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最神秘的政权：
在中原大地纷争不断，政权频繁更替时，它却雄据西北高原，置身“五代十国”之外，在“舂磨砦、骨肉糜”的乱世屹立百年。
它很少被列入“五代十国”的政权名单，却厉兵秣马、萎缩发育，最终积蓄了一支足以震撼北宋王朝的力量—西夏王朝。
没错，它就是由党项拓跋氏（李氏），建立的西北割据藩镇—定难节度使政权！
1.勤王军变“定难军”
定难军政权，还得从唐末黄巢起义说起！
公元881年，黄巢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唐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际，身居夏州的党项族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便率领骁勇善战的党项骑兵，参与了镇压黄巢的战争。
由于勤王有功，唐僖宗下诏嘉奖赐其军号为“定难军”，赐予拓跋思恭国姓“李”，晋爵为夏国公，下辖夏、绥、银、宥、静五州，定难节度使政权正式形成，这也成为党项拓跋氏的世袭领地。
定难政权的诞生，并非依靠武力强取，而是抓住时代机遇；在唐王朝急需援手时，雪中送炭，从而获得了合法的割据地位。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中原进入五代更迭和十国政权林立的动荡时期。
当时，定难军地处西北边陲，土地贫瘠，物资匮乏、人口稀少，根本没有多大的战略价值，并非是兵家必争之地，自然也就避免了成为群雄争夺的重心。
更为重要的是，李家掌握着精明的外交策略；从后梁到后唐，再到后晋、后汉、后周，无论谁入主中原，成为中央朝廷，定难军政权的态度始终如一：上表称臣，接受册封，内部事务自理，军队不外调。
公元908年，定难军第二任节度使李思谏（首任节度使李思恭之弟）去世，李彝昌、李仁福相继袭位，维系定难军政权。
公元933年，李彝超在父亲李仁福去世后，被军民拥立为“留后”（代理节度使）；后唐明宗李嗣源担心定难军和契丹勾结，利用“换镇”方式，准备将代理节度使李彝超调离夏州，收回这一世袭藩镇。
但是，李彝超拒不奉命，而后后唐发兵围攻夏州；但是夏州城墙高大且厚实，再加上党项骑兵时常突袭，最终导致后唐军队无功而返，朝廷不得不承认李彝超的地位，并正式任命其为“定难军节度使”。
这一战后，定难军在银夏地区确立了高于朝廷的绝对领导和指挥权，中原王朝也无法通过调离等手段，削弱定难军的实力。
2.韬光养晦的百年基业
纵观五代十国，毗邻北汉政权，实力军力却远胜于北汉的定难军，始终保持着低调务实的作风。
后晋时，定难节度使李彝殷，曾派兵支援后晋攻打契丹，被授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后汉时，静州正式归入定难军辖下；后周建立后，李彝殷被册封为西平王。
五代乱世百年间，当中原战火纷飞时，定难军统治下的五州百姓却得以休养生息；党项部族也在夏州地区繁衍生息，积蓄力量，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自治、灵活的政治实体。
虽然说，当时的定难军，已经是实质上的独立割据王国，但是依然保持着藩镇的名义，这也为定难政权的和平稳定发展，以及过渡到西夏王朝时期奠定了基础。
后来，北宋王朝建立，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避免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群雄乱起、中央朝廷威严丧失的情况，便决定削藩集权。
公元982年，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迫于军事压力，主动入朝开封，向北宋献出五州之地，放弃世袭割据，使得夏州定难政权一度面临终结。
但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并不甘心祖业就此沦丧，便率数十余名亲信逃入地斤泽（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举起反宋大旗。他一边联络党项各部，一边向辽朝示好，以联姻方式获取支援，不断与北宋周旋作战。
公元1002年，李继迁攻陷北宋西北重镇灵州，并改为西平府，而后迁都于此。自此，定难军政权不再偏居西北一隅，而是拥有了进取河西、雄据西北的战略桥头堡 也奠定了西夏王朝的基础。
公元1004年，李德明正式即位（夏王位），并继续奉行“附宋和辽”之策，同时向两国称臣纳贡，接受封号，并不断向西拓展，最终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
后来，李德明将定难政权，迁移到黄河西岸的怀远镇，并改名为兴州；这也使得日后的西夏政权，远离了北宋正面威胁，更有利于节制河西走廊。
公元103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在兴庆府登基称帝，国号大夏，这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西夏政权，随后中原大地进入辽、宋、夏三方鼎立的割据局面。
从定难节度使到西夏皇帝，从唐末五代边远藩镇到与宋、辽对峙的王朝，党项拓跋氏，他们用了上百年的军事和政治积累。
3.对于定难政权的看法
定难军政权，之所以是“五代最神秘的政权”，便在于它地处西北边陲，行事低调，以至于在正史里只有寥寥数笔。
但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西北藩镇，却能在百年乱世中对内保境安民、对外积蓄力量、伺机扩充版图，最终孕育出延续近两百年的政权，甚至让宋王朝也败于此。
我想，这也是定难政权区别于其他藩镇的根本不同，在隐忍中强大，在保守中前行，数代人的坚持不懈，只为一代人的“扬眉吐气”，正如当年秦国“奋六世之余烈”，建立了首个统一政权—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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