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叶帅找宋时轮办事遭拒，叶帅：我看你是嫌麻烦，不想干呢！|元帅|军事科学院|叶帅

1955年9月27日下午，怀仁堂灯火通明，第一批授衔仪式进入尾声。站在台阶边的宋时轮刚刚领完上将军衔，叶剑英经过他身旁，轻轻拍了拍肩膀，只留下一句玩笑话：“别光顾着笑，后面还有仗要打。”一句轻松的提醒，却把两个人的缘分牢牢系在一起。二十多年后，这份惦念在北京西郊的一间书房里被再次唤醒。

时间跳到1984年春。叶帅的身体每况愈下，可脑子依旧清醒，他惦记着一桩“大工程”——元帅传记系列。九本书，九位元勋，每本都得拿得出手。负责叶帅本人的那册落在军事科学院，而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正是宋时轮。叶帅对这位老部下向来放心，却没想到自己开口第一件事就碰了钉子。

“老宋，我看‘序’可以请你来写。”叶帅语气温和，还端起茶杯示意坐下。宋时轮却直摇头：“不合适，我没那个分量。”叶帅眯着眼盯了几秒，语调微扬，“我看你是嫌麻烦，不想干呢！”一句调侃，气氛顿时活跃。对话不长，却把双方性格展露无遗：一个性情豪爽，一个倔到骨子里。

追溯二人渊源，要从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说起。叶剑英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则率第九兵团在江苏南下。叶帅善于统筹，宋时轮敢打硬仗，两条线迅速捆在一起。解放上海时，宋时轮一句“炸掉外滩我也愿意”，被叶帅拦了下来：“能不炸就别炸，城市还得让百姓住。”此后，宋时轮对叶帅的判断愈发佩服，形成一种近乎绝对的信任。也正因如此，1984年的“拒写序”，才显得格外意外。

宋时轮为什么不愿动笔？外界猜测很多，有的说他怕写不好，有的说他低调惯了。真正的原因是级别问题。传记“序”通常由资历更高的同志执笔，例如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宋时轮自认分量不够，写了反倒显得僭越。道理简单，但要在元帅面前说出口不容易。宋时轮硬是咬牙坚持，把叶帅“请”在客厅里听自己解释了一整段：“叶帅，传记不同于内部总结，序是旗帜，旗帜就得高悬。”叶帅半天没说话，只用拐杖轻点地毯，算是默认。

为避人情倾斜，宋时轮另想办法。他提出：序可由中央另请重臣执笔，自己在书后写一篇“跋”。“跋”本是书法碑帖常见格式，放在军事人物传记里倒显新鲜。叶帅听完大笑：“算你机灵。”就这样，“跋”的任务正式落在宋时轮肩头，他没有推辞。

花了三个月，字斟句酌，宋时轮交出一万多字手稿。没有套话，没有浮夸，大纲清晰到哪一年在哪个山头、叶帅拍了谁的肩膀、如何调兵遣将，都按史料一一校对。编审拿到手时直言“像作战方案”。叶帅翻完前半段，突然停住，低声说了一句：“老宋真够实在。”这句话让在场的秘书差点落泪，因为叶帅很少公开评价晚辈。

宋时轮的耿直不只体现在笔头。1954年青岛海军基地演习，中苏双方因登陆方案僵持。苏联顾问抬出斯大林说理，宋时轮当即顶了回去：“咱们是打中国的仗，按中国的地形，中国人的办法来。”这场争论直接惊动中央，但事后证明宋的意见更贴近实战。叶帅知道这件事后，只送了两个字：“不错。”一如既往，褒奖不多，却掷地有声。

回到1984年夏，叶帅传略定稿。序由中央另一位老帅完成，宋时轮的“跋”被排在正文之后。开篇第一句写道：“亲历者未必最懂，仰望者不敢妄评，但求不失分寸。”没有华丽辞藻，却把自身位置摆得极准。叶帅拿到清样时已是深夜，翻完最后一页，把稿纸合拢，疲惫却满足：“这才像话。”那一夜，西山庭院灯火开的很久。

有意思的是，“跋”中一些小细节后来成了研究叶帅生平的重要参照。例如，1946年叶帅在东北擅自停下一列军列与当地百姓交谈，被宋时轮记了下来；再如，1951年朝鲜前线，叶帅夜里巡视坑道，顺手扶起跌倒的通讯兵，这一幕原本无人提，宋时轮硬是查到证人写进文字。这些片段，看似琐碎，却让传记少了神坛味，多了人情味。

不难发现，宋时轮的行事准则始终如一：有话当面说，有事按章办。这种性格在战争年代靠真刀真枪支撑，在和平时期则靠制度框架自守。拒写序风波听来像段轶事，实则折射一代将领的尺度感。某位编辑后来回忆：“宋院长办事，规矩永远走在感情前头。”一句评价，道破了他与叶帅之间亦师亦友的微妙关系。

1985年初，传记正式发行。首印两万册，很快售罄。读者写信到军事科学院，请求加印；出版社干脆复刻了宋时轮的“跋”另做附页。有人打趣：“一篇跋，把书又卖火了一次。”宋时轮闻讯笑着摆手：“卖书是编者功劳，跟我无关。”话虽轻松，同行却明白，真正让人信服的是字里行间那份朴素的史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