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的北京站，人群里总有人望向那位身着呢子军装、背负公文包的蒙古族女干部——她正跟随全国妇联代表团踏上去哥本哈根的列车。同行记者低声嘀咕：“这就是《小兵张嘎》里那个小娃娃的母亲？听说当年她在东北两把驳壳枪打得匪徒抬不起头。”几句随口的议论，把人们拉回战火纷飞的岁月，也拉开了乌兰传奇的一幕幕。
1922年9月5日，乌兰出生在辽宁朝阳县凤凰山下的蒙古族牧户人家，蒙古名叫“宝力格”，意为泉水。她在草浪与驼铃中长大，骑术惊人，臂力过人。父亲早年从军，因反袁活动锒铛入狱，母女被迫随家眷迁至北平，在胡同深处苦度时光。读书期间，她接触进步师长，参加“一二·九”运动，从此埋下反抗的种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十八岁的乌兰不肯忍气，被推选进爆破小组。那年冬天，她与同伴埋伏在西单中原公司门口，点燃的炸药把日伪仓库炸出冲天火焰。几次行动震动北平，特务穷追不舍，组织决定送她南下。1938年秋，她在天津登上英国轮船，经香港、武汉辗转西安，步行一周翻越子午岭，于9月抵达延安，成为抗大新学员。
延河边的岁月短暂而密集。乌兰在抗大救亡室负责联络，又在女子大学新闻系补习理论。她说话轻声细语，可课堂上对国统区黑暗统治的批判却犀利如刀。1940年底，她奉命只身潜返内蒙古，在伊克昭盟做交通站工作。第二年春天，日伪与地方匪帮加紧搜捕，中途与旧识、地下党员克力更意外交汇，两人策马风尘，一边传递情报，一边谋划武装自救。
枪声从草海深处传来。1941年夏，乌兰凭着“十三枪十三马”，在卓索图盟拉起一支骑兵武工队。只两个月，队伍扩充到百余骑，很快被编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乌兰竟成了我军史册上第一位女骑兵政委。那年九月，“大刀会”匪首王子明率众来犯，乌兰挥双枪迎战，鏖兵半日，匪众溃散。王子明逃出重围，边跑边嚎：“那领头的女魔头，克星！”这句抱怨成了她打响名号的最早“官方认证”。
1941年冬，乌兰与克力更双双调回延安，进入西北局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窑洞内外，二人总被同学打趣“形影不离”。大雪夜，警卫换岗时常听见她俏皮地嗔道：“天太冷，你敢不敢抢我帽子？”“敢！”短短两字对话，后来被同窗写进回忆录。1942年元旦，两人在延河岸边的小石屋里成婚，毛巾当帔，战友当伴郎，简朴却热烈。
抗战胜利后，乌兰受命回到热辽前线剿匪。她惯骑青马，不用马鞍，翻身上马前故意让坐骑先跑几步，借惯性跃鞍——这是老猎户教的“悬蹬法”，能避冷枪。1946年春，她端着两支驳壳枪突入沙坨子，生擒“打一面”匪首。俘虏被押出时嚎叫：“我枪不离身，今日败在黑心娘儿！”这句粗话传遍高原，成了草原评书的彩头。
辽沈战役打响，第四野战军需要一员熟地形、懂蒙汉、能机动的突击队长，乌兰被点名。1948年10月，她率骑兵配合步军围堵廖耀湘兵团，战后获“英勇奖章”。罗荣桓政委专程到营地，递上一支苏制冲锋枪：“女同志，火力得跟上。”乌兰接枪，刷地立正：“保证完成任务！”这不是客套，她让机枪手把弹链固定在马鞍，两天后就用那把枪掩护友邻连渡过辽河。
建国伊始，内蒙古的剿匪扫荒仍在继续。克力更调任二〇军分区，夫妻俩常年分隔。1949年冬，他们在五间房矿区短暂相聚。离别前，乌兰把心爱的枣骝马让给丈夫，自己翻身上了年轻的青马。月色苍茫，她昂手一挥：“打到哪算哪，终有再会。”蹄声渐远，马尾卷起地面薄雪，她的长辫在风里如黑缎飘扬。
1951年，因在民族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乌兰被调入中央机关。此后十年中，她六次出访匈牙利、丹麦、日本、缅甸等国，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亚非作协会议。记者们最爱请她谈骑兵突击的往事，她却总把话锋引向民族团结与妇女教育——“枪声终要停，书声得响。”这大抵是她的信条。
电影《小兵张嘎》于1963年在银幕亮相，饰演嘎子的少年安吉斯正是她的儿子。片场外，乌兰偶尔探班，仍挽那条被战友称赞的油亮长辫子。有人劝她剪个新式短发，她摆手：“刀子剪掉了发，可剪不掉草原。”这句话逗得导演直乐，干脆把嘎子的倔脾气改得更烈，更像母亲。
1987年4月5日，乌兰病逝北京，终年六十八岁。内蒙古老兵自发赶来送行，一支老式三眼铳鸣了三声，送走他们心中的“草原穆桂英”。出殡那天，春雨细落，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半旗低垂，她最后一次沉入祖国怀抱，仿佛那条挥舞半生的乌亮长辫，也在风里轻轻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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