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三月,长沙,一场书香盛会正在举行。
3月27日,2026年岳麓书会暨长沙图书交易会正式启幕,作为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好书年度阅读盛典也同步开启。
在颁奖仪式上,一部名为《在纸上种春天》的纪录片悄然亮相——镜头里,几位老人坐在书桌前,翻着书页敲着键盘,一笔一划地写着,一字一句地说着。
这部视频记录了湖南出版老一代编辑的故事——当人们为获奖好书鼓掌时,也许很难想象在当代还有这样的一群人,用一辈子的时间做同一件事——编书、写书、让书活下去。
此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几位老人依然坐在书桌前。他们不问今夕何夕,只问稿纸上的字,写对了没有。
他们从贫瘠的年代走来,知道土地需要春天,而春天需要用文字种出来。
朱正:95岁还在敲字,一本书改了七十年
1956年除夕夜,长沙新湖南报(现《湖南日报》前身)的办公楼四楼,当晚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当时的舞票是俏货,别人都托关系搞票。
25岁的朱正坐在办公室,却没有去跳舞。他也不会跳舞。除夕的喧嚣与这位年轻人无关。他去买了几块糕点胡乱吃了,还是排遣不了寂寞。
“我想写书。”他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
命运的齿轮从那天晚上开始转动……朱正开始动笔写《鲁迅传略》。春节三天假期,整栋楼空无一人,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给这本书开了个好头。初四大家来上班了,他就等下班后,晚上接着写。
44天,总共9万多字,到5月上旬,稿子抄完。朱正把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了6月,出版社回信了:“收到,我们准备采用。”
那年12月,出版社寄来了10本样书。合同上,代表出版社签字的印章是“冯雪峰”——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这本书稿费1260块,当时,朱正的月工资是57块……
一本书,就这样从除夕夜的寂寞里,长了出来。
此后的七十年,朱正再也没有停下来。
1979年,朱正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在这里,他主持出版了“骆驼丛书”——一套以回忆录为主的系列读物,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阅读视野。
如今,那个想要写书的年轻人已经95岁了,他还在编书,还在用电脑敲字。他的书桌上摆满了工具书,墙上挂着各种参考资料。他说,《鲁迅传》他改了一辈子,“印一次改一次,印一次改一次,越改越好”。
说这话时,朱正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有一件事他记了很久。1959年,他读到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作为鲁迅作品的读者,朱正越看越失望——里面有些他知道的事情,许广平明显说错了。
“你是回忆录,是讲事实,这就像做数学题目一样,是有标准答案的。事实只有一个,不能有两个。你不对,就是不对。”
后来他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把那些错误一条条指出来。
1979年,《鲁迅回忆录正误》出版,随即在出版圈和学术圈引起很大的轰动。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的胡乔木对这本书十分认可,认为可以作为编辑学的参考用书,并专门向教育部推荐。
“记忆力要好,但永远也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临时查一下,需要什么。”老人指了指桌上那一摞书,思路依旧清晰,眼神依旧坚定。
蔡皋:把书当女儿出嫁,用一生做点灯人
时间快进到1982年……
那一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乡村教师蔡皋带着画笔,走入了这个全新的领域。
“因为是一片处女地,那我去,那很幸福,有幸福感。”她回忆初入行时的心情,眼里还有当年的光。
在那之前,她是老师,面对过几十个“特别灵动、完全不同的灵魂”。她喜欢课堂,喜欢把每堂课都当成艺术。带着教育的积淀和对阅读的热爱,她走进了出版行业。编辑工作在她眼里,与课堂相通——“都是灵魂塑造,都是面对儿童”。她喜欢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喜欢阅读的人,他肯定喜欢书。那我又去做编辑了,做编辑工作太有意思了。”
在少儿社的三十年,她不仅编书,还画插图、做封面设计。她参与编辑、创作了《荒原狐精》(后更名《宝儿》),这本书后来获得BIB“金苹果”奖,为中国绘本赢得了国际声誉,也让蔡皋完成了从童书编辑到绘本画家的转变。
但是,书依然是她的最爱。蔡皋说,书是一个整体,要体现它的精神气质。“我画画就追求质,材料的、纸张的、表达的内容,它都要体现一种质感。精神的质感,画面的质感,它要吻合。”
她把这个叫“质感”。
做书,也是一样。“一本书的材料是一棵树的代价。它立在那里,有气息,还活着,还在呼吸。”她说。
蔡皋是一个感性的人,喜欢美好的句子,也会说出美妙的比喻——回忆起读郭沫若的《女神》,她说她能背下来,因为被那种“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的力量震撼。“做书也一样,你就是做点灯人的工作。你心中要有一盏灯,才能点燃别人的灯。”
“心传心,从来教育就是这个样子的。”
唐浩明:从“不够格”到作家型编辑,靠的是这两个字
同样是在1982年,唐浩明研究生毕业,进入刚刚创建的岳麓书社。
回忆当初,他笑言自己并没有蔡皋老师那么“崇高”理想,只是单纯喜欢读书。而做编辑,可以给自己这个爱好提供便利。
两年后,这位年轻编辑开始着手编撰《曾国藩全集》。这是当年岳麓社启动的一批湖湘历史人物全集中,最难“啃”的一本
以他当时的情况,其实是不够格的——编龄太短,学的又是先秦史,对近代史涉猎不多。但他主动请求做这件事,社里也交给了他。
“我很兴奋,也觉得自己担子很重。”
他从两方面补充自己:业务上向老编辑学习,学养上大量读书。他读近代史专著、读传记、读稗官野史。晚清那段历史,他越读越有兴致。
“一两年时间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有了底气。”
后来他成了作家型编辑的代表,写出了《曾国藩》三部曲。唐浩明回忆:刚进出版行业时,湖南出版界有两句话:编辑要做作家型、学者型。
“我很认可这样的倡导——除开编辑所需的一些业务能力外,你自己还能够写东西,金庸是个了不起的小说家,但他首先是个编辑。他为把报纸编得更好,才出来写武侠小说。”
“关键就是两个字,热爱!对书要热爱。你喜欢它,它就能产生很大的动力。因为喜欢没有道理,我就喜欢做这个事情。
他们用一辈子做了一件事
朱正今年95岁,蔡皋和唐浩明80岁。他们还在看书,还在编书,还在写……
暮春长沙,雨水淅沥不止。朱正缓慢但稳健地在键盘上敲着字,他正在编纂《鲁迅著作全集》(全十四卷)。桌上有两块电脑屏幕,方便这位老人对比稿件、校正差错。
“不要以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一万个读者可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不如你,但是一定至少有一个他比你强。假如你得罪了他,这一个就是你的克星。”
在“克星”的另一面,是另一种“爱”——对职业、对读者、对文字的爱
蔡皋说:“你既然入了门,你何不培养感情?你如果不爱它,你娶了它,你怎么办?”她打了一个比喻:“你要让书像送女儿出嫁一样的心情,送到读者手里去。读者才不舍得丢,才会留下来。因为看得见编辑的温度——那就是你的幸福。”
那年轻一代的编辑,又该如何“安身立命”?
在唐浩明看来,有三个特质,可以穿越时代的风浪——
“第一个,对书要热爱。你喜欢它,它就能产生很大的动力。第二个,对文化的敬重。我对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发自内心地保持一种敬意。第三个,对这个职业的珍惜。我们出版社两大职责:一个是传承,把人类文化的传统传承下来;一个是积累,把当代的文明成果积淀下来,保存下去。”
“有了这三个方面,不管外面的风浪多大,我们可以稳坐钓鱼船,心里有个安身立命之处。”
时代风浪从未停止,而他们也从未离开过书桌。
谈到传承,唐浩明的语气变得郑重:“几千年文明,落在一个人手里,不过几十年。这几十年,就是我们的全部了。所以,怎能不用心?怎能不敬重?怎能不谦卑?”
钟叔河:病榻上写寄语“请超过我,谢谢你们”
95岁的钟叔河靠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甚至很难清晰表达诉求。
但是,他还能写!
这位著名学者、岳麓书社的原总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写下对年轻一代编辑的寄语——
“做出版就是做书,书做得好不好,就看是有不有人要看,不是一时一地有人看或者领导人要看,最好是长久一些的普通读者都要看。我做出版时间很短,不到十年,没有出过什么垂之久远的书,希望后来者远超我,多做出真正有人要读并且垂之永远的书来……”
行笔至此,钟叔河停顿了一下,用力写下最后四个字“谢谢你们!”
传承,就在一字一笔之间,悄悄发生……
有一位年轻编辑去爬岳麓山,想去找到钟叔河认养的那棵大树。她找到了,那棵树非常大,抬起头望不到顶。站在树下,突然就懂了钟叔河先生的那句话——“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
而他们用一生种下的春天,正在新一代编辑手中,慢慢发芽。
第三届中南好书年度阅读盛典上,又一批年度好书闪亮出炉。而也许,比颁奖更重要的,是这些老人还坐在书桌前,还在写、编、读;是记住这群人的存在。不是记住他们的名字,是记住他们用一生教会我们的事——
正如蔡皋所言:“你要尽你所能,让这本书活下去!”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 黄上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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