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随便问个医生都知道，人体里头七成都是水。
这在今天是个写进教科书的常识，可倒退几十年，在东北那嘎达，日本人为了搞清楚这个确切的“含水率”，用的法子可不是坐办公室里算算数，而是把大活人直接塞进高温干燥室里去烘。
不给吃不给喝，就那么干烘着，直到这人身上最后一滴水分蒸发干净，变成一具彻彻底底的干尸。
这时候再去过秤，拿活着的体重一减，剩下的差额就是水分。
这便是731部队办事的逻辑。
在他们的账本里，从来就没有“人”这一说，只有“原材料”，也就是他们嘴里的“马路大”（圆木）。
大伙儿回头看这段历史，往往气得直哆嗦，觉得这帮人就是一群丧尽天良的畜生。
话虽这么说，可要是真把他们当成失控的野兽，那反倒是小瞧了这帮恶魔的手段。
野兽吃人那是为了填饱肚子，那是本能。
可731部队搞屠杀，那是一笔笔算计好的买卖，是一套为了追求所谓“科研产出”最大化的冷血决策。
每一场惨绝人寰的实验背后，都站着一个拿着算盘的“决策者”，在那儿冷静地计算投入和产出。
咱先瞅瞅这“原材料”是咋弄来的。
在别人的地盘上搞这么大一个生化基地，最头疼的不是技术，而是去哪儿弄那么多活人当样本。
抓战俘？
人少不说，还容易炸刺儿。
大街上直接抓壮丁？
动静太大，容易走漏风声。
这帮日本人一合计，弄出了个成本极低、效率极高的“诱捕方案”。
那会儿东北地面上，日军搞“三光政策”，地里庄稼毁得差不多了，老百姓就没有不饿肚子的。
这正好被日本人抓住了命门。
他们把刺刀收起来，换了一副笑脸。
围着他们的，是俩穿着破棉袄的小丫头，手背在身后，眼神里全是防备，可又忍不住盯着那是吃的。
这场景里头，日本人算盘打得精着呢：只要掏这点口粮钱，就能换来新鲜的活体样本。
对当时冻饿交加的老百姓来说，这简直就是没法拒绝的诱饵。
只要你迈进那个竖着大烟囱的院子，名字就没了，以后你就是个编号，一根“圆木”。
人弄来了，下一步咋用？
搁现在医院里，动刀子前肯定得打麻药，这是为了不让人遭罪。
可在731那边，打不打麻药，是个得权衡利弊的“科研选项”。
那帮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觉得，打了麻药会影响神经反应，血流速度也会变，这样测出来的数据“不纯”。
为了要那个所谓的“精准数据”，他们拍板做了一个没半点人性的决定：活体解剖，而且绝不打麻药。
这么干不光是为了折磨人，更是为了看清楚器官在“原装”状态下到底是咋运作的。
记录下来的那些画面简直没法看：三个全副武装、穿着防护服的日本兵围着解剖台，台上那中国人已经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人却还是清醒的。
受害者疼得死去活来，旁边的日本医生压根儿不当回事，眼睛只盯着记录本上的数据跳动。
直到器官被割下来泡进福尔马林瓶子里，这个人在他们眼里的价值才算真正“变现”了。
除了搞基础生理研究，731部队还得给打仗服务。
那时候关东军假想的对手是苏联。
真要往北边打，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苏军，是那能冻死人的严寒。
那人到底冻到啥程度就没法打仗了？
冻伤了是用热水烫还是用雪搓？
这事儿书上没写。
731部队就决定用最笨也最狠的办法——穷举法，挨个试。
这就有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冻伤实验”。
零下三十多度的东北户外，他们逼着抓来的中国百姓把手伸出来，就在寒风里那样晾着。
不是晾几分钟，是一晾就是十几个钟头，直到手冻得硬邦邦的，敲上去跟木头似的，甚至脆得像萝卜。
这还不算完。
这只是先把“伤”给造出来。
紧接着，人被拖回屋里，开始测试各种解冻的法子。
有的日本兵直接舀起滚开的热水，往那冻成冰坨子的手上浇。
在这帮家伙眼里，这哪是人手啊，就是块无机物。
开水一浇，皮肉当场就烂了、掉了，手指头甚至直接断下来。
每一次撕心裂肺的惨叫，换来的不过是日本军医在本子上画个叉：这招解冻，不好使。
为了凑出一本“有效”的战地急救手册，不知道多少中国人的胳膊腿儿就这么当成一次性耗材给报废了。
更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是他们还想测测人性。
除了毒气、细菌这些常规项目，日本人居然想把“母爱”也给量化一下。
他们设计了个缺德带冒烟的场景：把一当妈的跟孩子关进一个密封屋子里，然后往里灌毒气，或者是把地板烧热。
这就是一场赌局，赌的是人性的底线。
那帮日本军官站在厚玻璃墙外头，手里掐着秒表，在那儿下注：到了生死关头，这当妈的是会把孩子踩在脚底下垫着自己活命，还是至死都要护着孩子？
结果让这帮日本人失望了，也让他们见识了啥叫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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