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冯锡根
抗战胜利后，城中公花园大河池西南侧的茶座间，经常见到一个高个子少年，年龄也就十六七岁模样。理一个小平头，长长的脸庞，皮肤较黑，高高的鼻子下一张微撅的嘴巴，小耳朵，一双眼睛半闭半睁，好像永远睡不醒似的。一旦惹恼了他，一双眼睛猛地一张，瞪着一双滚圆的眼珠，也挺吓人的。穿一件深色线布长衫，脚穿一双自制布鞋。手里拿着一只白铁皮的铁匣子，里面可全是当年市场上最好的香烟。烟箱中档次最低的是精装前门，其他不是英国烟绞盘（白锡包）、炮台（绿锡包）、黑猫、水手、三五等，就是胜利后最时髦的骆驼、马力斯等美国烟，这个卖香烟的少年就是冯锡根。
冯锡根卖香烟的方式与其他卖烟人不同，他遇到老顾客总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叫一声“某先生”，然后递上一包对方常吸的名牌烟。如果对方是陌生人，而且看上去挺有身份的，他会装得可怜巴巴的，先深深鞠一个躬，然后说：“父亲早已去世，只有一个老母没有生活来源，所以只好失学，靠卖香烟来养活老母，请多多帮忙。”然后再恭恭敬敬地鞠一个躬，低首站在一旁。人家见他说得可怜，便会买他的烟，所以生意很好。
冯锡根的父亲的确很早便故世了，可是他有个哥哥在上海，而他的姐姐家就在城内盛巷大王庙弄底、白水荡旁，紧靠冯锡根的家。哥哥、姐姐家的经济条件都很好，就是不愿意赡养老母亲，全靠冯锡根卖香烟养活，所以冯锡根有“孝子”之称。由于冯锡根的表情一脸茫然，好像浑浑噩噩，尤其是一双似开似闭的眼睛，看来呆兮兮的，他也就有了一个雅号叫“呆头”。但冯智商很高，是一个“大智若愚”型的人物，有时却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这就显出他的“傻”了。
抗战胜利后，无锡出现了几家歌厅，最红的歌女是城内公园饭店“凤凰厅”的李红梅和城外京沪饭店“万象厅”的田影。无锡歌迷中出现了拥李派和拥田派。冯锡根是铁杆拥李派，经常在公共场所捧“李”、贬“田”，这一点冯锡根可就不自量力了。他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一个卖香烟的小贩，怎么能和那些财大气粗的老板、少爷们去争锋，结果他被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被打得目青鼻肿。
1948年底，冯锡根挣了一点钱，年纪也长大了几岁，对异性有了需求。有一天，他在公园饭店门口邂逅了一个年轻女郎，交谈下那个女郎表示对他钟情。当晚冯锡根便和那个女郎住在公园饭店，一夜风流。冯一觉睡到天明，醒来发现那个女郎已告失踪，那只贮满好烟的铁皮箱同时不见，长衫口袋中所有钱钞也被掏得精光。这一次他经济上遭到重大损失。冯锡根连续在女性问题上栽了两个跟斗，他认为是一生中两件奇耻大辱，后来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这两件事，掉头就走，宁可不做生意。当年无锡所谓的“老无锡八怪”，已死的死、散的散，仅剩下瞎子阿炳、卖五香豆呆头和王麻子等四位。社会上便酝酿要补上四个，成为“新无锡八怪”，冯锡根居然被提名为无锡新八怪第一候选人。
冯锡根嗜酒如命，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胃口既大又爱酗酒。晚上经常出现在供应夜宵的摊点上，看到有熟悉的客人，便上前招呼一声“某先生，搭只角”，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径直到堂口去取了酒盅、筷子，自行据案大嚼，招来别人对他的不满。同时他也因为空肚酗酒，造成严重的胃病。
解放后，他娶了一个服装厂的女工陆阿琴，人很贤慧且能干，就是长得矮一点，人缘很好，邻居们昵称她“矮婆婆”。不久，公园中河池沿的茶座因变成投机市场而被取缔，冯锡根卖香烟收入锐减。小商贩实现合作化，冯锡根先是被分配到一家烟酒店当营业员，后来又被安排到西河头一家煤球店送煤球。这时他已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老母虽已去世，但依靠冯锡根夫妻二人微薄的工资，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相当拮据，只得在煤球店工作后，回家代人到自来水龙头上挑水。水站上一角挑八担，他给人挑四担水算一角钱，以此来贴补家用。到后来年纪大了，体力不支，领导上照顾他到一家小烟酒店去进进货，在门口扫扫地。严重的胃病，发展成胃癌，冯于上世纪后期病死。
（二）云中鹤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无锡城中公花园大河池边的茶座出现了卖香烟呆头冯锡根。不久又冒出了一怪，他就是相面先生云中鹤。
云中鹤初出现在人前给人的印象是，身材适中，理着一个西式分头，发上涂着匀称的发蜡，在阳光中锃光瓦亮，五官端正，鼻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身穿一袭米黄色的西服，料子质地、做工都极为讲究，雪白的硬领衬衫，上系着整齐的领带，脚穿一双式样新颖的黄白相间的皮鞋，举止文雅，年龄在30岁左右。要不是他手持一根竹竿，竹竿白布招上写着“君子问祸不问福，为君指点迷津”，中间大书“科学相面云中鹤”点明了他的身份外，茶客们还当他是哪一家官宦富商家中的阔少爷呢！
云中鹤出身富家，受过高等教育，学校毕业后还有着一个相当好的职业，由于他生活上的不检点，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尤其是染上了毒瘾，从此丢掉了工作，败尽了家产。最后凭着他有一定文化，口才也很好，于是选择了为人相面的行当。因为他善于观察人的气色，发现茶客有神色沮丧的便会主动走上去送他几句，往往会说到对方的点子上。而且他熟悉当时社会形势，有时为对方出谋划策，居然也很有成效，刚开始居然有人相信他的胡诌，生意也相当不错。
不过云中鹤恶习难改，加上他没有相面、算命的专业知识，他的老一套逐渐被人识破，生意不好了，收入减少了，毒瘾加大了，仅有的一套西服也陈旧了，衬衫不白了，皮鞋也破了。云中鹤虽然仍周旋于公园茶座茶客中间，但已很少有人问津。
解放后不久，云中鹤在公园茶座中消失了。
（三）阳山莫老虎
抗日战争后，在无锡北大街、中山路、崇安寺等一带热闹的马路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个怪人。这个人怪就怪在穿着打扮上。
当时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辛亥革命后已三十年，清王朝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怪人偏偏穿着清朝高官的服饰出现在热闹的马路上。只见他头戴宝蓝顶子、蓝翎三品顶戴，身穿补服，内穿红色套椅，脚穿黑色白底官靴。这人面庞消瘦，脸色黝黑，鼻架一副玳瑁边的茶色墨镜，留着两撇浓浓的八字胡，神情木然。腰间挂满了扇袋、眼镜袋、鼻烟袋、香袋等，颈悬一串朝珠，手持一把鹅毛扇，一摇三摆、旁若无人地行走在大路上。他一出现，身后永远跟着一群孩子，可这个怪人却毫不管这些，旁若无人仍是我行我素。
这个怪人另有一怪，无锡人不知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叫他“阳山莫老虎”。“阳山莫老虎”可能是当时人给他提的绰号，并不是他的真姓名。“阳山莫老虎”典故出于元末明初。元末农民起义中，张士诚据江南定都平江（今苏州），无锡也被张士诚占领。他派部将莫天佑镇守无锡，莫在阳山驻军过，因骁勇善战，人称“阳山莫老虎”。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部下进攻无锡，莫天佑抵抗，兵败长广溪，入太湖逃往浙江。解放前无锡人觉得这个奇怪的人穿官服，招摇于大街，就以“阳山莫老虎”讥讽他。有人说他是个官迷，在清朝没有做过一官半职，到民国年代，穿着前清官服过过官瘾。有人说他是清朝遗老，至死不忘效忠清王朝。
解放前夕，这个怪人在无锡消失了，也许他死了。但当年“闹市上走清朝活死人”的景象，一些无锡老人还记忆犹新！
（四）吴阿德
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上海服装业为男士制作西服，都要聘请“红帮裁缝”中的名师做广告，以招徕顾客，而制作西服的费用要比平常裁缝高出数倍。红帮裁缝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宁波，因为当时的外国人被称为“红毛人”，为红毛人制作西装的裁缝，便被称为“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以其独特的西服制作工艺闻名海外。作为现代服装的开拓者，红帮裁缝一改中国服装制作的落后工艺，率先采用西方立体设计、按人体部位裁剪的技术，开创了现代服装的新潮流，做出来的西服，合身、得体、挺括。红帮裁缝从宁波进入上海后，迅速占领了上海西服制作的市场，由于随后大批宁波红帮裁缝进入上海，因此竞争非常激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外侨离开上海，上海西服业大受影响，因此有个别红帮裁缝开始向上海周边地区发展。
四十年代初，无锡中山路来了一位30多岁的中年人，一米六十左右高，偏瘦的矮个子，一张脸长得活像一个瘪嘴老太婆，一口地道的宁波方言，他就是红帮裁缝吴阿德。他自己也向顾客声称“鄂拿其（宁波话“就是”）宁波阿德哥”。他一到无锡便出手不凡，凡是慕名到阿德那里定做西服的人，他为顾客量衣，上身认真用皮尺仔细丈量；如果是定制西裤时，他只用手拍拍对方臀部便算量好了。假使顾客自带毛料请他加工制作，不是顾客预付定金，他反而交给顾客一两重小金块，俗称“小黄鱼”的，以示他的信用。阿德对西服上装内的“衬子”非常讲究，讲好期限先来试样，然后再精工细作，有些紧要部位，更是手工缝制，可说是“一丝不苟”。由他加工制作的西服的确与众不同，笔挺，合身，生意真是兴隆。这个人真怪，生意再好，他也不雇佣助手，也不招收徒弟。
解放后，他移居在后书院弄，定做西服的人少了，单做西裤加工收入不高，他设计将长衫改制中山装。这一招果然很灵，旧社会的男性都穿长衫，有很多是毛料的，解放后穿长衫的人几乎绝迹。于是有些人将搁置不穿的长衫请他去加工，一件长衫改一套中山装，吴阿德照样生意兴隆。
吴阿德没有什么嗜好，他有一套音响，特别喜爱听江南名曲《江南好》。他为人孤僻，不合群，后来到光明内衣厂工作。
红帮裁缝的制作手艺一直都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代代相传，吴阿德没有带过徒弟，这是很可惜的。2008年10月份举行的第十一届宁波国际服装节主办方表示，宁波已启动将红帮裁缝技艺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的是使红帮裁缝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五）“强盗”阿本
坐落在无锡城中心的崇安寺，自清光绪年间无锡县知事廖纶在崇安寺大雄宝殿至金刚殿间的广场内建造起皇亭后，皇亭周围建起了简易棚屋，上午成了当时无锡最大的小菜场，下午是著名皇亭小吃的集中点，晚上又是说因果艺人的演艺场，是无锡平民的消闲场所。到春节，游崇安寺皇亭更是无锡人一年一度的盛事。
当年的皇亭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无论是经营小菜的摊贩，还是各种小吃摊主，一天营业下来，简单收拾一下便离开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皇亭出现了一位青年妇女，身高一米六十左右，体格壮实，年约三十岁，因为过早的掉了牙齿看上去比较苍老。这位妇女手脚勤快，一到皇亭便主动负责皇亭清扫工作，晚上就住在皇亭肉墩头下，负责守夜。这位妇女性格豪爽开朗，人人只知道她来自江阴北润，所以都叫她“强盗”阿本。经营鱼、肉菜蔬的摊贩，乐于有这样一位打扫卫生、负责守夜的人，所以每天都拿出一些新鲜蔬菜、小鱼、碎骨给她。强盗阿本利用这些摊贩的赠予，联系了几个老主顾，每天上门送菜、送猫鱼，生活过得无忧无虑。
三十年代初，皇亭菜场肉墩下又来了一个过夜的妇女，她便是董催（彩）娣，董催娣同样来自江阴北润，只是董嫁给一个常熟农民，生了二男二女，因为染上鸦片毒瘾被丈夫赶出家门，到无锡来投靠弟弟。弟弟当然不愿接纳这个吃鸦片的姐姐，董催娣无奈只得也寄身在皇亭内。
皇亭是强盗阿本的地盘，她发现来了这样一个不速之客，便向对方盘问。当得知董催娣的身世后，二人同为女性，而且又是同乡，董催娣又无生活来源，强盗阿本想起瞎子阿炳也是孤身一人，生活起居非常不便，董催娣虽有毒癖，但生性勤快，可以照顾阿炳。于是决心为阿炳、董催娣做一“红娘”。强盗阿本到三万昌茶馆找到阿炳，说明缘由后，阿炳欣然同意。不久阿炳便常到崇安寺找董催娣“皇亭相会”，后来阿炳和董催娣在雷尊殿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直到阿炳去世。
作为皇亭的看守者，强盗阿本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才离开。据知情者说，强盗阿本是叶落归根，回到江阴北润老家去了。
（六）曹坚定
曹坚定是中医外科医生，医术有独到之处，上世纪四十年代，便在中山路打铁桥堍开设私人诊所。
曹坚定在恋爱中遭了挫折，发誓永不结婚。生活中自由散漫，讲话口无遮拦。年纪轻轻便留了一绺大胡子。夜里穿着一套笔挺西装，毫无顾忌地在大街上大唱京剧。解放后，加入崇安区联合医院，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曹坚定历经批斗后，关入牛棚，但他泰然处之，在牛棚中依然谈笑风生。
著名小儿科医生强士奎，为崇安医院院长，“文革”中除了遭受批斗，还被抄走现金11万元，他同妻子还一起站在住处对面的商业大厦门前挂牌示众。强士奎遭此打击后，情绪低落，几次萌发自杀的念头，被曹发现后，进行规劝。曹说：“强医生，你不是被抄走11万元钱吗，说你是反动学术权威吗？要知道‘学术权威’是花了钱也买不到的，区区11万元钱换来一个‘学术权威’，值得啊，值得！我真为你高兴，今后，你便是‘学术权威’了，这是群众封你的。”一席话说得强士奎破涕为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文革”结束后，强士奎和曹坚定先后平反。强士奎恢复了院长职务，对曹坚定心存感激，非常器重。在一次评定职称时，曹坚定非常不满，便离院在亭子桥堍人民路上开了一家诊所，因为他对治疗妇女“奶痈”（乳腺癌）有一手，获得病人的信任，诊所内门庭若市，也着实挣到些钱。
经济宽裕后，曹坚定秉性不改，依旧举止乖僻。到八十年代末，他年事已高，满头白发，留着一绺大胡子飘拂在胸前，穿着黑色笔挺的西服，脚上皮鞋锃亮。因为他独身依旧，一日三餐都吃在外面，不论高级酒家、菜馆或是一块木板、几张条凳的小饭摊，只要配他胃口，他是走到哪，吃到哪。人们常能在街头角落、貌不惊人的小饭桌上，见到这位衣冠端正、长须白发的老人，旁若无人地敞怀大饮，所以人们都叫他“怪医生”。
曹除酷爱吃外，还喜爱京剧，他自己也会哼几句“黑头”花脸。但曹平常为人很小气，1992年京剧表演艺术家童芷苓、王正屏等来锡与“民建票房”联欢时，他破例赞助1000元钱，宴请童芷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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