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弓爱国
编辑|龙山
圆梦
我们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骨子里就崇尚英雄、敬仰解放军。尤其是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战事后，这份崇敬更添了几分炽热，风华正茂的我们，人人都以拥有一顶军帽为荣，能穿上一身绿军装，更是会成为众人羡慕的焦点。
那年九月初，一则消息像石子投进我心底——解放军2386军工厂正在侯马招工。彼时家里早已为我安排好了工作，可我实在抵不住军工厂的诱惑，软磨硬泡了许久，终于征得父母点头：“行吧，解放军工厂也不错，你去报名试试。”
隔天，我在红卫厂区的路上偶遇同学景明，见他满脸雀跃，便随口问道：“你这是干嘛去了，这么兴奋？”他笑着答道：“刚检查完身体，准备去2386工厂报到呢。”我心头一动，连忙追问：“那挺好呀，在哪报名？”“红旗旅社。”话音刚落，我便来不及多聊，急急忙忙朝着红旗旅社的方向赶去，只想先探探情况。
走进旅社大门，目光便被头一排平房过道尽头的三辆自行车吸引——车后挡泥板下方，“二三八六”四个红字格外醒目。“嗯，就是这里了。”我在心里默念着，轻轻敲了敲旁边的房门。
“铛铛铛——”“请进。”我轻轻推开门，只见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正挥笔疾书。我怯生生地开口：“同志，这里是2386厂的报名处吗？”中年人抬起头，停下手中的笔，打量了我片刻，问道：“你要报名？”“是的。”我语气坚定地回答，心跳却不由得加快，砰砰直跳。“你家是哪里的？”“红卫机械厂的。”他伸出手，只说了两个字：“介绍信。”我瞬间慌了神，急忙解释：“没有，我厂的居委会主任回东北老家了！”谁知中年人当即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对我说：“这是今天上午刚从你们居委会开出来的，你赶紧回去也开一份。”
我急匆匆地赶回家，全家人正围坐在桌前吃午饭。我把报名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他放下碗筷，二话不说就出门了。我心不在焉地扒拉了几口饭，坐立难安，一会儿站起来踱步，一会儿又坐下发呆。妹妹们默默吃着饭，母亲坐在一旁轻声宽慰我：“别急，你爸和翟主任交情好，能打听明白的。”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终于回来了。我“呼”地一下站起身，还没等我开口，父亲便笑着说：“现在找老翟的人太多，他怕麻烦，就放风说回东北了，其实就在咱家马路对面的果园里办公呢。”说着，他把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介绍信递到我手里。
我攥着介绍信，赶紧骑上自行车去找那位中年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叫杨文秉，是厂里的工程师）正准备出门。我连忙递上介绍信，他仔细看了看，给我填了一张字条，说道：“下午就去医院体检吧，就剩你们几个人了。”“谢谢您！”我连连道谢，走出大门，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体检很顺利，各项指标都合格。全家人得知消息后，都格外高兴。九月二十八日，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通知我十月三日在红旗旅社门前集合，奔赴工厂。
十月三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背包，我手里提着脸盆、碗筷等生活用品，一同来到集合地点。“嗬！”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头一震，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不远处，几辆清一色的绿军车整齐停放着，车帮上贴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积极参加三线建设”的大幅标语，红彤彤的大字在晨光中格外耀眼。车前站着的司机，虽没有佩戴领章帽徽，但一身军装穿在身上，依旧雄赳赳、气昂昂，透着一股军人的威风。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叮嘱道：“记住，离开家了要听领导的话，积极要求上进，好好跟师傅们学技术。我去上班了。”我默默点了点头，目送着父亲骑车远去的背影，心里酸酸的，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家的不舍。
我按照通知书上的号码，找到自己要乘坐的汽车。大约等了半小时，一声哨响划破长空，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高声喊道：“各车点名，点到名的同志直接上车！”不到一小时，所有学员全部上车，汽车缓缓发动，几辆军车连成一队，逶迤着从侯马出发，朝着那片未知的深山，朝着我憧憬已久的三线岁月，缓缓驶去。
征途
汽车起初行驶在平整的柏油路上，可刚过横水，路面就变成了坑洼不平的土路。车辆驶过，尘土飞扬，呛得人直咳嗽。途中，一辆空载的大卡车从我们车队旁呼啸而过，车门上隐约印着“十二冶”三个大字，身后掀起的尘土像一条黄龙，将我们的车队完全笼罩。当我们的头车好不容易从尘土中探出头来，那辆“十二冶”的卡车却突然又加速往前冲，车队再次被茫茫飞尘包裹。这样反复了两次，头车上的年轻人们都按捺不住，纷纷大骂“十二冶”的人不讲道理，故意刁难。
就在这时，驾驶头车、后来被我们称为“飞车大王”的李师傅，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对车上的学员们喊道：“大家都站稳了，咱们超过他！”话音刚落，汽车便发出一阵怒吼，像离弦的箭一样朝着那辆“十二冶”卡车追去。没一会儿，就将对方逼停在路边。李师傅拉开车门，一把拽过“十二冶”的司机，狠狠训斥了一顿，警告他必须等我们整个车队全部驶过，才能继续前行，不许再故意挑衅。“十二冶”的司机看着我们车上群情激愤的年轻人，只好连连点头答应。直到我们的车队驶到烟庄火车站下方，进入工厂的岔路口，再也没有看到那辆“十二冶”的卡车。
车队渐渐驶入峡谷，年轻人们渐渐从刚才的激愤中平静下来，目光被眼前神秘的大山和清澈的小溪所吸引。沿途路过一片依山而建的窑洞区，汽车没有停留，继续前行。又走了一段S型的山路，隐约听到远处传来阵阵锣鼓声。没过几分钟，只见路两旁站着二十多个人，正起劲地敲锣打鼓，一条写着“欢迎新战友”的横幅，在风中轻轻飘动，渐渐清晰起来。这时我们才看清，柏油路的左上方，错落分布着几栋居民区，河道右边的半山腰上，也建有大片的居民区——那便是我们未来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汽车依次停在一处相对宽阔的路旁，我们提着行李，迫不及待地跳下车。带队领导集合队伍、整理好队形后，高声说道：“下面，请工厂苏政委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学员们纷纷鼓掌，只见苏政委身材魁梧，身高约莫一米七五，一张胖乎乎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北口音开口说道：“我叫苏培理，苏修的苏，培养的培，不讲理的理！”一句话逗得底下的学员们“哄”地一声笑了起来，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缓和了许多。苏政委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讲到国家对三线建设的迫切需求，从工厂的军工性质，讲到厂里对我们这些年轻学员的热烈欢迎，足足讲了十几分钟，话语里满是期许与关怀。讲话结束后，带队领导便带着我们这支全新的队伍，朝着半山腰的居民二区走去——那便是我们的临时宿舍。
学员们背着沉重的行李，沿着陡峭而漫长的山坡往上爬，累得气喘吁吁。终于，我们来到了最高处的几排平房前，一位穿着旧军服的青年人走了过来，将我们六个男学员领到一间家属房里。房间左边是一间小厨房，右边的门里，是一排大通铺，东西两头各睡着两个人，睡得正香，没有一点动静。我们六人轻手轻脚地把背包放在大通铺中间的空地上，快速铺展开被褥，就这样，开启了我们在深山里的第一天。
趁着空闲，我走出房间，仔细打量着这栋房子。墙体只有十八厘米厚，单薄得很。我来这里之前，在建筑公司干过两年泥瓦工，清楚地知道，外面建房一般都是二四墙，有的甚至是三七墙，这样的十八厘米厚的墙体，虽然省时、省钱、施工快，但保暖性极差。“看来，这个冬天不好过了。”我在心里暗暗嘀咕着，对未来的艰苦生活，有了一丝隐约的预判。
锤炼
我们居住的二区，是全厂地势最高的地方，当时还没有通自来水。每天清晨，起床哨声一响，我们便先快速叠好被子，然后一窝蜂地沿着人工开凿的土台阶，往下走到二十多米深的河沟里，从小溪中取水洗脸、漱口。土台阶陡峭湿滑，不时有人脚下一滑摔倒，脸盆摔在石头上，发出“叮当”的响声，引来大家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那份青春的朝气，冲淡了些许艰苦。
第二天，临汾的新战友们也陆续抵达，欢迎的队伍也壮大了许多。随后，厂里给我们分了班组，连长、教导员、排长、班长依次做了自我介绍。原来，那位穿着旧军服、接待我们的青年人，就是我们的王班长，他是转业兵出身，曾在工程兵部队服役，有着丰富的野外作业经验。他给班里的每个学员，都发了一套当时社会上很少见的精装版加厚《毛主席语录》，我们每个人都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珍藏着。紧接着，他又给我们每人发了三十七斤饭票（其中粗粮占60%）、五元菜票，还有一套旧军服当作工作服，并要求我们每天整队就餐，严格遵守厂里的纪律。
每天早饭后，我们便开始学习、讨论，开展“斗私批修”活动，聆听领导们分析国内外局势，了解三线建设的重要意义。几天后，我们终于迎来了进厂后的第一个任务——修路。由于我们居住的二区地势高，要修建一条连接到河沟边大路的通道，全长近四百米，路段狭窄，多处紧邻山根，施工难度不小。上级要求，这条路必须全部扩宽到一米五以上，这个任务，便交给了我们班，由工程兵出身的王班长带队。
王班长用浓重的山东话，详细讲解了打眼放炮、抡锤掌钎的操作规则和要领，还亲自上手做了示范，生怕我们操作不当出现危险。讲解完毕后，他分配了任务：男学员负责抡锤掌钎，女学员负责运土清石。对于有着工程兵经验的王班长来说，这些活不在话下，可对于我们这些刚走出家门、从未干过体力活的年轻学员来说，简直是“煎熬”。
一天下来，掌钎的人手臂、手腕被震得乌青黑紫，抡锤的人胳膊肿得抬不起来，连吃饭都握不住筷子。可即便如此，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大家互相轮换着，咬牙坚持着。就这样，足足坚持了一个多月，我们硬生生在山腰间，开出了一条符合要求的小路，将二区与工厂的大路连通了起来。当看到自己亲手修的路，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满满的成就感。
完成修路任务后，我们迎来了第二个艰巨的任务——上山拉电缆。每天早饭时，我们都会提前准备好当天的午饭，有的带两个馒头、一个窝头，有的带两个馒头、一撮咸菜，简单又顶饿。吃完早饭，我们集体坐车前往横岭关山脚下，那里堆放着早已卸下的巨型轱辘电缆线。我们每人背着一段电缆，相隔一米，排成一遛，双手紧紧拉住肩上的电缆，跟着哨声，喊着“嘿呦！前进！嘿呦！前进！”的号子，一步一步，艰难地从山下拉到山顶，再从山顶拉到大虎峪工厂的电杆旁。渴了，就喝一口山间的溪水；饿了，就啃一口随身携带的干粮。虽然已是秋天，山里的风带着凉意，但我们不论男女，个个都满头大汗，身上沾满了山间的棘刺，衣服也被划破了好几处。直到三根电缆全部拉到指定位置，我们才算圆满完成了架线任务。
几项艰巨的任务下来，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每天最奢侈的奢求，就是能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
有一天深夜，我们正在熟睡中，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惊醒。全连的战士们来不及多想，一骨碌爬出被窝，快速跑到门外整队听令。只听邢连长操着一口河北口音，表情严肃地说道：“上级下达紧急任务，要求我们立即赶往火车站！”刘指导员也在一旁，严肃地讲解了黑夜行军的要领和注意事项，反复强调要提高警惕。“出发！”随着一声令下，我们打起精神，默默地快速向火车站跑去。可到了火车站才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紧急任务，而是工厂为了锤炼我们这些新战士的意志，提高大家的敌情观念，特意组织的一次夜间演习。
演习结束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每人要扛一捆水泥砖瓦，运往厂区的建筑工地。尽管已经疲惫不堪，但凭着年轻人的拼劲和不服输的精神，没有一个人退缩。整整一夜，我们齐心协力，硬是把火车站旁堆积的一大片砖瓦，全部搬运到了指定地点，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大腾挪”。
回到宿舍时，天已经蒙蒙亮，小伙子们的肩膀都被砖瓦压得沁出血丝，手掌也磨掉了皮，钻心地疼。我不敢想象，那些平日里细皮嫩肉，却同样顽强的姑娘们，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可即便如此，没有一个人抱怨，大家互相安慰着、鼓励着，脸上依旧带着青春的笑容。
回家
不知不觉，我们进山已经两个月了。繁重而艰苦的体力劳动，让我们渐渐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每天只顾着埋头干活。可当身体稍稍松弛下来，想家的念头，便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尤其是一些女学员，实在忍不住，就去找班长请假，可班长总是严肃地说：“现在你们已经参加工作了，不能说回家就回家。”一句话，说得姑娘们委屈地哭着回到了房间。后来，厂里规定，星期六可以批一天假，大家可以回家探亲，但必须在星期一下午准时上班。
有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突然格外想家，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坐立不安。我去找班长请假，没找到人；又去连部找领导，也不在。“不管了，先回去再说，回来再补假。”我咬了咬牙，打定主意，没再多想，步行前往火车站，买了一张前往侯马的车票。可到了礼元车站倒车时，我才知道，要等到凌晨两点，才有一辆从运城开往北京、中途停靠侯马的慢车。看着空荡荡的车站，我心里有些无奈，可想家的念头太强烈，只能耐心等待。
在车站里，我漫无目的地转悠了几个小时，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想家的情绪越发浓烈。“唉，先吃点东西吧，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我心里想着，走出车站，买了一个烧饼，慢慢啃着，又沿着沿街的小店挨个转了一圈，试图打发时间。天渐渐冷了下来，我只好回到候车室，坐在炉子旁边，眯着眼睛休息。没一会儿，我就打起了盹，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寒颤把我冻醒，一看时间，已经十二点多了。“快了，快了，再等一会儿就能上车了。”我在心里默默数着，又拿起身边的报纸看了一会儿，来来回回走了几圈，实在无聊，便又坐了下来。空荡荡的候车室里，只有寥寥几个人，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终于，检票的铃声响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满是欢喜——马上就要回家了。坐上火车，我思绪万千，一会儿想着父母的模样，一会儿想着家里的饭菜，不知不觉，几十里的路程就走完了。下了火车，一看时间，才凌晨三点多，这时候回家，肯定会吵醒全家人。“算了，就在车站再坐两个小时吧，等天亮了再回去。”我心里盘算着，找了个靠近炉子的位置，烤着火，继续等待。
六点多，天渐渐亮了，父母也刚刚起床，开门看到我的那一刻，脸上满是惊讶。我把回家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母亲叹了口气，没有多说什么，眼里却满是心疼。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不方便回来就不要勉强，需要什么东西，就写封信回来，我和你妈去看你。”我默默点了点头，轻声说：“知道了。”妹妹们听到我的声音，从被窝里探出头来，格外高兴，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问我在山里的生活，问我有没有受苦。
在家里的两天，是我进山以来最轻松、最快乐的日子。星期一下午，我不敢耽搁，赶紧赶回厂里上班。刚到车间，班长就看到了我，劈头就说：“你过来一下。”我心里一紧，跟着他来到车间外的一处枯草坪上坐下。“你这两天去哪了？”班长问道。“我回了一趟家。”我低声答道。“回家为什么不打个招呼？”班长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责备。“我找了你，也找了连部的领导，都没找到，我就想着先回来，再补假。”我理直气壮地辩解道。
可就在这时，我看到班长的眼角泛起了水雾，他轻声说道：“找不见我，你可以跟班里的其他同志说一声呀。你一声不吭就走了，谁都不知道你的去处，深山里这么危险，万一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听到班长的肺腑之言，我瞬间愣住了，心里充满了愧疚。我这才明白，请假不仅仅是遵守纪律，更是让身边的人放心，是一份责任。我红了眼眶，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后来，听厂里的老职工说，回侯马不用买直达票，那样太熬人。可以先买到礼元的票，出站后，拦一辆前往侯马的顺风车，不仅快，还能省两毛钱，司机们一般都会给这个方便。我听了之后，暗暗记在心里，后来回家，便常常这样做。
转眼到了新年，工厂提前放了假，我和同班组的林申一起回家。车到礼元车站后，我们赶紧出站，正好看到一辆拉白灰的拖拉机“蹦蹦蹦”地开了过来。林申连忙招了招手，拖拉机竟然真的停了下来。“同志，请问你去侯马吗？”林申问道。“去！只要你们不嫌脏，就上来吧。”司机师傅笑着说道。“不脏不脏，谢谢您，师傅！”我们俩连忙道谢，麻溜地爬上拖拉机，坐在白灰堆上，心里满是庆幸，庆幸自己运气这么好。
拖拉机缓缓启动，可就在这时，刮起了南风，一路颠簸下来，车上的白灰和路边的尘土，趁机扑向我们，把我们俩弄得满身都是白灰，像两个“雪人”。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的模样，吓了一跳，连忙问道：“这是咋啦？怎么弄得这么脏？”我把路上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妹妹们看着我满身白灰的样子，先是紧张，随后又忍不住笑了起来。母亲连忙打来一盆热水，说道：“快先洗把脸，换换衣服，我给你做了好吃的，赶紧吃饭。”她知道，我在厂里的食堂，从来不敢敞开吃，所以每次我回家，她都会做一大桌子我爱吃的饭菜。
临返厂前，母亲又一次叮嘱我，不要经常回家，来回奔波太辛苦，有什么事情，就写信回来。我点了点头，答应了母亲。后来，交通渐渐方便了起来，不仅有了从工厂到侯马的公交车，坐火车也变得便捷了。每到星期六下班后，我从烟庄车站买一张到侯马的票，在礼元倒车时，只需要等半个小时，还可以提前坐在火车上等待，当天就能早早回到家，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熬夜等待了。
交通方便了，我回家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我在整理几张旧车票时，发现了一张日期打印模糊，但票面很新的车票。看着这张车票，我心里动起了歪脑筋：“何不用这张旧票再蹭一次车，还能省六毛钱。”我暗暗盘算着，把这张旧票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
又一个周末，我像往常一样，来到车站准备回家。我拿着那张旧票，直接上了火车，心里虽然有些忐忑，但又侥幸地想：“票面这么新，日期也模糊，应该没人能看出来，哪有查票这么认真的。”就这样，我放下心来，找了个座位坐下。
火车缓缓启动，没过多久，列车长就站在过道里，高声喊道：“查票了，请大家把车票准备好！”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把那张旧票拿了出来，手心都冒出了汗。等到列车长走到我面前，他拿起我的车票，反复看了两遍正反面，眉头皱了起来，问道：“这张票什么时候买的？”“就、就是刚才买的。”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咚咚乱跳。“小伙子，跟我来一趟吧。”列车长的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力量。
我跟着列车长进了乘务员室，他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道：“没有买票就是没有买票，不用撒谎。毛主席说过，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对吧？这是一张旧票，赶紧补一张票吧。”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只好补了票，心里满是懊悔。
下车后，我还是一脸懵，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纰漏。回到厂里，我向老职工们打听，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天售出的车票，和以前售出的车票，编码是不一样的，日期相距越远，编码的差别就越大，懂行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道理，心里后悔不已，也暗暗告诫自己，以后再也不能耍这种小聪明，做人一定要老实本分。
遭遇狼
在二区住了一段时间后，大量拖家带口的师傅们从河北老厂来到了大虎峪，厂里的家属房变得愈发紧张。与此同时，厂里新建的单身小楼也竣工了，我们便悉数搬离了二区，住进了崭新的单身小楼。
这栋单身小楼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窑洞，墙体是二四墙，空间比较宽敞，每间住五个人，出门就能顺着下坡，走到河边的篮球场。上层是瓦房，墙体依旧是十八厘米厚，和我们之前在二区住的房子一样，保暖性很差。上层朝向大山的一面，有一条用砖砌成的、一米宽的花墙过道，这里的房间面积比较小，每间住四个人，房间中间放一个炉子，就显得满满当当，连转身都有些费劲。小楼的南边，是一栋女职工宿舍楼，两栋楼之间，有一条砖砌的台阶，顺着台阶下坡，就能到达篮球场。过了篮球场旁边的马路，就是厂里的收发室和食堂，再往上走，还有一栋小楼，算是厂里的招待所，招待所的南面，紧挨着工厂的大门。这里，渐渐成了全厂文化、生活、娱乐的中心地段，每天都很热闹。
搬进单身小楼后，我们有了新的“天地”。上下两层二十多个房间，住的全是男职工，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格外热闹。不知是元车班的哪位同志，在楼上架了一副“克朗棋”——这种棋类似今天的台球，但尺寸小很多，用的是棋子，一摆起来，就吸引了不少人。除了上白班的同志，厂里各个单位的人都来这里玩，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我们铣车班的几个人，也想去玩一会儿，可却遭到了元车班同志的严词拒绝。年轻气盛的我们，心里很不服气，中专生海平提议：“他们不借，我们自己做一套！”大家一致同意，便开始动手制作。我们先找了一块一米见方的铁皮，把四周折起五公分的边，当作碰沿，又在四角挖了四个落子洞，把边缘的豁口焊好，再用车床车了一副棋子，简单的克朗棋棋盘就做好了。棋盘一架起来，我们就玩了起来，久而久之，我们的房间，也成了厂里的“热闹小天地”。
不管是白班还是夜班的同志，只要有空，就会来我们房间玩克朗棋，有时候玩到深夜，夜班的同志回来了，玩的人还没散，就接着玩，简直是玩得昏天黑地。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们每个人都熬得精神恍惚，每天休息不好，严重影响了白天的工作。大家终于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便一致同意，把我们亲手做的这副“宝贝”克朗棋，扔到了山坡上，谁想玩，谁就去拿。
青春的活力，总需要找到释放的出口。放弃克朗棋后，扑克就成了我们业余生活的主要娱乐方式。尤其是春节放假前的那一晚，我们几个人围在一起，打扑克打到通宵达旦，到最后，每个人都累得连牌都拿不住了，才打着哈欠，慢悠悠地下楼，坐上厂里送职工回家的汽车。
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六个室友围在一起打扑克，眼看就要到十二点了，突然，室友瑞明浑身冒着热气、头发直竖，气喘吁吁地“咚”的一声撞开了房门。我们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牌，几乎同时开口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瑞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水杯，咕咚咕咚地喝了满满一杯水，平复了好一会儿心情，才哆哆嗦嗦地说道：“我从朋友家出来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急忙从烟庄往厂里赶。夜深得很，两边的空山黑漆漆的，一会儿这边传来一声厉叫，一会儿那边传来一声惨鸣，不知道是什么鸟在叫，听得人心里发毛。”
他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刚转过一个弯道，隐隐约约听到身后有轻微的动静，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到一团黑影，在离我二十多米远的地方蹲着。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我走快，它也走快；我走慢，它也走慢；我停下，它也停下。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四周一片昏暗，只有两只绿色的光柱，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吓得赶紧蹲下身，捡起一块石头，朝着黑影扔了过去，没打中，那团黑影只是动了一下，又不动了。我又捡起一块大一点的石头，一边倒退着走，一边盯着黑影，退了三百多米，直到转过弯道，看到家属区的第一盏路灯，我才鼓起勇气，猛地把石头砸向黑影，然后拔腿就跑，拼命地跑。也许是黑影觉得没有希望追上我了，就没有再追过来。”
听瑞明断断续续地讲完，我们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声说道：“真险呀！你都在这山里走了这么多次夜路了，怎么还会遇到这种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瑞明摇了摇头，说道：“看不清，太黑了，只能看到两只绿森森的眼睛。”这时候，他的语气才渐渐平和了一些，我们几个人坐在床上，你一言我一语地瞎猜起来，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丝后怕。
第二天，暂调到警卫班的纯庆，听说了这件事，特意来到我们房间，肯定地说道：“那肯定是狼！最近这附近，有狼在活动呢！前两天我们巡逻的时候，在汽车库那条路上，就看到一只狼，拖着一条粗粗的长尾巴，从河沟下面朝我们走过来，我们吓得赶紧钻进了驾驶楼，那家伙却不慌不忙地，朝着汽车库后面的山上走去了。”
听纯庆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了自己在警卫班时，一次与狼对峙的亲身经历，便开口说道：“几个月前，我还在西沟警卫班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吃过夜班饭，背着枪去巡逻。当我们朝着化工库方向的陡坡走去时，远远地看到一名男工，左臂架着一名女工，右臂搭着两名女工，慢悠悠地朝着厂大门的方向走过来，神情慌张。我们一看是驻厂里的建筑工人，还没来得及问话，那名男工就结结巴巴地说道：‘前、前面——有狼！有狼！’我们看他们吓得不行，就问道：‘你们还能走吗？’男工连忙说道：‘能、能走，你们快去前面看看吧！’”
我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四个人不敢耽搁，赶紧朝着陡坡上方跑去。刚爬上坡顶，就看到崖边的猪圈围墙上，有一只狼正探头探脑地张望。好家伙！那只狼趴在墙上，足有一人高，看起来十分凶猛。我们组长当即决定，两人一组，一组悄悄接近猪圈，一组从库房后面包抄过去，打算合围之下，把这只狼击毙。可就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那只狼突然转过头，朝着库房山墙边的护坡跑去。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那护坡有三米多高，可狼一跃而上，动作极其轻松，转眼就钻进了山间的小径。”
“我们四个人你推我拽，好不容易爬上了护坡，在一尺宽的护坡顶上，排成纵队。这时候我们才发现，不打手电，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可打着手电，后面同志的枪，又会被前面的人挡住，根本无法射击。就在这时，打手电的小罗子突然大喊：‘看！狼！’我们顺着他手电的光亮看过去，在距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前方，有两只绿莹莹的‘小灯泡’，正盯着我们——那就是狼的眼睛。”
“组长当即下令，让小罗子蹲在前面打手电，后面的和文开枪射击，我和另外一个同志，暂时不要用枪，免得误伤自己人。可等我们再次打开手电，那两只绿莹莹的眼睛，却消失不见了。我们顺着护坡，依次追了过去，一直追到精铸车间下方、锅炉房上面的柿子树旁，看到那只狼正朝着技安室山墙边的山上走去，它走路的时候，三爪着地，一爪蜷缩着，看起来好像是受伤了。我们赶紧跑进技安室——当时里面的地上，还睡着十几个学员呢——我们把枪架在四扇窗户上，守在那里，等着狼从这里下山，好一举歼灭它。可我们从凌晨两点，一直等到天亮五点，那只狼也没有出现，白白等了几个小时。”
我讲完自己的经历，一屋子的人都屏息凝神，随后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人说：“狼太灵了，肯定是提前发现我们了，所以就跑了。”有的人说：“狼把爪子蜷起来，说不定是为了保持爪子的锋利，方便捕猎。”就在这时，二车间的小张走了进来，听到我们的议论，笑着说道：“你们别光说狼了，咱厂不仅有狼，还有野猪呢！”
我们所有人都被他的话吸引了，连忙说道：“真的假的？快说说，怎么回事？”小张清了清嗓子，说道：“有一天我们上夜班，车间里灯火通明，突然一只黑里带黄的杂毛猪，慢悠悠地走进了车间。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个老乡家的猪跑出栏了，没太在意。后来，经常打猎的王师傅经过，看了那猪一眼，愣了片刻，突然大喊：‘是野猪！’我们这才慌了神，赶紧停下车床，拿起车间里的棍棒、扫把，围着野猪打了起来。”
“那野猪看到人多势众，一下子就急了，猛地跳上机修案子，然后隔着玻璃窗，一下子冲了出去，连偌大的窗框都被它撞了下来。我们赶紧联系保卫组，保卫组的同志拿着枪赶过来后，顺着野猪受伤留下的血迹，追出去很远，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它的踪影。”
这一连串与狼、野猪相关的真实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了我们这些单身职工茶余饭后的谈资，每次提起，依旧会让人心里泛起一阵后怕，也成了我们三线岁月里，一段难忘的惊悚记忆。
要媳妇
我们这批学员，从十七、八岁的懵懂青年，背着行囊走进这片深山，转眼间，就已经过去了六年。六年间，我们从什么都不懂的“毛坯学员”，每月只能领取二十元生活费，慢慢成长为二级技术工人，每月能拿到三十七块七毛钱的工资，褪去了青涩，多了几分成熟与担当。与此同时，我们也渐渐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找对象，成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头等大事。
那几年，好多学员借着家里的关系，陆续调离了这片艰苦的深山，去了条件更好的地方工作、生活。尤其是女学员，她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要找一个山外的对象，就能顺利调出去，摆脱深山里的艰苦生活。要知道，当年机械厂招工的时候，男女比例就高达八比二，女学员本就稀少，如今又陆续调离，留下的男青年，找对象就成了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成了我们这些人的“老大难”。
厂里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大龄男女，选择在这片山沟里安了家。他们抛开了外界的诱惑，忍受着生活的艰苦，在深山里相互扶持、彼此陪伴，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大山深处独有的浪漫。可对于大多数男青年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只能想方设法，去山外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深山后，人们的视野渐渐开阔了，对成家立业，也变得更加实际。没有人愿意无缘无故，在这片偏僻的山沟里生活一辈子，毕竟，这里交通不便、条件艰苦，不利于以后的生活和孩子的成长。随着大家结婚的脚步越来越近，婚房也变得愈发紧张，原本的单身小楼，渐渐被婚房挤占，厂里无奈之下，只好又新建了一栋真正意义上的单身楼，解决我们这些单身职工的居住问题。
一九八零年春节刚过，一栋现代化的单身大楼竣工了。住在厂区中心区域的单身职工，全部搬进了这栋新楼。新楼一共有三层，一层和二层住男职工，三层住了部分女职工。房间宽敞明亮，窗明几净，每间住三个人，还配备了桌子、凳子，甚至通了暖气，和以前的单身小楼相比，生活条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善。可即便如此，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找对象，依旧是我们这些男青年的“老大难”问题，没有丝毫缓解。
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和室友林申、福利，刚吃过早饭，回到房间，敞着门，正闲聊着，王厂长突然走了进来。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天津口音，笑着问道：“怎么样啊，小伙子们，住得还习惯吗？”一边说着，一边环视着我们的宿舍，“有什么问题、什么需求，都可以跟我说，厂里会尽量帮你们解决。”王厂长说着，坐在了我们的凳子上，一脸亲切。
我和林申连忙接过话茬，笑着说道：“挺好的，厂长，比以前的单身小楼强太多了，宽敞又暖和，我们都很满意。”王厂长笑眯眯地听着，连连点头。就在这时，福利突然开口，语气带着几分期盼，又有几分调侃：“厂长，别的问题没有，您就给我们找个媳妇吧！”
王厂长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看着福利，沉思了片刻，说道：“小伙子，别急，厂里也考虑到你们的终身大事了。我们准备和闻绛片（总后在闻喜绛县的军需生产基地）咱们系统的几个厂子，联合搞一个联谊会，他们那里女同志多，咱们这里男同志多，正好匹配，到时候，一定尽量帮你们解决终身大事。”
听到这话，我们三个人都格外高兴，连忙站起身，连连感谢王厂长的关怀。那一刻，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期待，盼着联谊会早日举办，盼着自己能早日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在这片深山里，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可没过多久，就传来了一个让人失望的消息——王厂长因工作需要，调回天津了。随着王厂长的调离，那场我们期盼已久的联谊会，也渐渐没了音信，成了我们心中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我们这些单身汉，又重新回到了无助、困惑的原点，找对象的“老大难”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走了一茬又一茬工厂的领导，也吹来了一茬又一茬新的领导。时代在变迁，工厂在发展，可我们这些没有办法调离的年轻人，依旧坚守在三线建设的岗位上，生活在这片深山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直到后来，工厂整体搬迁到侯马，我们才终于走出了这片深山，结束了那段难忘的三线岁月。
如今，岁月流转，大虎峪的烟火早已消散，3606厂的旧址也渐渐被岁月淹没，但那段在深山里奋斗、坚守、欢笑、迷茫的日子，那些一起吃苦、一起拼搏、一起成长的战友，那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那段三线岁月，不仅锤炼了我的意志，更让我懂得了坚守与担当，这份精神，将伴随我一生，永不褪色。
作者简介：
弓爱国，笔名侯马席阳，山西省侯马市人。1969年10月从侯马市到中条山深处的绛县大虎峪2386工厂筹建处工作。1990年随厂迁至侯马市，2008年退休。爱好诗歌，专注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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