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18年前的那个春天，村头的大喇叭里一遍遍地喊着“外出打工去，挣钱盖新屋”，村里的年轻人们都蠢蠢欲动。那时候我才12岁，每天最盼着的就是放学后跟在春英姐和秀兰姐屁股后面转，她们俩是村里最要好的姐妹，长得俊俏，人又能干，是我们这些小屁孩眼里的“大明星”。

春英姐家穷，爹早逝，娘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秀兰姐家里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哥哥娶媳妇欠了一屁股债，爹娘天天唉声叹气。那天傍晚，她俩蹲在河边洗衣服，春英姐突然说：“秀兰，咱去北京吧，听说那儿能挣大钱。”秀兰姐愣了一下，手里的衣服差点掉水里：“北京？那可老远了，咱能行吗？”春英姐把衣服拧干，眼神坚定地说：“咋不行？别人能去，咱也能去，等挣了钱，回来给你哥还债，给我娘治病。”

第二天一早，她俩就背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全村人都去村口送她们，春英姐的娘拉着她的手哭：“英啊，到了那儿要照顾好自己，常给家里打电话。”春英姐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没敢回头。秀兰姐的爹娘在一旁抹眼泪，她哥蹲在地上抽烟，一句话都没说。我站在人群里，手里攥着刚摘的野草莓，想递给她们，可车已经开动了，我只能看着她们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

刚开始那几年，村里还能收到她们的消息。春英姐寄回来的信里说，她在北京的一家服装厂打工，每天要干12个小时，手都磨破了，但工资比村里高多了；秀兰姐则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说北京的楼真高，车真多，晚上的灯比星星还亮。她们还寄回来钱，春英姐的娘用那些钱治好了病，秀兰姐的哥也还清了债，盖了新屋。村里人都说，春英和秀兰有出息，以后肯定能在北京扎根。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们的消息越来越少了。先是写信的间隔越来越长，后来干脆连信都没有了。春英姐的娘天天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盼着女儿的信，眼神越来越浑浊；秀兰姐的爹娘也经常唉声叹气，说女儿翅膀硬了，忘了爹娘了。村里的人也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她们在北京找了好人家，不想回来了；有的说她们可能出什么事了；还有的更刻薄，说她们是嫌家里穷，故意断了联系。

有一年过年，春英姐的娘生病了，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嘴里念叨着：“英啊，你回来看看娘吧，娘想你。”村长托人去北京打听她们的消息，可北京那么大，谁知道她们在哪儿呢？最后还是春英姐的一个同村工友回来，说在一家医院见过春英姐，她好像病了，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春英姐的娘一听，哭得更厉害了，非要去北京找女儿，可家里没钱，最后还是被拦了下来。

我上大学后，放假回家，经常会去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会儿，看看那两个曾经充满希望的身影会不会突然出现。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说北京有个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里面的人大多来自农村，每天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钱，住在最简陋的房子里。我突然就想到了春英姐和秀兰姐，她们会不会也住在那样的地方？她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所以才没回来？

去年夏天，我去北京出差，特意去了那个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那地方乱糟糟的，到处是低矮的平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我挨家挨户地打听春英姐和秀兰姐的消息，可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她认识秀兰姐，在附近的一家超市打工。我赶紧按照她说的地址找过去，远远地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整理货架。那就是秀兰姐，她比以前胖了点，脸上有了皱纹，头发也白了几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多。

我走过去，轻声喊了一声：“秀兰姐。”她愣了一下，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惊讶：“小远？你怎么来了？”我笑着说：“姐，我来北京出差，特意来看看你。”她拉着我的手，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把我带到她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面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大堆杂物。她给我倒了杯热水，不好意思地说：“地方小，别嫌弃。”

坐下来聊了一会儿，我才知道这些年她们过得有多难。刚到北京的时候，她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工地搬砖，每天累得直不起腰，还经常被工头欺负。后来春英姐进了服装厂，可干了没几年，就因为长期加班，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连胳膊都抬不起来，被工厂辞退了。秀兰姐在饭店打工的时候，被客人欺负，想辞职，却因为欠了房东房租，不得不继续干下去。

我问：“姐，那你们为啥不回来啊？家里人都想你们了。”秀兰姐叹了口气，说：“咋不想回来啊？可我们混成这样，回来让家里人咋看？春英姐的病需要钱治，我们还得攒钱，等攒够了钱，把病治好了，再风风光光地回去。”她顿了顿，接着说：“上次我给家里打电话，娘说村里好多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了，盖了新屋，娶了媳妇，我哥也抱孙子了。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我看着秀兰姐，心里酸酸的。我知道，她们不是不想回来，是不敢回来。她们怕自己的落魄让家里人失望，怕村里人的议论和嘲笑。她们把所有的苦都咽在肚子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风风光光回来”的那一天。

临走的时候，秀兰姐塞给我一包北京特产，说：“小远，替我把这个带给我爹娘，就说我在北京挺好的，让他们别担心。”我接过那包特产，沉甸甸的，里面装的哪里是特产啊，是秀兰姐对家里人的思念和牵挂。

回到村里，我把特产交给秀兰姐的爹娘，他们拿着那包东西，眼泪哗哗地流：“我的儿啊，你可让我们想坏了。”我跟他们说，秀兰姐在北京挺好的，就是工作忙，没时间回来，让他们别担心。可我知道，秀兰姐的苦，我没法说，说了只会让他们更心疼。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还是会外出打工，但大多每年都会回来，只有春英姐和秀兰姐，还是没回来。村里的老槐树依旧站在村口，春英姐的娘和秀兰姐的爹娘，还是会经常去那儿坐着，盼着女儿的消息。

我有时候会想，她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是不是一定要等到“风风光光”的那一天？可我知道，在爹娘眼里，女儿平平安安地回来，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