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6月，安庆城外的硝烟刚刚散去，曾国荃就遇上了一个让他后半辈子只要一闭眼就能看见血的大难题。
集贤关和赤岗岭这两块硬骨头终于被啃下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九千多号放下了刀枪的太平军。
这帮人成分挺杂，既有刚从田里被拉来凑数的庄稼汉，也有跟着英王陈玉成一路从广西杀出来的百战老兵。
这烫手的山芋，该怎么接？
曾国荃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每一笔算出来的都是透骨的寒意。
留着吧？
这可是九千张等着吃饭的嘴，还得防着他们随时在背后捅刀子搞哗变。
放了吧？
那不等于是把老虎放回山林，没准过两天在战场上又得挨他们的枪子儿。
思来想去，路好像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条满是血腥的道。
这位后来被称为“九帅”的狠角色，这时候露出了让人牙齿打颤的凶光。
他把心一横，下了道死命令：这投降的、被抓的九千多号人，一个不留，全部处决。
等人头落了地，曾国荃自己先心虚了。
老话都说“杀降不祥”，他怕这缺德事干得太绝，将来报应会落到自家儿孙头上。
于是，他战战兢兢地给大哥曾国藩去了封信，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说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后悔劲儿。
谁承想，那位满口仁义道德、被捧上圣坛的大哥，回信里既没有责骂也没有安慰，只有冷得掉渣的一句话：
“既然带了兵，那就是以杀贼为本分，何必因为杀多了而后悔。”
这话乍一听，能让人从头顶凉到脚后跟。
可你要是把安庆之战这盘大棋复盘一遍，就能琢磨出味儿来：曾国藩这句“不悔”的背后，其实藏着湘军能赢下这场生死局的一整套底层逻辑。
说白了，这一仗压根就不是为了抢地盘，而是为了搞“种族灭绝”式的彻底清洗。
咱们把日历往回翻个一年。
1860年的安庆，那是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铜豌豆，又硬又硌牙。
这地界是天京（也就是南京）的西大门，安庆要是守不住，天京就得光着身子挨打。
那会儿战场上的局势，看着挺邪门。
按常理推断，太平军刚在三河大捷里把湘军的王牌李续宾部给一口吞了，心气儿正高。
陈玉成、李秀成这两根顶梁柱都还在，手底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
反过来看湘军，刚栽了个大跟头，主力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到安庆外围圈。
可曾国藩这人，最擅长的本事就是“结硬寨、打呆仗”。
到了1860年3月，这老头缓过一口气，又给安庆布下了一个没法解的死局。
曾国藩这笔账算得很精：安庆城墙厚得像铁桶，守城的张朝爵、叶芸来又是那种宁死不屈的硬茬子，硬着头皮攻城，那就是拿人命填坑。
既然进不去，那就把里面的人困成干尸，把外面来救的人活活耗死。
他给老弟曾国荃派的活儿简单明了：别急着冲锋陷阵，先当好包工头，挖沟。
曾国荃带着一万多号人，跟土拨鼠似的在安庆城外疯狂刨土，挖出了两道深沟。
一道朝里，把城里的守军锁死；一道朝外，把来救命的援军挡住。
曾国荃自己就蹲在这两道沟中间，张着口袋等太平军往这铜墙铁壁上撞。
这招数，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围点打援”。
这下子，难题甩给了太平军这边的陈玉成：安庆这地方，救还是不救？
不救，天京还得玩完。
救，那就是往曾国荃预设好的绞肉机里跳。
陈玉成没招了。
1860年12月，他本来正带着大部队在湖北西征，琢磨着打武汉搞个“围魏救赵”。
一听老巢安庆快断气了，陈玉成不得不把自己劈成两半使：留几万人守黄州、德安，自己带着一万精锐，火烧眉毛似地往回赶。
这一回头，正好掉进了曾国藩的口袋。
在回援的半道上，陈玉成撞上了他这辈子最难对付的“拦路虎”——多隆阿。
在晚清那段乱糟糟的历史里，多隆阿这个名字经常被曾家兄弟的光环给挡住，但在安庆这一仗里，他才是那个真正扭转乾坤的“胜负手”。
在曾国藩的棋盘上，多隆阿不用攻城，他的任务就两个字：“打援”。
他手底下那支黑龙江马队，跑起来跟风一样快，专门在安庆外围猎杀太平军的救兵。
1861年3月，陈玉成一路杀到了桐城的挂车河。
这地方离安庆已经近在咫尺，可偏偏就是过不去。
多隆阿的骑兵跟疯狗似的死死咬住陈玉成不放。
两边来回冲杀，陈玉成手里的精锐死了一茬又一茬，可就是往前挪不动半步。
这时候，要是换成湘军碰上这倒霉事，周围的友军早就一窝蜂拥上来帮忙了。
你看看湘军的配置：多隆阿在正面硬扛，刚升官当了安徽按察使的李续宜立马带着队伍赶过来助拳。
这李续宜是谁？
那是三河大捷里战死的李续宾的亲弟弟，人家是带着满腔的复仇怒火来的。
多、李两家兵合一处，陈玉成彻底没戏唱了。
反过头看太平军这边，就露出了一个要命的组织绝症。
陈玉成在挂车河被打得头破血流，他眼巴巴地在等一个人——李秀成。
照理说，安庆要是完了，大家都得完蛋，唇亡齿寒的道理谁都懂，李秀成怎么着也得倾巢出动来救场。
可这会儿李秀成在忙啥呢？
人家正忙着在江浙那片富得流油的地方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心想建他的“苏福省”。
在他眼里，保存实力、抢地盘，比去安庆那个绞肉机里送死划算多了。
这就是湘军和太平军最大的差别：湘军是一张织得密不透风的网，牵一根线全身都动；太平军是一盘散沙，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陈玉成苦等李秀成不来，只能憋屈地退回集贤关。
到了4月，他被逼急眼了，做出了一个挺悲壮的决定：既然野战干不过，那就修碉堡，跟湘军拼消耗。
他在菱湖北岸一口气修了13座营垒，派猛将吴定彩带人钻进安庆城帮忙守着，打算跟城里搞个犄角之势。
但这不过是最后的一点扑腾罢了。
熬到1861年5月，太平军的局势已经到了崩盘的悬崖边上。
这时候，干王洪仁玕、靖东主将林绍璋终于带着救兵露面了。
陈玉成一看来了帮手，心里的火苗又窜上来了，在桐城又凑了三万多人，营盘扎了二十多里长，准备再玩命冲一次。
结果拦在前面的还是那个老冤家——多隆阿。
在横山铺、练潭、挂车河这些地方，多隆阿的骑兵再一次给这帮从天京来的援军上了一课。
洪仁玕这帮人虽然地位高，但真要论打硬仗的本事，跟陈玉成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通乱战下来，援军损兵折将，狼狈地逃回了桐城。
陈玉成这下彻底绝望了。
他把最后的指望寄托在老家天京，自己亲自跑回去搬救兵。
可他这一走，留下的部队就惨到家了。
1861年6月，安庆外围打得最惨烈的一战——赤岗岭之战爆发了。
负责守赤岗岭的，是陈玉成手下的头号悍将刘玱林。
就连曾国藩在日记里都得骂一句：“这贼头子最凶悍，是第一号亡命徒”。
进攻的那边是湘军第一猛将鲍超带着“霆军”，配合曾国荃的“吉字营”。
这一仗打得有多惨？
湘军这边，虽然占着绝对优势，人多枪炮多，可居然被打死打伤了三千多人。
曾国藩在给家里的信里都惊呼，这种伤亡是从起兵以来没见过的。
但太平军更惨。
刘玱林的四千守军（也有说是两千），在湘军疯了一样的围攻下，几乎全部战死。
这些人大多是跟着太平军起家的两广老兄弟，打仗经验那叫一个丰富，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最后的家底子。
6月9日，弹尽粮绝的刘玱林带着几百个残兵败将，试图从赤岗岭突围。
一路杀到马踏石，终于跑不动了，被追兵活捉。
鲍超恨透了这个让他折了这么多兄弟的对手，下令把刘玱林大卸八块。
也就是在这一战之后，曾国荃为了泄私愤，也为了永绝后患，才下令屠了那九千降卒。
赤岗岭一丢，安庆就真的成了个铁桶，插翅难飞。
这时候的安庆城，活脱脱就是个人间地狱。
曾国荃不光在陆地上挖沟，还在水上动起了歪脑筋。
他让人在枞阳修大坝，把内湖的水位强行憋高。
这招太损了，安庆东门外顿时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原本只能在长江里晃悠的湘军水师，这下可以直接把船开进内湖。
杨载福带着4000水军、几十艘战舰，整天围着安庆城转圈，大炮对着城里狂轰滥炸。
城里的粮食早就断顿了。
张朝爵和叶芸来还在死扛，但希望已经彻底灭了。
外面的援军要么被打散了，要么像李秀成那样站在岸边看热闹。
粮食进不来，消息出不去。
这就是曾国藩“结硬寨”的最终形态：他不跟你比谁的刀快，他比的是谁命长。
他用强大的后勤补给线、统一的指挥体系、冷酷的杀戮政策，造出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
在这个绞肉机面前，个人的本事——哪怕是陈玉成这样的天才将领，刘玱林这样的悍将——都显得苍白无力。
回过头再看，安庆之战谁输谁赢，其实早在开打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这不光是打仗打输了，更是组织决策上的彻底完败。
当曾国藩为了给弟弟打气，写下“何必以多杀为悔”的时候，他展示的是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的统一意志。
而当陈玉成在挂车河苦等李秀成不来，绝望地看着多隆阿的骑兵冲锋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各自为战的太平天国。
1861年，安庆陷落。
这是湘军最风光的时刻，也是太平天国敲响丧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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