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版《广宁县志·忠义传》里，记载着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咸丰四年红兵陷城，他率乡勇夜袭，斩贼首三人，收复县城，保全数万官民性命，方志赞他“饶智略，兼善青囊之术”。
可在《杜凤治日记》里，同一个人的姓名旁，却被知县亲笔批注着六个刺眼的字：“讼棍，时时上控。”
肇庆知府更是私下吐槽，这个人是“广宁一大公害”，一天不告状就浑身不自在。
同一个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这个人，就是何瑞图（1808？-1867？）——乙酉科（1849年）拔贡，同治六年（1867年）乡试中举，一个一半荣光、一半骂名的双面士绅。
（注：何瑞图具体出生年份无明确史料记载，据杜凤治日记 “年近六十中举” 推算，其出生于 1808 年左右。）
他的一生，就像晚清广宁官场的一场荒诞戏：前半生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后半生是搅乱官场的讼棍；被方志铭记美名，被知县唾骂为公害，晚年逆袭中举，最终在功成名就的前夕猝然离世，留下一段心酸无奈又精彩的人生。
何瑞图出生于1819年左右，乙酉科（1849年）考中拔贡，这在当时的广宁算是极高的科名。
拔贡是科举制度中的一种特殊身份，每十二年选拔一次，从各州、府、县的生员中挑选品学兼优者，贡入京师国子监，有机会被授予官职。
如果没有咸丰四年的红兵起义，何瑞图或许会按部就班地走仕途，成为一名普通的官员，一辈子安安稳稳，留个清白名声。
广宁士绅整体势力较弱，仅有进士1人、举人4人，何瑞图的拔贡身份，在当地已属顶尖。
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运动的浪潮席卷广东，广宁爆发红兵起义，这是一场以天地会为首、反抗清廷统治的农民起义，势头迅猛。
短短三天，红兵就攻破了广宁县城，杀了知县，烧了衙门，抢了粮仓，还占据了书院、城隍庙等核心场所。
彼时的广宁，知县昏庸无能，官兵战斗力低下，士绅们要么投降红兵，要么带着家眷逃跑，整个广宁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百姓流离失所，躲在山里不敢出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广宁要彻底沦陷时，35岁的何瑞图站了出来。
他是土生土长的广宁人，家里有几十亩田，算是个小地主，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正途士绅。
红兵起义后，他没有跑——不是不怕，而是他知道，一旦广宁彻底被红兵占据，他的家产、身份，甚至家人的性命，都将不复存在。
于是，他召集了自己的族人和周边村落的青壮年，一共几百人，组成乡勇，在山里秘密训练，伺机收复县城。
何瑞图确实“饶智略”，他深知红兵刚进城，防备松懈，且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找准时机、突袭大营，就能一击制胜。
同年七月的一个深夜，何瑞图带着几百名乡勇，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摸进了县城。
他亲自带队，直扑红兵大营，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谋略，一刀斩了三个红兵首领，随后大喊：“官军驰援，降者免死！”
红兵顿时乱作一团，四散而逃，乡勇们趁机收复了县城的各个要害部位。
天亮时，何瑞图骑着马，带着乡勇，踏着红兵的尸体，收复了整个广宁县城。
百姓们涌到街上，对着他磕头谢恩，把他当成了救苦救难的守护神；侥幸留下的土绅们，也纷纷登门拜访，称赞他“保乡有功，义薄云天”。
凭借着这份“保乡大功”，何瑞图在广宁的士绅圈子里站稳了脚跟，被推举为团练副统领，手里有了几百人的武装力量，成了人人敬重的“何老爷”。
《广宁县志·忠义传》对他的评价，也永远停在了这一刻——“饶智略，兼善青囊之术（指兵法谋略）”，只字未提他后来的“讼棍”之名，或许，这才是何瑞图最想留住的名声。
谁也没想到，十年后，这位“英雄”会变成人人喊打的“讼棍”。
从咸丰四年到同治五年的十几年间，何瑞图逐渐变了，他的“智略”，不再用于保家卫国，而是用于“打官司”。
晚清的广东，“重商重利”的风气浓厚，士绅阶层也深受影响，何瑞图虽然是正途拔贡，却也没能抵御住利益的诱惑。
他发现，凭借自己的拔贡身份和复城功臣的声望，只要不断向各级官府告状，就能搅动局势，既能打压竞争对手，也能从中渔利。
杜凤治评价他“不干己事，每每主动向各级官府控告”，这正是他“讼棍”生涯的真实写照。
同治五年（1866年），杜凤治初任广宁知县，第一次拜访何瑞图时，就吃了闭门羹——和陈应星一样，何瑞图也敢把新知县晾在门外。
这份底气，正是来自他的声望和“告状”的资本。此时的何瑞图，已成为广宁士绅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且他的儿子何应球，也是后来士绅联名上控浮收案的参与者之一。
在广宁，不管是知县出台的新政策，还是其他士绅的敛财行为，只要何瑞图看不顺眼，或者觉得有利可图，就会提笔写状纸。
从广宁县告到肇庆府，再从肇庆府告到广东省，甚至扬言要进京告状，他告状的理由五花八门。
其中最核心的，是不满杜凤治催征钱粮时的浮收行为，以及陈应星垄断地方权力、大肆敛财的做法。
晚清的官场，官员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缠讼”的士绅——他们熟悉律例，有功名在身，享有“免跪、免刑”的特权，官府不能随便治罪；而且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一告就是几个月，能把官员拖得精疲力竭，影响仕途升迁。
肇庆知府被他折腾得没办法，私下里对杜凤治抱怨：“何瑞图就是广宁一大公害，他要是一天不告状，我就能多活十年。”
何瑞图与陈应星的矛盾，就是他“讼棍”生涯的重头戏。
陈应星垄断广宁钱粮、词讼大权后，疯狂敛财，引起了何瑞图的不满——一方面是出于士绅之间的权力斗争，陈应星的举人身份压他一头，实权也远在他之上，何瑞图不甘心被压制；另一方面，陈应星的敛财行为也损害了何瑞图及周边士绅的利益。
于是，何瑞图多次上控陈应星，揭发他私自抽茶厘、贪污仓谷、欠粮不还等罪行，两人就此结下死仇，势不两立。
陈应星虽然嚣张，却对何瑞图的告状十分头疼。
他曾多次试图拉拢何瑞图，送钱送物，想要化解矛盾，但都被何瑞图拒绝——何瑞图太清楚了，只要捏住陈应星的把柄，就能不断向他施压，获取更多的利益和话语权。
尤其是在同治六年士绅联名上控杜凤治浮收案期间，何瑞图更是成为核心人物，而陈应星则躲在幕后，两人虽有利益勾结，却也互相提防、彼此制衡。
但这种靠告状换来的制衡终究脆弱，拔贡的身份始终让他在举人陈应星面前矮了半截。何瑞图心里跟明镜似的，要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唯有在科名上再登一级。
对他而言，科名从来不是寒窗苦读的终点，而是撬动权力天平的唯一硬杠杆，这份执念，也成了他后半生最核心的行动逻辑。
所以乙酉科（1849年）考中拔贡之后，他并没有满足，而是继续参加乡试，希望能考中举人——在晚清，举人身份比拔贡更高，不仅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还拥有“进京告状”的资格。
这对一直喜欢上控的何瑞图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也能让他真正和陈应星平起平坐。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年近六十的何瑞图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举人。
此时，恰逢广宁士绅上控浮收案出现转机，周友元等被押士绅即将获释，何瑞图的中举，更是彻底改变了他与陈应星的力量对比。
消息传到广宁，整个官场和士绅圈子都震动了——尤其是陈应星，吓得连夜派人给何瑞图送了厚礼，还卑躬屈膝地称他为“同年”（科举考试同榜录取者互称同年），反复强调“以后大家都是同年，过往恩怨一笔勾销”。
陈应星怕了，他知道，何瑞图要是拿着举人的身份进京告御状，他的身家性命、万贯家财，都将不复存在。
从死对头到“同年交好”，仅仅因为一个举人身份，这就是晚清士绅之间最真实的利益交换。
可惜，何瑞图没能来得及利用举人身份继续“搞事情”（和杜凤治有过一定的政治交易）。中举仅数月后，他就突然病倒了——有人说他是太高兴了，乐极生悲；有人说他是常年告状、积劳成疾；还有人说他是被陈应星暗中下毒，但这些都没有史料佐证。
没过几天，何瑞图就病故了，享年约59岁，《杜凤治日记》里只淡淡记了一句：“何瑞图中举未几，病卒。”
他的去世，也让广宁士绅失去了制衡陈应星的重要力量。
何瑞图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争议。他曾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却最终沦为搅动官场的“讼棍”；他曾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勇气赢得百姓的爱戴，却最终因为无休止的告状遭到官员的厌恶。
他的转变，既是个人欲望的膨胀，也是晚清社会环境的产物——当科举制度逐渐僵化，当基层权力失去约束，当士绅内部等级森严、底层士绅无上升通道，即便是正途出身的士绅，也难免会迷失在权力和利益的漩涡中。
【史料来源：《杜凤治日记》、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广宁县志》等。下一篇：广东绅士不爱脸，见利忘义？何瑞图VS陈应星，看懂晚清基层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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