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907年—978年），又称义忠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统治者为临安钱氏。由钱镠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所建，定都杭州。吴越国历三代五王，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立国72年；从唐景福二年（893年）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算起，至灭亡前后存86年。之所以能存在这么久，主要还是遇到了能人，他就是钱缪。钱缪字具美，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他出身微寒，少年时曾以贩盐为生。据《旧五代史》记载，他出生时“红光满室，父宽将弃之”，幸得祖母怜惜，才得以保全性命，因此小名“婆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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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坚韧不拔、务实机敏的性格，也让他深知底层百姓疾苦。唐末天下大乱，乾符二年（875年），钱缪投身于石镜镇将董昌麾下，因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在镇压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钱缪崭露头角。他先于乾宁元年（894年）攻克苏州，次年（895年）又大破越州（今绍兴）叛军。乾宁三年（896年），钱谬率军攻入越州，生擒董昌，彻底平定了两浙地区。受封“越王”，奠定基业天复二年（902年），唐昭宗封钱缪为越王。这标志着钱缪正式成为两浙地区（今浙江及江苏南部）的实际控制者。他采纳谋士罗隐的建议，推行“保境安民” 之策，不主动扩张，专心经营根据地。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

为拉拢地方势力，朱温封钱缪为吴越王，并赐予“金印玉册”。钱缪审时度势，接受册封，吴越国正式建立，定都杭州。钱缪深知吴越国地狭人少，难以与中原强权抗衡。因此，他始终奉行“事大”政策，对中原王朝（后梁、后唐）称臣纳贡。他常对子孙说：“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这种务实的外交策略，使吴越国在战火纷飞的五代时期，保持了长达七十余年的和平。钱缪在位，最大功绩莫过于修筑捍海石塘。杭州地处钱塘江口，潮水凶猛，屡次冲毁堤岸，淹没良田。

后梁开平四年（910年），钱缪调集军民二十万，采用“竹笼填石法”修筑海塘，即用竹笼装巨石沉入江底，再打下木桩加固。这一壮举在民间演化为“钱王射潮”的传说。据《吴越备史》记载，当时潮水凶猛，堤岸难成，钱缪命强弩五百射向潮头，迫使潮水退避，才得以成功筑堤。苏轼在《八月十五日看潮》诗中赞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干强弩射潮低。”

这一传说不仅体现了钱缪的魄力，也寄托了民众对战胜自然、安居乐业的期望。钱缪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为防敌军突袭，他睡觉时枕着圆木（警枕），旁边放一个粉盘。若夜半惊醒，便在粉盘上记事，以防遗忘。这种勤政爱民的精神，使他赢得了“海龙王”的美誉，寓意他像龙王一样，既能兴云布雨，又能护卫一方平安。钱謬在任内大力兴修水利，疏浚西湖，发展农业。他还鼓励海外贸易，与日本、朝鲜等地通商，使杭州成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在文化上，他广建佛寺，如六和塔、雷峰塔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钱缪与后梁太祖朱温的关系颇为微妙。

他虽接受朱温的册封，但在朱温与淮南杨行密争霸×时，钱缪并未全力助梁，而是保持中立，维护吴越国的利益。杨行密是吴越国北方的强邻，两人为争夺苏州等地，多次兵戎相见。但在“徐绾之乱”时，钱缪为平定内乱，曾向杨行密求援，并将儿子钱传璙送到杨行密处为质，以求和平。这种“能战能和”的灵活手腕，展现了钱缪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从一个贩盐的“盐枭”，成长为一代明君。他虽未称帝，却为吴越百姓带来了难得的和平与繁荣。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表忠观碑》中赞道：“吴越地方干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钱谬的治国方略，不仅影响了吴越国的命运，也为后世留下了“保境安民”的政治遗产。吴越强盛时拥有13州疆域，约为现今浙江省全境、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市）、上海市和福建省东北部（福州市）一带。吴越国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并且接受其册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钱镠打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