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4日凌晨，永春西北的群山上雾气厚得像棉絮。晋江军分区259团沿着山道悄无声息地接近一座土楼，战士们的枪口全部套着消音套筒。十分钟后，嘹亮的“缴枪不杀”划破寂静，哨兵刚举枪便被按倒在地。攻楼行动只用了七分钟，四十多名匪徒束手就擒。缴获名单里，一个熟悉的名字却不见踪影——康明深。正是此人，几个月前在永春境内活埋13名基层干部，引得福建军区下死命令：务必捉拿。
倒回半年前。1950年3月初，永春一区干部邓联春正统计上缴枪支，忽听枪响，电话线随即被剪断。村口的土路被木栅栏堵死，民兵哨所燃起黑烟。不到半小时，邓联春和另外四名干部被拖到后山一片新翻的黄土前。康明深站在人群背后，抖落烟灰，冷冷一句：“埋。”五把锄头齐下，尘土飞扬。村民们跪在远处不敢哭，血腥味和潮湿泥土混成刺鼻气味，这便是“20个投名状”里的最后五人。
康明深1909年生，13岁被卖作养子。靠打短工混命，后来给地方武装当脚夫，沾染军火味越深，越觉得“枪杆子里出出路”。1930年代他给涂友情当壮丁队长，又因一桩“暗夜哗变”夺了同僚职务，爬上民军连长。抗战后期被军统送去贵州息烽训练班，少校军衔到手。1948年底形势逆转，他顺从地下党劝说，率队起义，成了永春游击大队长。
1949年10月，全县游击队与第四野战军会师整编。康明深被调为晋江军分区参谋。按军队体制，参谋是中层指挥岗位，可在他看来，这叫“光说不练”。枪被收走，人被塞进作战室，俨然是把旧山头一刀切下。11月下旬，他“请假”回家，实际上与军统老同乡康仲华密谈一整夜。对方将一枚金戒指悄悄推到桌上，说了句，“再干一票，当年的风光还在。”康明深没吭声，却紧紧攥住戒指。
12月，他联络涂友情的遗孀苏玉英，又找上另一匪首刘子宽。刘子宽狐疑：“杀20个赤匪，拿人头见血，我才信你不是眼线。”康明深点头，只回了两个字：“成。”随后便是那场接连三天的绑架、活埋和枪杀。到第三夜，共13名区乡干部罹难，其中包括涂良愈、邓联春。消息上报后，福建军区痛定思痛，发布一级通缉令，并抽调两团兵力专事围歼。
1950年3月下旬，康明深窜至金门。海峡风急浪大，他蜷在渔船底舱，仍嚼得下带血的咸鱼干。5月，风声稍缓，他潜回闽南山区，纠集残部五十余人。白天窜林子，夜里入村抢粮。年底，蒋介石在台北召开的“八县联防会议”散布“反攻”谣言，康明深受命主持“永春防区”工作。福建军区得到情报，立即批准259团主攻、253团侧护，实施“猛虎行动”。
行动当晚，253团切断所有山路，封锁匪徒外逃之路。259团顺着溪涧抄近，夜色里连水声都压得极低。围楼之前，先夺武器库，再控制制高点。土楼里还有余酒味飘出，匪徒们尚在鼾声里憧憬所谓“反攻”。破门一刻，子弹上膛，喊话同步，半数匪徒未开枪便跪地。清点过程中，发现康明深、苏玉英逃入地道，方向指向东南山麓。
追击任务落在259团1营肩上。1营发动机枪连压制出口，步兵连钻进甬道。半小时后，从村民口中得知，两名匪首打死数名村民后掠粮突围。1营连夜追赶，凌晨四点追至尾领头密林。林中月色惨白，枝叶簌簌作响。苏玉英持卡宾枪反击，但弹匣刚举到肩就被三发点射打翻。现场缴获的麻袋里，两捆大洋、三斤银元闪着寒光。
康明深躲得更深，他腹部已中弹，仍猫腰在草丛中试图作最后火力阻挡。1营指挥员命令火力班封死正面，自己带两名战士绕侧翼。短促交火后，草尖停止了晃动，枪声哑火。走近一看，康明深身中十余弹孔，脖颈旁的枯草被血浸成暗红，连同那枚金戒指一起掉落在地。1营指挥员拾起戒指，抹去泥土，交给随队政工参谋，随手只道一句：“清点完毕，收队。”
三天后，康明深的尸体被运回永春县城示众。县政府公布烈士名单，涂良愈、邓联春等13名干部的家属出席认领遗物；那晚，全城自发熄灯一分钟。至此，这场以背叛开端、以铁血收场的追剿行动画上句点。匪祸平息，山区恢复宁静，闽南公路上重新响起商旅驼铃，失火的古厝也补上了新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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