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天，济南那边的仗刚打完。
解放军清理战场抓俘虏的时候，在一栋老宅子里堵住个老头。
这老家伙看着一脸死灰，没什么精气神。
本来以为就是个一般的国民党混日子的官儿，按流程审一审，该判刑判刑，该枪毙枪毙。
可谁知道，这人名号一报上来，审讯员直接愣在当场，脑子都不转了。
这人叫周同。
按照国民党那边铺天盖地的宣传，这名字早就刻在碑上了。
早在1938年滕县那场恶战里，他就该跟着王铭章将军一块儿没了。
报纸上吹得神乎其神，说他是跟王铭章平起平坐的“抗日大烈士”。
一个在阴曹地府待了十年的“英魂”，怎么大活人一个，稳稳当当坐在战犯管理所的小板凳上？
还有更让人跌眼镜的。
这老头不光没死，手里还欠着一笔没法还的人命债——他把救过自己命的大恩人给宰了，下手那叫一个狠毒。
要是光算这笔烂账，拉出去突突他半个钟头都算便宜他。
可是呢，最后组织上下了个谁都想不到的命令：留他一命，关起来好好改造。
这么做，可不是为了显摆咱们宽宏大量，实在是这背后的账本太厚，牵扯的历史太乱。
咱们得把日历翻回1938年，看看这笔糊涂账到底是怎么从根子上烂掉的。
那是1938年开春，周同迎来了这辈子头一回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赌局。
那时候他是滕县的一把手。
外面的形势那是真的糟心：韩复榘为了保住自己的那点家底，十万大兵一枪不放就溜了，把山东的大门敞开送给日本人。
日本人的王牌矶谷师团眼看就要杀到城门口，滕县老百姓吓得魂儿都没了。
摆在周同眼前的路，其实也就那么三条。
头一条，学韩复榘，脚底抹油——跑。
这招最稳妥，在当时国民党那个大染缸里，也没人会说什么。
第二条，跪下投降。
商会那个头头徐兰洲，还有土豪绅黄筱山早就跟日本人眉来眼去，周同只要点个头，哪怕当个汉奸，荣华富贵也是有的，就是得被人戳断脊梁骨。
第三条路，也是最没指望的一条：硬刚。
周同这人啥底色？
早先在韩复榘手底下干过上校，后来在滋阳当县长，因为办了孙桐萱手下贩毒的案子，官帽子都被撸了。
这说明啥？
他没犹豫，选了第三条道。
为了把退路堵死，他先把那几个想卖国的徐兰洲、黄筱山给扣了，还当着大伙的面，把想当带路党的警察张景良给毙了。
这一手玩得够狠，一下子就把滕县的人心给镇住了。
等到3月初，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带兵赶到的时候，瞅见的是一个准备玩命的县太爷。
周同还主动联系了共产党在当地的负责人李乐平，把自己手底下六百多号警察、保安队一股脑全交出去，跟川军、跟游击队绑在一起守城。
3月14号，仗打响了。
整整三天三夜，122师基本拼光了。
到了17号，王铭章发了那封著名的绝命电报，想让人护着周同先撤。
这时候，周同撂下了一句能进史书的话：“抗战打到现在，只有死在战场上的将军，还没见过死在岗位上的地方官，这头一遭，我来！”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是奔着阎王爷去的。
王铭章牺牲后，周同抱着尸体哭得那叫一个惨，最后站在城楼上吼了一嗓子“中华民族亡不了”，身子一歪，跳了下去。
在当时大伙眼里，这是一出完美的悲剧英雄戏码。
要是故事就在这儿画上句号，周同这辈子，妥妥的民族英雄。
可偏偏老天爷爱开玩笑，周同那一跳，没摔死。
他顺着城墙溜下去，跑了。
这算不算怕死？
不好说。
城破那一秒，想活命是本能。
真正要命的，是他活下来以后干的那些事。
逃跑路上他病得快不行了，眼瞅着就要烂在路边。
把他救回来的，是中共地下党员马奉莪。
马奉莪知道他是滕县县长，敬他是条汉子，出钱又出力，硬是从鬼门关把他给拽了回来。
病养好了，这俩人好得跟穿一条裤子似的。
听了马奉莪的建议，周同在西马村拉起了抗日的大旗，他当县长，马奉莪负责统战。
两人拉起一千多号人的队伍，打游击，跟鬼子周旋。
这时候周同心里门儿清：只有跟共产党抱团，他这个光杆司令才有枪杆子，才能在鬼子眼皮底下活命。
谁承想，到了1940年，风向不对了。
蒋介石开始搞什么“曲线救国”，背地里使坏，不想让国共好过。
周同这种跟八路走得近的国民党官，立马成了“眼中钉”。
有人跑到省主席沈鸿烈那儿告黑状，说周同“通匪”。
这下子，周同碰上了人生第二场大赌局，也是一场把良心输得精光的赌局。
摆在他跟前的又是两笔账：
一边是救命恩人，是战友，是做人的良心。
另一边是国民党的官位，是上头的压力，是政治前途。
要是继续跟马奉莪混，他周同在国民党那边就没法立足了，搞不好还得被当成“赤色分子”清洗掉。
想证明自己“清白”，想给蒋介石表忠心，他就得交一份“投名状”。
这东西，必须得沾血，还得是共产党人的血。
周同把心一横，直接把良心喂了狗。
他恩将仇报，先把马奉莪给抓了，顺带还扣了5个干部和28个战士。
鲁南军区那边反应挺克制，先是讲道理，劝他回头是岸。
毕竟以前是一个壕沟里的战友，不想搞得太难看。
可周同这时候已经杀红了眼，或者说，为了坐稳国民党的贼船，他必须装得比谁都反动。
1941年2月7号，被八路军打跑的路上，周同干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
在夏镇官路口村，他把一路押着的救命恩人马奉莪，给活埋了。
你没听错，活埋。
这不光是杀人，这是一种表态。
他在用这种残忍的手段告诉国民党高层：瞧见了没，我跟共产党不光没交情，还是死对头。
靠着这份沾满血的投名状，周同确实在国民党那边又苟了几年。
但这种没人性的投机，哪能长久？
1944年，他被我军打得光杆一条，只身逃窜。
抗战胜利后，因为之前的“假死”加上屡战屡败，国民党也不待见他了。
等到1948年，解放军把他从济南的窝里揪出来的时候，这笔历史烂账，总算是到了清算的日子。
按常理说，杀害党员，活埋恩人，这罪过枪毙他十回都够本。
但解放军审判他的时候，眼光放得更长远。
头一笔账：私德和公罪。
杀了马奉莪，那是恩将仇报，是极度恶劣的人品败坏和反革命重罪。
第二笔账：民族大义。
1938年滕县那一仗，周同身为地方官，没跑也没降，带着老百姓配合王铭章死磕。
那一仗，给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救命的时间，拖住了日本人南下的腿。
在那个民族快亡国的节骨眼上，他的骨头是硬的，对中华民族是有功劳的。
这功劳，抵消不了罪孽。
但这罪孽，也不能把当年的功劳一笔勾销。
要是简单粗暴地给他一颗花生米，痛快是痛快了，可历史的那种复杂劲儿就被掩盖了。
最后组织上拍板：死罪免了，关进临沂战犯管理所，好好改造思想。
让他活着，让他天天面对自己的良心，这恐怕比死还难受。
在里面关了三年，没人知道周同夜里睡不睡得着。
但后来的记录说，他确实知道自己错了，对马奉莪那是满心的愧疚。
1951年，周同病死了。
这老头一辈子，就赌了两把。
头一把，拿命守滕县，赌赢了名声，成了半个英雄。
第二把，拿良心杀恩人，赌赢了一时的官帽子，却把做人的底线输了个精光。
历史最后留给他的，既不是烈士碑，也不是汉奸柱，而是一个让人看了心情复杂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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