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他却格外的用力|向阳|玉兰|邓丽君|那天晚上|陈默|风铃

文／汉水老人家

我第一次见到沈清和，是在一九八三年的深秋。

那时我刚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城北的纺织厂当保卫干事。厂房是苏式建筑，红砖墙上爬满了枯黄的爬山虎，像一张巨大的、正在褪色的网。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穿着那套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在厂区里巡逻，检查消防栓，记录进出车辆。

清和是厂里的技术员，从上海分来的大学生。他住在单身宿舍三楼最里头那间，窗户朝北，终年晒不到太阳。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一个反常的细节——在那个人人争抢向阳房间的年代，他主动选择了最阴冷的一间。

"我喜欢安静。"他这样解释，说话时眼睛看着别处，"而且北窗能看到城墙。"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城墙是明代遗留下来的残垣，在厂区北面两里地外，被一片荒草和野坟包围着。没人会去那里，除了清和。每个周末的黄昏，他都会骑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沿着碎石路一直骑到城墙根下，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我跟踪过他。别误会，这不是保卫干事的职业病，而是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的好奇。那天我躲在一片芦苇丛后，看见他从包里取出一块馒头，掰碎了撒给野地里的鸟，然后拿出一个速写本，开始画那些坍塌的城砖。

他的侧脸在夕阳下像一尊瓷器，苍白，透明，仿佛一碰就会碎。画到兴起时，他会微微蹙眉，用铅笔尾端轻敲下巴，那个动作让我莫名其妙地心跳加速。

我就是在那一刻意识到危险的。在那个年代，这种心跳意味着毁灭。

但我们还是成为了朋友。或者说，是我单方面地闯入了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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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顺路"经过他的宿舍，带着从食堂多打的一份红烧肉；我在他值夜班时"恰好"也在巡逻，然后"恰好"多带了一件棉衣；我甚至学会了辨认他自行车的铃声——那辆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但他从不修，说这样"有生气"。

"陈默，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有一天他突然问我。那是八四年的春节，厂里的工人都回家了，宿舍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走廊上生煤炉，浓烟呛得他直咳嗽，我接过铁钳，蹲在风口帮他扇火。

火光映着他的脸，忽明忽暗。我低着头，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因为你像一个人。"

"什么人？"

"我弟弟。他……十岁那年淹死了。"

这是谎言。我是独生子。但清和没有追问，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而是一种近乎悲悯的了然。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什么都知道。关于我的谎言，关于我的图谋，关于那些在深夜里折磨我的、不可告人的念头。

但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接过我扇旺的炉火，放上水壶，然后说："水开了我们下面条，我带了上海的梅林罐头。"

那顿年夜饭，我们吃了咸菜肉丝面，分了一听红烧猪肉罐头。窗外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屋里只有一盏15瓦的灯泡，在头顶上晃来晃去。他忽然说："陈默，我给你念首诗吧。"

那是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上海口音特有的绵软，念到"我要在你身上去做，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情"时，他的手微微颤抖，热水洒在了桌面上。

我们同时去擦那摊水，指尖相触，又同时缩回。

"对不起。"他说。

"该我说对不起。"我说。

但我们都没有说为什么道歉。在那个年代，有些对不起是不需要理由的，就像有些感情是不需要命名的。

我们的关系是在那个春天变质的。

八四年春天来得特别早，三月初，城墙根下的野桃花就开了。清和带我去看了他画了一整个冬天的城墙，在那些坍塌的砖缝里，竟然真的长出了一株桃树，花开得不管不顾，像是要把积攒了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尽。

"像不像我们？"他忽然说。

"什么？"

"这棵树。长在废墟里，没人浇水，没人施肥，但还是要开花。"他转头看我，眼睛比桃花还亮，"陈默，你说它图什么？"

我答不上来。风很大，吹得桃花纷纷扬扬地落，有几瓣沾在他的头发上。我鬼使神差地伸手去摘，他却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在明代城墙的废墟上，在无人知晓的荒野里。他的手指冰凉，掌心却有汗。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像是一种警告，又像是一种催促。

然后他开始吻我。

那不是一个熟练的吻，带着颤抖和试探，牙齿撞在一起，生疼。但我永远记得那个味道——桃花的涩，粉笔灰的苦，还有他唇上那一点廉价的凡士林润唇膏的甜。那是八十年代特有的味道，匮乏的，卑微的，却又无比真实的。

"我会害了你。"分开后他说。

"我也是。"

"那怎么办？"

"先活着。"我说，"先像那棵树一样，把花开完。"

我们开始了那种生活。在时代的夹缝里，在道德的阴影下，像两只偷油的老鼠，小心翼翼，又甘之如饴。

他的单身宿舍最里头的那间北向房间成了我们的秘密花园。我们用图钉在墙上钉了一块深蓝色的布，算是窗帘；我把家里的收音机偷来，能收到台湾的频道，深夜播放邓丽君的歌；他教我认字——不是简体字，是繁体，用毛笔写在废报纸上，"愛"字中间一定要有个"心"，"親"字右边一定要见"见"。

"简体字把心都拿掉了，"他说，"还怎么爱？"

我那时不识字，只觉得他的侧脸在台灯下好看得不像话。他写字的时候很专注，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我会突然从背后抱住他，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他从不躲，只是放下笔，轻轻拍我的手背，像哄一个孩子。

但我们都知道，这种日子是偷来的。

八四年夏天，厂里开始"严打"。保卫科增加了夜间巡查，我的同事老李是个退伍老兵，嗅觉灵敏得像条猎狗。他开始注意到清和的行踪——那个总是独来独往的上海大学生，那个不住向阳房间的怪人，那个每周去城墙根下画画的"资产阶级情调分子"。

"小陈，你跟他走得很近？"有一天老李问我，递给我一支大前门。

"工作接触。"我说，接过烟，手没抖。

"注意影响。"他吐出一个烟圈，"现在风向变了，上海那边已经开始抓了。听说有个什么组织，专门搞这些……"他做了个暧昧的手势，"男男女女的事。"

我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清和。他正在煮面条，闻言关了火，在床边坐了很久。窗外是纺织厂日夜不息的机器轰鸣，像某种巨大的、不知疲倦的心跳。

"我要走了。"他说。

"去哪？"

"深圳。我导师在那边，可以帮我调过去。"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泪，但没有落下来，"陈默，你跟我走吗？"

我沉默了。我有母亲，有刚分到的筒子楼，有这份来之不易的正式工作。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他的勇气。他是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即使去了深圳也能重新开始；而我，一个转业兵，除了这身工装，什么都没有。

"我……"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他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明白。我早该明白的。"

那个晚上，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他格外用力，像是要把我刻进骨血里；我也格外沉默，像是要把这一切都装进眼睛，好留着后半生慢慢反刍。他用他那根滚烫的烧火棍再一次的深深地捅向我的最深处，我咬着牙让他歇斯底里的发泄，他似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趴在我身上喘着气，我心疼的搂着他的脖子，生怕一松手他就消失了一样。十分钟后，一股滚烫的热流注入我的体内，他瘫软地一动不动，额头还渗着汗。我抽了张纸巾给他擦掉，天亮时分，他送我出门，在楼梯口，他突然说："陈默，我给你念首诗吧。"

还是聂鲁达，但换了一首：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遥远而且忧伤，仿佛你已经死了。

彼时，一个字，一个微笑，已经足够。

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觉得幸福。"

他念完，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吻，轻得像一片雪花："走吧。别回头。"

我没有回头。但我听见他在我身后轻轻地说："城北的春天，我替你看了。"

清和走后的第三个月，我结婚了。

妻子是厂里的女工，圆脸，粗手，笑起来有两颗虎牙。她不知道我的秘密，只知道我是个老实人，有正式工作，有筒子楼，母亲还硬朗。我们在食堂办了酒席，老李喝得烂醉，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早该如此，早该如此啊！"

婚礼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抱着马桶吐了整整一夜。妻子以为我是高兴的，帮我擦脸，喂我喝糖水。我抓住她的手，叫了一声"清和"，她没听清，问："什么？"

"没什么，"我说，"谢谢你。"

婚后的日子像一潭死水。我学会了做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工人。八五年，我们有了女儿；八七年，我升了保卫科副科长；九零年，我们搬进了两居室的新楼房。妻子在阳台上养了一盆月季，每年春天都开得轰轰烈烈，但我总会想起那株长在城墙废墟上的野桃花，想起那个说"把花开完"的人。

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深圳那么远，像另一个星球。我偷偷写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我也曾想过去找他，但看着熟睡的女儿，看着在厨房忙碌的妻子，看着墙上贴着的"五好家庭"奖状，我又一次退缩了。

九二年春天，纺织厂破产。我下岗了，靠着在菜市场帮人看摊维持生计。妻子没有抱怨，只是手上的裂口越来越多，晚上偷偷抹廉价雪花膏的时候，会发出轻微的嘶嘶声。我觉得自己欠她的，欠这个世界的，唯独不欠清和——毕竟，是他先说要走的。

但我还是在那个春天去了城墙根。

废墟还在，但野桃花已经没了。听说要修高速公路，这片荒地已经被推土机铲平，只剩下几截残破的城砖，像几颗被拔掉的牙齿，突兀地立在春风里。我在那里坐了一下午，抽了整整两包烟，最后把烟头一个个摁灭在手心里，烫出一个个圆圆的疤。

那夜我发了高烧，梦见清和。他还是二十三岁的样子，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在桃花树下朝我招手。我想跑过去，却怎么也迈不动腿。他就开始念诗，声音越来越远：

"我要在你身上去做，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情……"

我惊醒时，发现枕头是湿的。妻子在另一张床上打着呼噜，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像一道伤疤。

我们再见面，是二零零三年。

非典刚刚过去，街上的人都戴着口罩，眼神警惕而疏离。我在城北开了一家小五金店，勉强糊口。那天我正在给一位顾客找零钱，听见门口的风铃响，抬头就看见了他。

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半边，眼角有了皱纹，背也微微佝偻。但他走路的姿势没变，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像是在思考什么的步子。他穿着考究的灰色西装，手里提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那年头，这还是个稀罕物。

我们隔着柜台对视了十秒钟，像隔着一辈子的时光。

"陈默。"他说。

"沈工。"我说，用的是当年的称呼。

他笑了，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包中华，递给我一支。我摆手，指了指墙上的"禁止吸烟"——那是为应付检查贴的，其实我自己天天抽。但他很识趣地收了起来，说："能出去走走吗？"

我们沿着当年的碎石路走，路已经变成了柏油马路，城墙遗址上盖起了商品房，广告牌上写着"明清雅韵，传世豪宅"。他看着那些仿古建筑，忽然说："那棵桃树，我后来去找过。"

"我知道，"我说，"没了。推土机推的。"

"我找过你好多次，"他说，"八五年，我写信到厂里，被退回来了；九零年，我回来过一次，你们搬了家，邻居说你过得很好；九七年，香港回归，我又回来，你的五金店还没开，我在城北转了三圈……"

"别说了。"我说。

"我要说，"他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陈默，我要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不是当年去了深圳，不是这些年一个人过，而是那天早上，我没有拉住你。我应该拉住你的，我应该告诉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但我没有，我让你走了，我看着你下楼，听着你的脚步声消失，然后我就开始等，等了一辈子。"

他的手在颤抖，像当年那个生煤炉的夜晚。我忽然发现，他的西装袖口磨破了，皮鞋也不合脚，这个在外人看来光鲜的"深圳来的沈总"，其实过得并不好。

"你……结婚了吗？"我问。

"没有。你呢？"

"离了。三年前。"

我们站在当年的城墙遗址上，现在这里是一个小区的中心花园，有喷泉，有假山，有塑胶跑道。一群孩子在追逐打闹，他们的笑声清脆得像玻璃。清和看着那些孩子，忽然说："陈默，你还愿意跟我走吗？"

我愣住了。

"深圳的房子我卖了，"他说，"我想回来，回城北。我们可以开个小店，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就像当年那样。我知道这很荒唐，我们都老了，但是……"

"清和，"我打断他，"我得了肺癌。晚期。"

这是谎话。至少当时是谎话。我只是突然害怕了，害怕那些错过的岁月，害怕那些无法弥补的遗憾，害怕一旦接受了他的提议，就会发现自己这二十年的忍耐、妥协、自我欺骗，全都成了一个笑话。

他的脸色瞬间惨白，像当年那个在桃花树下的少年。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手机响了。是深圳的号码，他看了一眼，没有接，但铃声固执地响着，像是一种催促，一种警告。

"你接吧，"我说，"我回去了，店里没人。"

我转身就走，步伐很快，像当年离开他的宿舍时那样。他没有追上来，但我听见他在我身后喊："陈默！城北的春天——"

我没有回头，所以没听见后半句。后来我想，他可能是想说"我替你看了"，也可能是"我们一起看"，或者只是"对不起"。但不管是什么，我都错过了，就像我错过了一辈子。

二零零五年的春天，我真的得了肺癌。

不是报应，是长期吸烟，加上五金店的粉尘。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妻子——前妻——来医院看过我一次，放下一个果篮，坐了三分钟，说了些"保重身体"的场面话。女儿在美国读书，寄回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是自由女神像，背面写着"祝爸爸早日康复"。

我一个人躺在病房里，看着窗外的玉兰花开了又谢。护士是个年轻姑娘，心肠很好，经常多给我打一份粥。有一天她问我："陈叔，您有没有想见的人？我们可以帮您联系。"

我想了想，说："沈清和。"

"是您儿子吗？"

"不是，"我笑了，咳出一口血，"是一个……老朋友。"

她帮我查了，但深圳那边说，沈清和已经在一年前移民加拿大了，地址不详。我点点头，说："算了，本来也没指望。"

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封信。没有邮票，没有邮戳，是有人直接送到护士站的。信封上是清和的字迹，一笔一划，还是当年教我写繁体字时的那种认真：

"陈默亲启"

信很短：

"我要在你身上去做，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情。

但你已经不是那棵树了，我也不是。

我们在不同的废墟上，开不同的花。

城北的春天，我替你看了。

很好看。"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我捧着那张纸，在黑暗里坐到天亮。窗外的玉兰花谢尽了，但远处的银杏开始发芽，嫩绿嫩绿的，像是一种希望，又像是一种嘲讽。

我现在住在城北的养老院。

八楼，北向的房间，终年晒不到太阳。但我喜欢这里，因为能看到城墙——当然不是真的城墙，是新建的仿古城墙，作为旅游景点，晚上会亮起花花绿绿的灯。但在那些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我还能辨认出几截真正的明代城砖，被嵌在水泥里，像是一种化石，一种证据。

护工是个小伙子，姓周，很勤快，经常帮我擦窗户。他有个男朋友，在城南开奶茶店，周末会来看他。他们以为我老糊涂了，听不见，其实我都听得见。他们在楼梯间接吻，发出轻微的、湿润的声音，像当年的我们。

我不觉得恶心，只觉得羡慕。这个时代真好，年轻人可以光明正大地相爱，可以在阳光下牵手，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老公""宝贝"而不用担心被举报。我有时会想，如果我和清和生在这个时代，结局会不会不同？

但转念一想，也许不会。我们是太骄傲的人，骄傲到宁愿错过，也不愿低头；宁愿在回忆里美化对方，也不愿在现实中磨合妥协。我们的爱情之所以美好，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经过生活的磨损，没有变成柴米油盐，没有变成"你为什么不洗碗""你怎么又忘了关煤气"。

它永远停留在了那个春天，那株野桃花下，那个笨拙的、带着粉笔灰味道的初吻里。

上周，小周帮我整理旧物，翻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我珍藏了一辈子的东西：一张褪色的电影票根（我们唯一一次公开看电影，坐在最后一排，手在扶手下面偷偷牵着）；一块梅林罐头的铁皮（那顿年夜饭的纪念）；几张废报纸，上面是他教我写的繁体字，"愛"中间有"心"，"親"右边要见"见"；还有一张速写，画的是我，侧脸，穿着蓝色工装，在生煤炉，烟呛得我眯起眼睛。

画的背面有一行小字，我以前从未注意过：

"陈默，你是我的清欢。一九八四，春。"

我拿着那张纸，在窗前坐了很久。夕阳照在仿古城墙上，给那些假古董镀上了一层金边，竟然也有几分好看。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问我那棵野桃花"图什么"，我当时答不上来，现在我想我知道了。

它什么也不图。它只是要开花。在废墟里，在无人知晓处，在注定凋零的命运里，它还是要开花。因为开花是它的本性，就像爱你是我的本性，不需要回报，不需要结果，甚至不需要你知道。

我该如何释怀？你曾是我荒芜岁月里唯一的清欢。

我该如何回忆？夜色正浓时，思念这样饱满。

要吹多久的风，才会在同一场梦里缝补遗憾？

要走多远的路，才能抵达灵魂的彼岸？

我若是归客，又怎会在最深的红尘，

让满纸惆怅，铺满城北的春天？

清和，城北的春天又来了。玉兰花谢了，樱花开了，樱花谢了，海棠又开了。护工小周和他的男朋友在楼下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像一只巨大的鸟。

我想，我快要见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