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在砖窑拉三月砖坯，结工钱窑主说没钱，让他腿脚不方便闺女抵|工棚|工钱|砖坯|砖窑|窑主

87年在砖窑拉三月砖坯，结工钱窑主说没钱，让他腿脚不方便闺女抵

一九八七年，我二十一岁，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爹那年刚做了胃切除手术，整个人瘦成了一把骨头，躺在床上连翻个身都要人帮忙。娘要照顾爹，还要伺候地里的庄稼，忙得脚不沾地。底下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十五，一个十二，都在上学。一家五张嘴，全靠那几亩薄地和我在外面打零工撑着。

那年春天，听隔壁村的赵老四说，河北那边有个砖窑招工，拉砖坯，计件，多劳多得，干得好了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一百多块，在那个年代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在地里刨食一年到头也落不下几个钱。我跟娘说了，娘不放心，说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被骗了怎么办。我说没事，我二十一了，又不是小孩子。娘又说你爹这个样子，你走了家里怎么办。我没吭声，当天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好几根烟，最后还是决定去。

走的那天，娘给我烙了十张饼，煮了二十个鸡蛋，装在一个蛇皮袋里。爹躺在床上，侧着头看我，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不行就回来”。我说知道了，背起蛇皮袋就走了，没敢回头，怕回头就走不了了。

坐了一天的火车，又搭了三个小时的拖拉机，天黑的时候到了那个砖窑。砖窑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四周全是荒地，光秃秃的，连棵树都看不见。远处有几间低矮的土坯房，烟囱里冒着黑烟，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煤烟味和泥土烧焦的味道。

窑主姓孟，四十多岁，矮胖，脸上的肉把眼睛挤成两条缝，说话的时候喜欢眯着眼笑，看着和和气气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我多大，我说二十一。他点了点头，说“年轻，有力气”，然后让一个工人带我去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是一间大通铺，泥巴墙，稻草顶，地上铺了一层麦秸，上面扔着几床又黑又脏的被褥。住了十几个工人，全是跟我一样出来讨生活的，有四川的，有河南的，有安徽的，天南地北的口音混在一起，吵吵嚷嚷的。我找了个角落，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放，算是安顿下来了。

第二天天不亮就开工了。砖窑的工作说起来简单，就是把泥坯搬到窑车上，推进窑里烧，烧好了再搬出来。但干起来才知道，这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一摞砖坯少说也有五六十斤，一天要搬几千块，从早搬到晚，中间只歇一个钟头吃饭。手被泥坯磨得血肉模糊，用胶布缠一缠接着干。腰疼得直不起来，晚上躺在麦秸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天不亮又要爬起来接着干。

我咬牙撑了下来。头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像被人拆了骨头又重新装了一遍。但我没想过走，因为孟老板说了，一摞砖坯给一分五厘钱，我算过了，一天要是能搬一千五百摞，一个月就能挣将近七十块。这比在家里种地强多了。

我干活卖力，不多说话，不惹事，也不跟人争。工友们有吵架的，有喝酒闹事的，我从来不掺和。下了工就回到通铺上，就着凉水啃饼子，啃完了倒头就睡。孟老板有时候来工棚转悠，看见别人在打牌赌钱，我在角落里睡觉，就眯着眼笑，说“这小子，老实”。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春去夏来，砖窑里的温度越来越高，干活的时候汗珠子顺着脊背往下淌，裤腰带湿透了，拧得出水来。我的手上磨出了一层厚茧，再也不怕泥坯硌手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大概是习惯了。我算了算，干了快三个月了，应该能拿到将近两百块钱。两百块钱，够给爹抓药，够给两个妹妹交学费，够家里大半年的开销了。

我开始盼着结工钱的那天。

那天终于来了。是一个阴天，天上的云压得很低，闷得人喘不过气来。下工以后，工友们都聚在工棚外面等孟老板。我也在等，手里攥着那顶破草帽，心里盘算着这钱拿到手以后怎么花。先给爹买两瓶好药，再给两个妹妹一人扯一身衣裳，剩下的存着，过年的时候给家里买点肉。

孟老板来了，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鼓鼓囊囊的，看着像装了不少钱。他站在工棚前面，眯着眼扫了一圈我们这些人，清了清嗓子，说话了。

“弟兄们，辛苦了辛苦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慢悠悠的，像是在跟老朋友聊天，“这个季度的砖卖得不太好，货款还没收回来，大家伙的工钱可能要晚几天。”

工棚前安静了一瞬，然后炸开了锅。四川的老陈第一个冲上去，一把揪住孟老板的衣领，吼道：“老子干了四个月了，一分钱没见着，你说晚几天？晚几天？”

孟老板也不急，笑眯眯地把老陈的手掰开，说：“老陈老陈，你急什么，我又没说不给。货款一到，我第一个给你。”

河南的小李也上来了，说自己也干了三个多月了，家里老婆要生孩子了，等着钱用。安徽的老周更惨，他说他爹病了，等着钱抓药，他出来半年了，一毛钱都没往家里寄过。

孟老板被围在中间，脸上还是笑眯眯的，但眼睛里的光变了，变得又硬又冷，像两块石头。他从提包里掏出一沓纸，说：“都别吵，都别吵。你们干多少活我记着呢，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们的。但眼下确实没钱，要不这样，你们先回去，过半个月再来，货款到了我一准儿给你们结。”

没人走。大家都不是傻子，半个月以后来，谁知道他还认不认账。老陈又冲上去了，这次不是揪衣领，是一拳打在孟老板脸上。孟老板的嘴角破了，血顺着下巴往下淌，他不笑了。他把血擦掉，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要钱的就在这儿等着，看你们能等到什么时候。”

那天晚上，工棚里乱成了一锅粥。有人骂，有人哭，有人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走。老陈坐在通铺上，两只手抱着头，一声不吭。他干了四个月，一分钱没拿到，他不知道怎么回去面对老婆孩子。安徽的老周更惨，他爹等着钱抓药，他没拿到钱，不敢回去，怕回去了也救不了他爹。

我也坐在角落里，手里攥着那顶破草帽，脑子里一片空白。三个月，九十多个日夜，手磨破了又长好，长好了又磨破，腰疼得直不起来，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接着干。我在砖窑里流的汗，怕是能用桶装了。现在孟老板一句“没钱”，就全打水漂了？

我不甘心。但我能怎么办？我一个外地人，在这个地方谁也不认识，打官司没门路，打架打不过，人家是地头蛇，我拿什么跟他斗？

工友们陆陆续续地走了。有的去了别的地方找活干，有的回了老家，有的留下来继续等。老陈没走，老周也没走，我也没走。我们三个人留了下来，住在工棚里，每天去孟老板的办公室要钱。孟老板一开始还见我们，后来连见都不见了，让两个看场的把我们挡在外面。

看场的是两个彪形大汉，一个姓赵，一个姓孙，都是孟老板从老家带来的。赵大个儿有一米八几，膀大腰圆，往那儿一站像一堵墙。孙猴子瘦高个儿，但一身的腱子肉，胳膊比我大腿还粗。他们不让我们靠近办公室，我们就站在院子外面等。下雨了也在等，太阳晒也在等，从早等到晚，从晚等到早。

老陈等不下去了，他老婆托人带了信来，说孩子病了，让他赶紧回去。老陈走的那天，蹲在工棚门口哭了一场，哭完了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走了。他走的时候没跟我们打招呼，大概是觉得丢人，没脸见人。

老周也没等到钱，但他不敢回去，他爹的病不知道怎么样了，他怕回去了看到的是他爹的坟。他每天站在院子外面，眼睛直直地盯着孟老板的办公室窗户，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子，风吹不动，雨打不动。

我留下来，不是因为比他们有骨气，是因为我没地方去。回去的路费都没有，我就是想走也走不了。

又过了几天，孟老板忽然让赵大个儿来叫我了。赵大个儿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说：“孟老板叫你进去。”

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孟老板坐在一把藤椅上，面前泡着一壶茶，茶汤红亮亮的，是上好的红茶。他看见我进来，又眯着眼笑了，指了指对面的凳子，说：“坐。”

我没坐。

他也不在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慢咽下去，像是在品味什么好东西。喝完茶，他把茶杯放下，看着我说：“小孙啊，我看你是个老实人，跟那些人不一路。”

我没说话，等他往下说。

“你的工钱，我算过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数字，“三个月零七天，一共是两百一十三块六毛。”

这个数字跟我算的差不多，我在心里点了点头，但还是没说话。

“钱呢，现在确实没有。”他把那张纸放在桌上，用手指点了点，“但是呢，我有另外一个办法，能把这个账抵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又变了，不是石头的那种硬和冷，而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黏糊糊的东西，像鼻涕虫爬过的痕迹。

“我有个闺女，”他说，“今年十九了。腿脚不太方便，小时候得小儿麻痹症落下的。人长得不丑，就是走路不太好。你要是愿意，你把她领走，那两百多块钱就算我给你媳妇本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我看着他，他的脸上还是那副笑眯眯的表情，好像他说的不是把一个活人当货物抵账，而是在跟我商量买一头牲口。

“你开什么玩笑？”我说，声音干得厉害。

“没开玩笑。”他说，从藤椅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孙，你想想，你一个外地人，在这个地方无亲无故的，回去也娶不上媳妇。我闺女除了腿脚不好，哪样都不差，你把她领回去，给你洗衣做饭生孩子，不比你在外面东奔西跑强？”

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一种说不上来的恶心。我活了二十一年，见过穷，见过苦，见过世道不公，但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可以把另一人当成东西来抵账的。

“我不要。”我说。

孟老板的眼睛眯得更厉害了，几乎成了一条缝。他从那条缝里看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笑了，笑声不大，但听着让人后背发凉。

“小孙，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干也干了，钱我没有。你要么把我闺女领走，账一笔勾销。要么你一分钱拿不到，白干三个月，两手空空回去。你自己选。”

我站在那间办公室里，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屋里亮着一盏白炽灯，灯泡上落满了灰，光线昏黄昏黄的，照在孟老板的脸上，他的脸一半亮一半暗，像戏台上的脸谱。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发木。我想一拳砸在他那张笑眯眯的脸上，像老陈那样。但我没有。不是因为不敢，是因为我知道，砸了也没用。砸了，我不仅拿不到钱，还会被赵大个儿和孙猴子打个半死，然后扔出去。

我转身走了。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院子里的灯没开，只有远处砖窑里透出一点暗红色的光，是窑火的光。那光在黑暗中一跳一跳的，像一个受了伤的人在喘息。

我走到工棚门口，老周还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办公室的方向。他看见我出来，问我：“给钱了？”

我摇了摇头。

他没再问，转过身，慢慢走回了工棚。他的背影在暮色里显得很驼，像一张拉满了的弓，随时会断。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工棚后面的土坡上，抽了大半包烟。烟是我在村里的小卖部赊的，记在老周的账上。我平时不抽烟，嫌呛，但那天晚上觉得不抽点什么，心里头那口气就顺不过来。

我坐在土坡上，看着远处的砖窑，窑火在烟囱口一明一灭的，像一个巨大的、疲惫的心脏在跳动。风从旷野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煤烟的味道，吹得我身上的汗衫猎猎作响。我想起娘，想起爹，想起两个妹妹，想起家里那几亩薄地，想起院门口那棵老槐树。我想回家，但我不知道怎么回。我没有钱，没有车票，连个搭便车的地方都找不到。

我想起孟老板说的那个闺女。腿脚不方便，十九岁，被他爹拿来抵账。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知不知道她爹正在把她当货物往外推。也许她知道，也许她不知道。也许她知道了也无所谓，反正她腿脚不方便，在这个家里也是个累赘，能抵两百多块钱的账，在她爹眼里大概已经是物尽其用了。

我把烟头掐灭在土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风更大了，吹得我的头发糊了一脸。我把头发拨开，看着远处那条通往外面的土路，土路在黑暗中像一条灰色的蛇，蜿蜒着伸向看不见的远方。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不知道。

第二天，孟老板又让赵大个儿来叫我了。

这次我没有去办公室，他让赵大个儿把我带到了砖窑后面的一个院子里。那个院子我之前从没去过，在砖窑的最深处，四周是高高的土墙，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上挂着几个青色的石榴，还没熟。院子不大，但收拾得比前面干净，地上扫得一根草都没有。

院子中间站着一个姑娘。

她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褂子，头发扎成一条辫子垂在胸前，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手指头扭来扭去的，像两条缠在一起的藤蔓。她的脚有些跛，站着的时候身子微微往左边歪，像一棵被风吹斜了的小树。

孟老板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那姿态像在展示一件货物。“这就是我闺女，秀兰。”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得意，好像在说“你看，我没骗你吧，我闺女确实不丑”。

秀兰的头低得更厉害了，下巴几乎要碰到胸口。她绞在一起的双手在微微发抖，指尖泛着青白色，大概是太用力了，血液不流通。

我看着那个姑娘，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往下坠。她不丑，孟老板没撒谎。她甚至可以说长得挺清秀的，瓜子脸，细长的眉毛，鼻子挺直，嘴唇抿着，抿成一条线。但她的脸上没有表情，像一个面具，白白的，冷冷的，什么都看不出来。

“秀兰，抬起头来，让人家看看。”孟老板说，声音里带着命令的语气。

秀兰没有抬头。她的身子抖了一下，很轻微的一下，但我看见了。她的肩膀在孟老板的手掌下缩了缩，像一只被按住的小动物，想逃又逃不掉。

孟老板的脸色变了，变得很难看。他用力捏了一下秀兰的肩膀，说：“我叫你抬起头来，你聋了？”

秀兰慢慢地抬起了头。

我看见她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但很黑，黑得像两潭深水，看不见底。那双眼睛里没有害怕，没有愤怒，没有悲伤，什么都没有，空洞洞的，像两口枯了的井。

她看了我一眼，只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移到了院子角落的石榴树上，看着那些青色的石榴，像在数有几个。

我站在那个院子里，站在石榴树下，站在那个低着头绞着手的姑娘面前，站在那个笑眯眯的窑主旁边，浑身上下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动弹不得。我想走，我想跑，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得越远越好。但我的脚像生了根，扎在泥土里，拔都拔不出来。

不是因为秀兰。是因为我自己。

我在想，如果我现在转身走了，我拿不到一分钱，回不了家，见不到爹娘，我这三个月就白干了。我回去以后拿什么给爹抓药？拿什么给妹妹交学费？拿什么让一家五口人活下去？我出来的时候，娘把家里仅剩的几十块钱全塞给了我，她自己一分都没留。我要是一分钱都带不回去，这个家怎么办？

可我要是不走，我就要把面前这个姑娘领走。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叫什么，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知道她走路的时候左脚还是右脚不方便，不知道她笑起来是什么样子。我要把她从一个火坑里领出来，领到哪里去？领到另一个火坑里去吗？我家里穷得叮当响，爹躺在床上等钱抓药，娘在地里累弯了腰，两个妹妹连件不打补丁的衣裳都没有。我拿什么养活她？拿什么对她好？

我站在石榴树下，头顶上那几个青色的石榴在风里轻轻晃着，像一个个沉默的铃铛。空气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不是砖窑里的煤烟味，是一种更浓的、更沉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味道。

孟老板等得不耐烦了，松开秀兰的肩膀，走到我面前，压低声音说：“小孙，你到底是领还是不领？别耽误我时间。”

我看着他，他那双眯成缝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我恶心到了骨子里。那是一种把人当成货物的、把婚姻当成买卖的、把女儿当成商品的东西。这种东西我见过，在村里见过，在镇上见过，在这世上的每一个角落里都见过。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站在这个买卖的中间，成为这个交易的一部分。

“让我想想。”我说。

孟老板看了我一眼，嘴角抽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转身走了，走之前对秀兰说了一句：“回屋去。”

秀兰转身，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堂屋。她走路的姿势比站着的时候更明显了，左腿短了一截，每走一步身子就往左边歪一下，像一只翅膀受了伤的鸟，在地上艰难地跳动。她走到门口的时候，手扶着门框，停了一下，然后跨过门槛，消失在屋里。

院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风从石榴树的枝叶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我蹲下来，蹲在石榴树下，两只手抱着头，闭上了眼睛。

我想起很多事。想起我小时候发烧，爹背着我走了十几里路去镇上卫生院，他的脊背宽厚的像一堵墙，我趴在上面觉得很安全。想起娘在煤油灯下给我缝衣裳，针脚密密实实的，像她的爱一样，不漏风。想起两个妹妹跟在我屁股后面去河边摸鱼，小妹掉进水里，我一把把她捞起来，她吓得哇哇哭，我哄她说“没事没事，哥在呢”。

我在，可我拿什么在？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我拿什么去养一个家？

那天晚上，我又坐在工棚后面的土坡上抽烟。老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了，坐在我旁边，没说话，从我手里拿过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老周，”我说，“孟老板要把他闺女抵给我，抵那两百多块钱。”

老周抽烟的手停了一下，烟雾从他指缝里飘出来，在夜风里散得很快。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我说话。

“你咋想的？”他终于开口了。

“我不知道。”

老周又沉默了一会儿，把烟头掐灭在土里，说：“那闺女我见过一次，在砖窑后面的院子里。她端着盆子出来倒水，看见我就躲回去了。腿是不太方便，但人看着不傻。”

他顿了一下，又点了一根烟，说：“你要是把她领走了，你们俩都是一条命。你不领她，她爹也不会让她好过。”

我没说话。老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躺在麦秸上翻来覆去地想。想了一夜，想得头都快炸了，也没想出个结果来。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走到砖窑后面的那个院子前面，院门关着，里面静悄悄的。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敲门。

门自己开了。

秀兰端着一盆水从里面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盆子里的水晃了晃，洒了一些在地上。她低下头，从我旁边走过去，把水倒在院墙根下面，然后端着空盆子往回走。

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你叫啥？”她问。声音不大，轻轻的，像风吹过麦田的声音。

我说了我的名字。

她点了点头，端着盆子进了院子，门没关，虚掩着，留了一条缝。

我站在门口，从那条缝里看进去。秀兰把盆子放在院子里的石台上，转过身，看着我。她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但那双空洞洞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光。那点光很微弱，像远处砖窑里的火，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

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们就那样隔着那道门缝看着对方，看了大概有几秒钟，也许更长。

然后她转过身，走进了堂屋。

我推开那扇虚掩的门，走进了院子。

石榴树还在，青色的石榴还在，风还在吹，沙沙沙的，像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

我走到堂屋门口，站住了。

堂屋里光线很暗，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来一点光，照在秀兰的身上。她坐在一把竹椅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直直的，跟她爹坐着的姿势一模一样。但她的眼睛不一样，她爹的眼睛是眯着的，她的眼睛是睁着的，睁得很大，看着门口的光，看着光里的我。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我问她。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看了好一会儿。她的手不大，手指细长，指甲剪得齐齐的，干干净净的。那双手不像是在砖窑里干活的人的手，倒像是做针线活的、绣花的手。

“你家里有地吗？”她问。

“有。”

“够吃吗？”

“不够。但能糊口。”

她点了点头，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里空洞的东西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沉、很重的、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那不是希望，不是绝望，不是认命，不是抗争，而是一种混合了所有这些的、复杂得让人心碎的东西。

“我跟你走。”她说。

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我看见她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颤了一下，像一只蝴蝶落在花上，翅膀扇了一下，又合上了。

那天下午，孟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写着我工钱的纸，当着我的面撕了。纸片从半空中飘下来，落在水泥地上，像几只白色的蝴蝶。

“人你领走了，账就清了。”他说，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小孙，你别怪我心狠，我也是没办法。我养了她十九年，她吃我的喝我的，也该给我挣点回来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一个把女儿当货物的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我从办公室出来，回到工棚，收拾了我的东西。蛇皮袋还是那个蛇皮袋，饼吃完了，鸡蛋吃完了，袋子空了，瘪瘪的，像一张皮。我把两件换洗的衣裳塞进去，拎着袋子走到砖窑后面的院子。

秀兰已经收拾好了。她穿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辫子重新扎过了，扎得紧紧的，辫梢扎了一截红头绳。她脚边放着一个旧包袱，灰蓝色的布，打着补丁，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她没有回头看她住过的房子，没有回头看她爹的院子，没有回头看那棵石榴树。她弯下腰，把那个包袱拎起来，走到我面前，说：“走吧。”

我接过她手里的包袱，放在蛇皮袋里，一起扛在肩上。包袱不重，但也不轻，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大概是她的全部家当。

我们走出院子的时候，天又开始阴了。云压得很低，铅灰色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风从旷野上吹过来，带着潮湿的气息，吹得秀兰的辫子在背后轻轻晃着。

她走在前面，一瘸一拐的，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我跟在她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肩膀很窄，腰很细，走路的时候身体往左边歪，像一个被风吹歪了但还在往前走的稻草人。

我们没有回头。谁都没有回头。

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把她带回去以后，爹会说什么，娘会说什么，村里人会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养活她，能不能对她好，能不能让她觉得她没有选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走在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肩上扛着两个包袱，前面走着一个一瘸一拐的姑娘，天快下雨了，我们得在雨落下来之前，走到公路上，搭上一辆能带我们离开这里的车。

风越来越大，云越来越低，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像是天在叹气。秀兰走得慢了些，我跟上去，走在她旁边。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天，说：“要下雨了。”

我说：“嗯。”

她从包袱里抽出一块塑料布，递给我，说：“你披上。”

我没接，把塑料布展开，披在她身上。她愣了一下，抬头看我，眼睛里有光，比在院子里的时候亮了一些，像雨前的闪电，一闪一闪的。

“你不披？”她问。

“我不怕淋。”我说。

她低下头，把塑料布裹紧了，没有说话。

雷声越来越近，风把路边的野草吹得贴在地上，远处的天边已经挂起了一道灰色的雨幕，正朝着我们这边移动过来。我们加快了脚步，她走得快的时候腿瘸得更明显了，身子歪得更厉害，但她咬着牙，一声不吭。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小，很凉，指节细细的，像冬天的树枝。她被我握住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松了下来，手指动了动，反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很凉，我的手很热，握在一起，温度就匀了。

雨终于落下来了，先是几滴大的，砸在塑料布上，噼啪作响。然后是一阵密集的雨幕，像有人从天上倒了一盆水，哗地一下浇在我们身上。