短短一年零四个月后，解缙将这部初步完成的巨著进呈给朱棣，并获赐《文献大成》之名。朱棣揽书后，受到启发，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解缙进一步向朱棣建言：动员臣民献书并在全国购书，以充实文库，同时扩大编纂团队。

解缙初修《文献大成》的尝试，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解缙重修《文献大成》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解缙重修《文献大成》

朱棣增派姚广孝、郑赐等与编纂工程，解缙仍为主编。编纂团队扩大到2169人，包括正副总裁、纂修、编写人、缮录、绘图、圈点生等各个岗位。工作地点设在文渊阁，编纂工作的物质保障也极为充分，光禄寺负责为编修人员提供早晚膳食。

在具体编纂方法上，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提出的“随事类别”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成“以韵统字，以字系事”的编纂体例，即以《洪武正韵》的顺序排列各韵部，韵部下收录该韵的各字，再将相关内容载在该字之下。这种编纂方法既吸取了韵书以韵检字的优点，又克服了此前类书单纯分类造成检索不便的弊病，深度体现了《大庖西封事》中提出的“便于检阅”的理念。

永乐五年二月，当这部旷世宏编在大局已定、即将成书之际，因解缙未完全执行朱棣篡改历史的旨意，被朱棣以“廷试读卷不公”等“莫须有”罪名贬广西、交趾，最后被朱棣在狱中处死，朱棣有“鸟尽弓藏”之嫌。解被贬后并未消沉，他仍心系家国情怀；他利用工作之便，考察赣粤山川，体察两地民情，向朱棣创造性地提出“请凿赣江通南北”的构想，成为“提出开凿赣粤大运河设想的第一人”。《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看到解缙的奏疏后斥责解缙：“人臣受事辄引而避去，乃更欲劳民如此”。朱棣面对解缙泽被千秋万代的重大民生工程的构想竟然给解缙安以“劳民伤财”的罪责，而朱棣却为一己私利“劳民伤财”历时19年建造“大报恩寺”。

同年，《文献大成》重修稿完成。《明太宗实录》记载：“姚广孝等进重修文献大成书……一万一千九十五本，更赐名《永乐大典》。”朱棣十分满意，亲自为这部旷世文献撰写了序文。序文曰：“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繁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名之曰：《永乐大典》”。朱棣序文的核心要义仍未突破解缙的《大庖西封事》，甚至朱棣赐名《永乐大典》的灵感也极有可能源于《大庖西封事》中的“大备百王之典”等。次年冬，经过清抄、装帧，《永乐大典》最终成书。

值得提醒的是，由于姚广孝是“靖难第一功臣”，官至太子少师，官阶高于解缙，《明太宗实录》关于重修的排名次序中姚广孝排在解缙前面，加上“姚广孝等进重修文献大成书”，部分不明真相者误认为姚广孝在重修《文献大成》中发挥重大作用，甚至认为姚广孝是《永乐大典》的主编。须知，修书主要依靠才华，而非官衔；解缙被誉为“大明第一才子”，尚不知姚广孝为“大明第几才子？”。修书如靠官衔，应朱棣任主编，六部九卿主官任各条线负责人。纵观《明史·姚广孝传》，不排除姚广孝有抢功之嫌，即大典即将告成之际解缙被贬与姚广孝有关。

这部旷世巨著共22937卷，分装11095本，约3.7亿字，收录了先秦至明初的七八千种典籍。《永乐大典》的装帧也极具皇家气派：用明黄丝绢包面，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开本阔大，高50.4厘米，宽30厘米；版框尺寸高35.3厘米，宽23.6厘米。更为重要的是，大典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古籍的原貌，使《永乐大典》成为“典籍渊薮”，对后世文献保存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大庖西封事》到《文献大成》，再到《永乐大典》，解缙始终是编纂这部旷世巨著的灵魂人物，解缙却最终未见大典其成及真容，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

余音

《永乐大典》书成后，仅抄写了一部正本，存放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随着明朝迁都北京，《永乐大典》正本也被运往北京。然而，这部巨著的命运并不平坦。嘉靖三十六年，皇宫发生大火，朱厚熜紧急命令抢运《永乐大典》，使其幸免于难，并嘉靖四十一年重录一部副本。此后，《永乐大典》正本神秘失踪，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谜团。

副本的命运也颇为坎坷。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学者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385种，近五千卷。到了近代，这部巨著更是历经劫难。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翰林院收藏的《永乐大典》遭到抢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永乐大典》遭受严重损失。时至今日，《永乐大典》副本仅存约400册800余卷，散落于世界各地。中国国家图书馆经过不懈努力，已收藏其中224册（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全球最大的《永乐大典》收藏机构。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牵头“永乐大典展览”，并在全国巡展，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站在国家图书馆的玻璃展柜前，凝视着那些泛黄书页上工整的台阁体字迹，仿佛能听见永乐年间解缙等两千多名学者伏案编纂的沙沙笔声。

从《大庖西封事》的思想萌芽，到《文献大成》的初步尝试，再到《永乐大典》的辉煌成就，这一“三步曲”不仅是解缙等学者智慧与毅力的结晶，更是中华文明对知识整理和传承的不懈追求。

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残卷正陆续“珠还合浦”，它们跨越六个世纪的漂泊，最终在故土找到了安身之所。当学者们利用数字化技术将残卷拼接复原时，这部皇皇巨著的文化生命在数字时代得到了新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