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北京初秋微凉。十一届六中全会休会间隙里，叶剑英拍了拍老部下陈丕显的肩头，语气像在交代一桩军令：“阿丕，你的经历不能只留在心里，该写成册，后人得有凭证。”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进陈丕显记忆深处。会场里人来人往，他却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银杏树，暗暗记下这份嘱托。
叶帅的话分量太重，可眼前的工作同样堆成山。那几年，他分管纪检、政法、老龄委事务，文件堆在案上，调研行程一趟接一趟。回忆录的事，始终挂在心口，却被现实一次次挤到角落。陈丕显常自嘲：“这笔账迟早要还，怕就怕记性先透支。”
时间很快掷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他受中央委托赴福建纪念古田会议六十周年。那趟行程意外地替回忆录找到了“执笔人”。福建省委推来一份名单，他一扫而过，定在“梁茂淦”三个字上。理由简单：笔头硬，心思细，还在新闻一线摸爬滚打多年。
两人第一次照面并不和谐。陈丕显给出十天死线，梁茂淦连夜熬出草稿，第二天递上去，却被严厉拒收。大厅里空气僵得厉害，梁茂淦直言：“我怕误工才先交思路，不是糊弄。”一句较真，把老首长的火气浇灭大半，两人边散步边拆解稿子，误会随脚印消散，也埋下后来那纸调令。
翌年九月五日，梁茂淦提着简单行李踏进中南海增福堂。刚坐下，陈丕显开门见山：“请你来，只干一件事——为我写回忆录。这是叶帅当年的嘱托，我欠他的账，得一起还。”桌上摆着厚厚一摞文件，最上面压着那份一九八二年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红蓝铅笔痕迹触目可见。
增福堂的日子紧凑得像老式发条表。上午口述，午后查档，夜里整理，循环往复。为求精准，陈丕显常把电话打到档案馆：“那年那月那事，看看还有没有补充材料。”接线员听见他低沉的客家口音，总会先应一声“首长好”，再火速翻箱倒柜。档案馆特批一间小屋给梁茂淦，铁皮柜里堆满民国档案、苏区旧报、作战电文，灰扑扑却热气腾腾。
口述环节最考记忆。陈丕显怕漏掉细节，常常半夜敲隔壁门：“小梁，我想起当年皖南那段对话，你记一下。”灯光昏黄，他戴着老花镜慢慢回忆，偶尔停顿片刻，抬头望向远方，仿佛穿过半个世纪的枪火硝烟。梁茂淦放下笔，递杯热茶，提醒他歇口气。陈丕显笑笑：“老兵的本钱就是这点记忆，不写下来就亏了。”
值得一提的是，谢志成在病榻上也成了另一位口述人。她同样是新四军出身，对许多战事如数家珍。病榻旁，她对梁茂淦轻轻说：“趁我们还能说，你就多问。文件有冰冷的年份，可只有人能补上温度。”这样的鼓励让整理工作有了血肉。
查证最耗神。一次提到三十年代在赣南转战，陈丕显记得自己“翻山五天五夜没合眼”，但时间节点与作战报告有出入。梁茂淦不敢含糊，又去翻《战斗详报》，最后对照气象资料才确定那是一九三四年三月初。陈丕显听完，沉吟片刻：“看，人的脑子也会打折扣，幸亏你们较真。”
半年后，三十万字初稿摆到陈丕显案头。他用放大镜逐行核对，边看边改，红笔随处批注。“整体不错，可这里依然含糊。”他指着一段写皖南事变后脱险的描述：“再去把当年新四军后勤处的调兵令调出来，对一次就准了。”几句轻描淡写，又是一轮资料奔波。
两年半时光，稿纸换了十几摞。定稿的清晨，北京城雾气未散，陈丕显合上最后一页，长舒一口气：“总算对得起老朋友。”他把手稿递给梁茂淦，语气轻得像是完成了晨练，“叶帅要我说真话，我说了；党要留下史料，我们也做到了。”
除写作之外，梁茂淦还承担着秘书事务，日常随行，收获颇多。陈丕显酷爱读书，书橱林立，书脊磨得发亮。经济法学经典靠左，兵书史料居中，连英国宪政史也有一整套。眼疾发作读不了字，他就让秘书大声朗读，时不时插句“写下笔记”。这种近乎饥渴的求知劲头，让旁人自叹弗如。
陈丕显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次听汇报火了，他抬手杖重重一敲桌沿，声音清脆。半天后查明是误会，他竟手握茶杯亲自登门赔礼。被批评的同志说“首长别放在心上”，他却坚持重声道歉，连说“怪我，怪我”。场面不免尴尬，却透着坦荡。
偶尔他也顽皮。医生嘱咐戒烟，他便把家里香烟全部封存，却总摸不着头绪似的问：“小梁，你身上有烟没？”得到否定答案，老首长只好端起茶杯，轻喝一口水打发瘾头。对生命态度，他在日记里写过两行字：“功过留史册，生死付自然。”寥寥数语，道尽从容。
一九九二年十月，回忆录定稿那天，陈丕显给参与者一一作揖，甚至对摄影记录的年轻人也说了句“大家都不容易”。梁茂淦掩上打字机，心里像卸下一块大石，却也明白此段时光不可再来。两年多与老人的朝夕相处，让他见识到一种生动的历史教育——没有讲台，没有课本，只剩一位耄耋革命者直抒胸臆。
随后，梁茂淦依嘱回闽，临别前在院子里合影。快门按下的瞬间，陈丕显拍拍他的后背：“常来，别让我的话落了灰。”说这话的老人已近八十，声音依旧浑厚，像旧时号角。镜头捕捉下的笑容，与多年前叶帅的叮咛重叠——一种历史的接力，就这样在不同的肩头传递。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