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张宗逊手握六个旅,围住敌人一个旅,兵力四比一,占尽优势。结果呢?
打了两夜一天,没吃掉,打成了消耗战。这一仗之后,他的野战军司令没了,大将席位也没了。
一个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老资格,怎么就栽在这儿了?
要说张宗逊的资历,放在整个解放军里都是头一档的。
1908年生人,陕西渭南人,1926年进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入党。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张宗逊就在队伍里,任第1团第2营第6连连长。三湾改编之后,他带一个排,专门负责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一路护送上了井冈山。
行军途中,毛泽东脚被草鞋磨烂化脓,张宗逊绑了副竹担架要抬他,毛泽东不肯,拄着竹棍坚持走。从三湾到井冈山,两个人形影不离,白天并肩行军,晚上同住一屋,毛泽东睡铺板,张宗逊就打地铺睡在跟前。
这份渊源,比绝大多数开国将领都深。
之后张宗逊一路打上去,红军时期当过红12军军长、红14师师长、红军大学校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打过雁门关伏击战,打过滑石片伏击战——一仗歼灭日军一个大队700多人,打过百团大战。
1945年指挥爷台山反击战,把胡宗南伸进陕甘宁边区的手硬生生打了回去,毛泽东对这一仗极为满意。
军史研究者给他起了个雅号,叫"禁卫上将"——因为他这辈子,好几次关键时刻都在护卫党中央和毛泽东。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毛泽东后来评价他说得很准:你的长处是稳重厚道,不足的地方是该厉害的时候厉害不起来。
"稳重"是优点,但打仗光稳不行,该狠的时候必须狠。这个短板,在后来的两场大仗里暴露得一览无余。
1946年8月,张宗逊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指挥大同集宁战役。结果因轻敌加指挥失误,被傅作义部反击,没打下大同,战役失利。这一仗打完,他自己去找毛泽东做检讨,毛泽东没怪他,说贺龙来电讲主要责任不在你,自己总结经验,争取以后打好。
大同没打好,上级给了机会。1946年11月,毛泽东再次点将,调他率晋绥第1纵队西援陕北,保卫延安。1947年2月10日,中央军委下令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下辖六个旅、2.8万人。
这是张宗逊军事生涯的顶点——独立执掌一支野战大军,全权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防御作战。
上级把最重的担子交给他,他必须证明自己扛得住。
集团军刚组建完,胡宗南就动手了。
他以五个旅的兵力进犯陇东,由整编76师师长廖昂统一指挥。其中整编第48旅冲在最前面,旅长叫何奇,少将军衔。这个何奇打仗有股子蛮劲,一路猛冲,接连占了赤城、板桥、合水,和后面的友军拉开了距离。
廖昂看出问题了。48旅一路突进,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就占了这么多地方,这不对劲,很可能是解放军在故意诱敌深入。他赶紧给何奇下令:别往前走了,赶紧回撤。
何奇接到命令,决定不走原路,而是经西华池走捷径回宁县,这样路程短、省时间。
鱼好不容易咬钩了,张宗逊当然不会让它跑掉。他调集358旅、独1旅、新4旅,向西华池方向秘密集结,准备围歼。三个旅九个团对敌人一个旅三个团,兵力优势接近三比一,这个仗本来稳稳地能打赢。
关键时刻到了。
358旅旅长黄新廷,是个有头脑的指挥员。他判断何奇骄傲自大,肯定走大路不走小路。于是亲自去勘察地形,果然发现大路上有一段必须过一条沟,沟两侧是小高地,天然的伏击阵地。黄新廷把两个团布置在沟的两侧,一个团当预备队,口袋扎好了,就等敌人往里钻。
3月3日上午,何奇的两个团果然从这条路过来了,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伏击圈。黄新廷立刻向张宗逊请示出击。
张宗逊的回复是:敌情不明,听候指示。
黄新廷傻了。敌人就在眼皮底下,两个团全部进入伏击圈,居高临下打下去就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你告诉我敌情不明?
但军令如山,黄新廷不敢擅自行动,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两个团从伏击圈里穿了过去。
一个绝佳的战机,就这么白白丢掉了。
如果这一仗在沟里打响,两个团的敌人根本跑不掉,358旅居高临下,火力全开,半天就能解决战斗。后面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但张宗逊犹豫了。大同集宁的阴影还在,他怕情况没摸清就动手会出问题。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打仗就是这样——战机稍纵即逝,错过就是错过。
错过伏击之后,何奇率48旅全部退入了西华池镇。
当天黄昏,张宗逊下达了总攻命令。
此时敌人三个团挤在西华池,刚到不久,立足未稳,工事还没来得及修。我军九个团已经完成合围,兵力优势明摆着,如果一上来就集中主力猛攻,趁敌人还没缓过神,是有可能一举全歼的。
但张宗逊再一次犯了过于谨慎的毛病。
九个团参战,他只派了两个团进攻西华池。四个团当预备队,两个团担任警戒,一个团作为第二梯队。更要命的是,前线的基层指挥员也跟着谨慎起来——主攻的第8团只拿出一个营,营又只拿出一个连;助攻的新4旅第16团,层层留预备队,实际投入战斗的只有四个排。
九个团的兵力,最后真正在打的只有几个连。
敌人是三个团,还有房屋院落做依托。我军这点兵力冲上去,火力根本压不住,苦战一整夜,进展很小。
更糟糕的是,敌人因为没受到太大压力,连夜抢修了工事。等天亮一看,窗口时间已经过去了。
张宗逊这时候醒悟了,赶紧调整部署,一口气投入了七个团。358旅主攻,独1旅助攻,新4旅配合,几乎全部主力压上去。
但为时已晚。敌人缓过来了,工事也修好了,强攻的代价成倍增加。战士们冒着弹雨往上冲,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打,每攻下一处就得重新组织,推进速度极慢。
从3月3日晚打到5日拂晓,我军付出了千余人伤亡,把残敌压缩到了几个孤立的寨子里。再加把劲,就能全歼了。
但这时候,敌人的援军——整编第24旅两个团——已经逼近战场。张宗逊担心腹背受敌,下令撤出战斗。西华池战斗就此结束。
战果:歼敌1500余人,击毙少将旅长何奇。我军伤亡约1200人。其中358旅和独1旅损失821人,新4旅损失317人。
从数字上看,歼敌多于自身伤亡,似乎还可以。但问题是——你是九个团打人家三个团,四倍的兵力优势,最后打成一比一的交换比,这叫什么?这叫消耗战。
新4旅战后总结时说了一句大实话:如果再坚持一天,有可能将敌全歼。而且援军其实只有两个多团,我军兵力仍然占绝对优势,完全有能力一边打援一边继续攻坚。
习仲勋后来的总结最一针见血:因情况摸得不够准,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这使我内心十分不安。
西华池这一仗,直接改变了张宗逊的命运。
3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西华池战斗给了敌48旅以严重打击,何奇毙命。措辞是肯定的,但也只是"肯定"而已——没有"大捷"、没有"全歼",这在当时的电报用语里,已经说明上级并不满意。
3月11日,野司在富县召开战斗总结会,彭德怀亲自到会,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天,也就是3月12日,彭德怀和刘少奇在枣园小礼堂主持旅以上干部会,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恢复原建制。
张宗逊不再是野战军司令员了。他回到第1纵队,当司令员,和廖汉生搭档。
五天之后,3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从独挡一面的主帅,变成了给彭德怀打下手的副手。
这个变化有多大?同样是带兵打仗,司令员是拍板的人,副司令员是执行的人。从此以后,张宗逊再也没有独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
必须说句公道话——撤掉野战集团军不全是因为西华池。
当时胡宗南24个旅近20万大军正准备进攻延安,形势万分紧急,彭德怀主动请缨指挥陕北作战,毛泽东批准了"临阵换将"。这里面既有对张宗逊指挥能力的考量,也有全局战略的需要。
但不管怎么说,西华池打成消耗战,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加上之前大同集宁的失利,两次独立指挥都没打好,上级不可能再给第三次机会了。
之后的张宗逊尽职尽责地当好了副手。他协助彭德怀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打了沙家店,打了宜川、扶郿、兰州——一路从陕北打到大西北。1949年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1950年代理西北军区司令员。他的能力没有问题,但独立挂帅的机会确实没有了。
1955年授衔,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排名第三。
而在此之前,1955年1月,彭德怀和罗荣桓联名上报的大将预授名单里,第一方案15人,张宗逊赫然在列。但最终经中央反复研究,大将定为10人,张宗逊落选了。
他落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放战争中始终担任副职,没有独立指挥大兵团的突出战绩,而大将名额又要兼顾各方面军的代表性、兵种平衡等因素。但追根溯源,如果不是大同集宁和西华池这两仗,他未必不能继续当主帅,未必不能打出更漂亮的战绩。
一步错,步步错。西华池那个犹豫的上午,黄新廷请求出击的那一刻,张宗逊说了句"敌情不明,听候指示"——这八个字,改写了他的后半生。
1998年9月14日,张宗逊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身后留下一本《张宗逊回忆录》,和一个让后人反复咀嚼的教训:打仗这件事,谨慎是必要的,但过于谨慎,有时候比冒进还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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