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3年,也就是嘉祐八年,大宋官家赵祯走了。

这信儿传到北边的辽国,那边皇帝耶律洪基的反应,把大伙儿都惊着了。

他一把攥住宋朝信使的手,眼泪哗哗往下掉,哭得那叫一个惨。

虽说是死对头的头子,可他边哭边念叨了一句挺沉的话:“四十二年没动过刀兵了啊。”

掉眼泪的可不止这一个外人。

回头看开封城里,做买卖的都不干了,就连要饭的叫花子、不懂事的娃娃,都在皇宫门口烧纸钱。

洛阳那边更夸张,满城烧纸的烟,把大太阳都给挡严实了。

这种连着敌国一块儿伤心的场面,翻遍史书也没几个。

说起来,这位刚走的仁宗,在不少人眼里简直就是个“受气包”。

论打仗,他没秦皇汉武那两下子;论威风,也比不了唐太宗。

就连喝口水吃口饭,还得看底下人脸色,被臣子喷口水还得陪笑。

可你要是细琢磨他当家这42年,就会发现,这所谓的“窝囊”背后,藏着一套绝顶聪明的算计。

这笔账,他心里比谁都有数。

咱们先聊个芝麻大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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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半夜,赵祯还在批奏折,肚子饿得咕咕叫,馋虫上来了,特想吃羊肉。

照理说,皇上想吃肉,动动嘴皮子的事儿。

可他硬是憋了一宿,愣是一声没吭。

第二天,身边人听说了,觉得新鲜:官家,您坐拥天下,饿了咋不传御膳房?

赵祯把他的账本亮了出来:“朕昨晚要是一张嘴,御厨以后天天都得杀羊备着,这一年下来,几百只羊就没了。”

这还真不光是心疼钱。

在那个皇权压死人的年头,皇上稍微动点念头,落到底下就是一场大祸。

今天你说想吃羊,底下就能搞出个“羊肉特供科”;明天你想喝水,底下就能为了备水整治当差的。

有一回他出门溜达,嗓子眼儿干得冒烟,脑袋不停往回扭,可就是不张嘴要水。

回宫了他才说:“我看管茶水的那个太监不在岗,我这一问,那哥们儿脑袋肯定搬家,索性就忍着吧。”

这两笔账,赵祯算得门儿清:嘴上痛快那一会儿没啥大用,可折腾出的人命官司和行政开销太大。

既不划算,那就不干。

这股子忍劲儿,不光在吃喝拉撒上,遇到动摇国本的大事,他照样这么干。

赵祯24岁那年,刘娥太后前脚刚走,他刚把权收回来,后脚就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那个压了他十几年、喊了二十多年“大娘娘”的刘太后,压根不是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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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妈姓李,原先就是刘娥身边的丫鬟,生了他之后被刘娥抢去当儿子养,直到死都没见着亲骨肉一面。

更惨的是,就在刘太后死前一年,李氏不明不白地没了。

这时候,皇叔赵元俨(就是戏文里的八贤王)又爆了个大雷:李氏没准是被害死的。

这可是杀母夺子的大仇啊。

换个脾气爆点的皇上,这会儿估计就一条路:清算。

把刘太后那帮人连窝端,把刘家满门抄斩,甚至把老太后尸体拖出来鞭打。

赵祯当时也是杀心顿起,直接派兵把刘太后前夫(名义上的国舅)龚美家给围了,下了罪己诏,非要亲自开棺验尸不可。

眼瞅着朝廷就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清洗,这节骨眼上,要是真撕破脸,赵祯能捞着啥?

除了撒撒气,他面临的是巨大的坑:否定刘太后,就等于否定自己过去十几年皇位的合法性,朝廷还得陷入没完没了的内斗。

关键时刻,棺材盖一开,真相露出来了。

原来,前任宰相吕夷简早就算到了这一步。

当年李氏暴毙,吕夷简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劝刘太后:“太后要是还想给刘家留条后路,李氏的丧事,必须厚办!”

不光这样,吕夷简私下逼着太监给李氏穿上皇后的大礼服,身体里灌了水银防腐。

等赵祯一看,亲妈的尸体“面色如生”,而且享受的是太后的排场,他心里的怒火消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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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叹一声:“外人的话,哪能全信啊。”

紧接着,名臣范仲淹递上了最后一块垫脚石:“掩盖那些小过节,保全太后的大德行吧。”

赵祯顺坡下驴。

撤了围龚美的兵,对刘家照样优待,只是追封亲妈当太后,两个妈一块儿供着。

这笔账,他又赌赢了。

靠着一个“忍”字,他平息了一场能把朝廷撕碎的政治大地震,保住了皇家的体面,还落了个“仁孝”的好名声。

不过,这“忍”字诀也是有代价的。

最大的代价,就是皇权得往外让。

你要是穿越回宋仁宗那时候,准能看见个奇葩景象:大臣敢指着鼻子跟皇上耍横。

包拯大伙儿都熟,铁面无私的主儿。

有一回,赵祯宠爱的张贵妃吹枕边风,想给大伯张尧佐讨个“宣徽使”的高级虚衔。

赵祯琢磨着,给个好听的名头,不给实权,应该没啥大碍,就点头了。

结果一上朝,包拯死活不干,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直接喷了赵祯一脸。

这要是换成明清的皇上,包拯早被拖出去打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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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赵祯咋整的?

他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听着训,最后老老实实收回成命。

回后宫见了张贵妃,他气才撒出来:“你光知道要官,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唾沫都喷我脸上了!”

还有那个大书法家蔡襄,人不讲究,身上有味儿。

大热天凑近了跟赵祯说话,唾沫横飞加上汗臭味熏人。

赵祯硬是憋着气听完,下了朝才敢吐槽:“差点没把我熏过去。”

为啥当皇帝要受这份洋罪?

因为赵祯心里明镜似的,大宋这摊子事,光靠皇帝一人玩不转,得靠这帮读书人“一块儿治”。

为了维持这个“伙同治理”的局面,他必须把自己的脾气压到最低。

妃子们想要官,他写条子给宰相,私底下却打招呼:“你们看着办,不用给我面子,该驳就驳。”

结果宰相还真把皇上的条子给退回来了。

妃子气得够呛:“合着你说话跟放屁一样不管用啊!”

确实不管用,但这正是赵祯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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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这种自我约束,换来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才井喷。

瞧瞧这名单: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唐宋八大家里占了六个),再加上司马光、范仲淹、富弼、包拯、柳永、沈括、毕昇…

嘉祐六年(1061年)那场考试,23岁的苏辙在卷子里大骂赵祯“整天喝酒看跳舞,快活得没边了”。

考官要把苏辙刷下去,赵祯却发话了:“朕开科举就是为了听真话,人家说了真话还要治罪,天下人咋看我?”

最后,苏辙、苏轼都成了宰相的料子。

这种宽松的气氛,甚至救了普通人的命。

四川有个秀才写反诗,说什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摆明了要搞分裂。

赵祯听完乐了:“这老秀才急着想当官吧?

写诗发发牢骚没啥大不了的,给个官当当。”

要是造反不杀头反而给官做,谁还真去提着脑袋造反呢?

话虽这么说,啥决策都有两面性。

赵祯这种“仁”和“忍”,在造就了文人盛世的同时,也埋了个大雷。

这个雷,叫“决策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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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官集团强到能跟皇权掰手腕的时候,任何想改动现状的大动作,都会碰一鼻子灰。

最典型的倒霉蛋,就是狄青。

狄青是大头兵出身,战功那是杠杠的,赵祯想提拔他当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

但这下捅了文官集团的马蜂窝——大宋向来重文轻武,咋能让当兵的掌权?

于是,脏水全泼过来了。

有人说狄青家里狗头上长角,有人说他有天子气。

就连欧阳修这样的名臣,也站出来说狄青掌权“对国家没好处”。

这会儿赵祯难办了:是保这个能打仗的将才,还是向整个文官集团低头?

他又一次选择了“忍”。

他把狄青外放,狄青最后在担惊受怕里窝囊死了。

还有范仲淹搞的“庆历新政”,刚折腾一年多,就被指责搞“小团伙”。

赵祯一边想改革,一边又怕党争重演,最后在犹豫里把新政叫停了。

到了晚年,王安石递上万言书要求变法,赵祯已经彻底累劈了,直接扔一边不搭理。

他这一辈子,都在搞平衡、在克制、在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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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维持了足足42年的太平日子,让老百姓过上了“没人折腾”的好生活,但他留下的“官多、兵多、花钱多”的烂摊子,也让后来的皇帝头疼得要命。

1063年,这位当了42年家、忍了一辈子的老人,终于走到了头。

他这辈子没亲生儿子长大,皇位只能传给养子赵曙。

他在位的时候,没打过那种特别露脸的大胜仗,面对西夏和辽国,他宁愿花钱买平安(给岁币),因为他算过账:打仗烧的钱,比岁币贵海了去了,而且通过边境做买卖,大宋其实还能把钱赚回来。

后人在他坟前写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

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

这大概就是对他最到位的评价了。

在一个讲究开疆拓土、杀伐果断的历史大环境里,宋仁宗显得太“软”了。

可要是让你选穿越回古代,十有八九你会选生活在他的地盘上。

因为在他的算盘里,皇帝的面子不值几个钱,官员喷唾沫也要不了命,甚至敌人的敲诈勒索也能坐下来谈。

唯独老百姓能不能安稳吃上一口饱饭,读书人能不能放心大胆说句真话,这笔账,才是比天还大的事。

信息来源:

《宋史·仁宗本纪》[宋]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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