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春，南京东郊的冷风仍透骨。丁盛拄着拐杖站在干休所院子里，心里琢磨的不是往日沙场，而是妻子孟文虹的18级工资条。对一位曾号令数十万将士的大军区司令来说，这几年最大的烦恼竟是家里那点“差额”。
上世纪四十年代，两人因淮海战役相识。丁盛时任纵队参谋长，孟文虹还是卫生员。战地医院灯火昏黄，伤员哼声不断，她埋头扎针，动作利落，他远远看了几眼，暗自称奇。战争结束前夕他们结婚，没有鞭炮，也没有新被褥，一顶军毯盖过了洞房。那一刻，谁也没想过几十年后会为行政级别伤神。
1949年10月，五星红旗升起。部队开始定岗定编，女兵多转地方。孟文虹服从命令，被确定为排级干部。丁盛已是51军副参谋长，忙得脚不沾地，对妻子的去向只说了一句：“组织怎么决定，就怎么走。”一句话成了日后纠结的开端。
1954年裁军，孟文虹转业至江西一家银行，职务低，级别却定在二十。丁盛那年升任54军军长，奔波中仍写信嘱咐：“别往上挤，安心干。”在当时，很多干部确实不大在乎个人待遇，可一句“安心干”却无形钉死了妻子的仕途。
1962年，丁盛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那年冬天，他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同去。新疆距首都三千余公里，条件艰苦，孟文虹却同意。“去吧，哪里不是为国效力。”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到那边能让自己干点教育工作。于是兵团给她安排了一所中学，科级，仍是20级。丁盛觉得妥当，没再多想。
进入“非常时期”，军队干部穿军装、戴领章被赋予特别意义。1970年广州军区碰头会议，讨论“领导配偶需否统一回军队”问题，会上意见不一。刘兴元主持时提到“家属亦有为军区保密、作表率之需”。丁盛放下茶杯，说了句：“我看不必一刀切，我家还是地方干部。”语气平和，却把妻子留在地方。后来不少夫人穿上了旧军装，孟文虹依旧格子衬衫、蓝布裙，一如往昔。
1973年底，丁盛对调南京军区。他匆匆启程，妻子继续留在广州。让人意外的是，他前脚刚走，军区把孟文虹调入后勤部，补发了两年差额，行政18级。此番提升与丁盛无关，纯属政策到点。丁盛得知后写信：“组织照顾，是好事。”话虽如此，信纸角落却被攥出了褶皱。
1977年，丁盛离任。政策调整，他拿团级待遇，每月150元；孟文虹113元。家里最值钱的是那台上海牌缝纫机。孩子上学要学杂费，老同志串门常塞几张十元票子，“弟兄们凑的，你别推辞。”他脸红却照收，只说：“改天还你，请喝茶。”一句“出门靠战友”并非客套。
岁月向前。1988年，军衔制恢复。丁盛未被授衔，心理落差加深。那段时间，他常坐在窗前翻资料，向有关部门写信：“我没意见，组织决定就好。只是家属待遇是否也能统筹？”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掩不住的歉意。有人劝他大度点，他摇头：“部队是我提拔的地方，文虹却为此耽搁。总要给她一个交代。”
1993年，落实政策，丁盛待遇提升为副师级，月贴涨到280元，终可搬进条件尚可的干休所。搬家那天，老战友开玩笑：“老丁，算是松口气了？”他笑而不答，扭头望见妻子弯腰擦桌子，皱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心里一抽，低声说：“文虹，该让你跟着受苦了。”
值得一提的是，孟文虹始终没对外抱怨过。和邻居聊家常，她只说：“老丁脾气直，却心里有数。”别人问她是否后悔没早提级，她摆手：“那时候谁顾得上这些。”简单一句，却是半辈子沉淀。
2000年春，丁盛因病住院。住院单上职务栏写着“原副大军区级”。护士好奇多看了两眼，他却指着另一栏：“家属，孟文虹，18级。”声音低，却肯定。那天夜里，他对儿子交代遗愿：“别让你妈觉得亏了。”儿子点头，没有多说。
丁盛去世后，广州军区老同志提议把他写进军史。有人说老司令后期多次“计较待遇”，恐形象失色。另一位老兵却拍桌子：“算什么计较？他守了组织原则，却怕连累家属，这是情义！”一句话定了调，史稿中如实记下了他为妻子前程“踩刹车”的往事。
如果把丁盛的一生标注两条线，一条是战功与职务，一条是家庭与亏欠。前者节节攀升，后者原地踏步。矛盾也好，遗憾也罢，最终落在一张不起眼的工资条上。纸片薄，却折射出那代人的信仰与选择——“先国后家”。选择了，便扛着走到生命尽头，这大概也是丁盛久久难以释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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